功能饮料公司内部控制总结【参考】.docx

泓域/功能饮料公司内部控制总结功能饮料公司内部控制总结目录一、 公司治理模式差异论 3二、 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关系 6三、 家族治理模式的主要内容 7四、 家族治理模式的评价 11五、 信息披露机制 13六、 激励机制 19七、 经理人市场 25八、 证券市场与控制权配置 30九、 反舞弊机制 39十、 举报人保护制度 51十一、 信息与沟通的概念 54十二、 信息的含义与分类 56十三、 公司简介 58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59公司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59十四、 项目简介 60十五、 产业环境分析 64十六、 必要性分析 68十七、 发展规划分析 69十八、 人力资源配置 72劳动定员一览表 72十九、 法人治理 74一、 公司治理模式差异论根据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效率理论可知，不同的公司其治理机制的效率也是不同的不同的经济任务、不同的经济环境必然也将产生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公司治理模式被证明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这种公司治理模式之间的差异就必将存在着几种公司治理模式的产生都是与其具体的市场条件和政治、历史因素密切联系的治理模式差异论认为，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历史传统和发展水平的不同，致使世界上很难存在唯一最佳的公司治理模式。

一）历史传统哈佛大学教授卢西恩•伯查克和马克•罗伊共同发现路径依赖理论，即一国的公司治理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先前存在的公司制治理结构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沿着先前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轨迹与方向发展，由此导致了各国在先前由于其不同的环境甚至是历史条件而形成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因为：第一，怎样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通常是有章可循的；第二，现有的公司治理模式缺陷会随着公司运营逐渐显现，但公司内部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会阻止对公司治理模式进行变革，维护其既得利益由此可知，即使竞争效率的压力和全球趋同化仍然存在，但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同不可能消失二）经济条件经济条件上，“外部控制型”的英美公司治理模式，主要依赖于完善的外部资本市场来对经理层进行有效的监控，而“内部控制型”的德日公司治理体制，则依赖于公司内部监控机制作用的发挥如果德国模式迎接敌意收购和股东导向型董事会，那么，德国就会出现既没有劳工影响的董事会，也没有契约和劳动力市场的保护监控机制，这样的治理模式将会是不可想象的在制度的选择过程之中，国家利益以及政治选择等因素都影响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例如，美国政府对财产权实施了较为充分的保护，所以在美国就形成了外部治理的机制和市场导向型模式；而韩国政府对公司的监管和对贷款的分配，则形成了家族导向型和政治管制型模式。

经济条件上的巨大差异，导致各国在对公司治理体制上所做选择的巨大差异一国经济体制在某一时点所拥有的规则依赖于并且反映该经济体制最初拥有的所有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总之，各种治理模式的存在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各国的特色和适应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虽然近年来，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外部控制模式和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内部控制模式这两种典型的模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趋同但是，这种趋同仅仅是相对的，各种模式在变革的过程中都没有完全偏离各自原先的轨道公司治理模式不会因为经济全球化而完全趋同三）政治影响哈佛大学教授马克•罗伊认为政治因素的主导作用是造成各国公司治理模式差异性的主要成因在《强管理者，弱所有者：美国公司财务的政治根源》中，他指出，政治影响产生了美国大中型公司的不紧密的股权模式究其根本原因是美国政府本着政治利益，力主弱化金融资本的影响力，据此来束缚金融机构的规模和经营范围接下来罗伊教授又在《公司治理中的政治决定因素》这本书中接着提到，欧洲本土的治理结构与美国公司不同，主要决定于是否存在“社会民主”的政治传统，个人本位和平民思想比较重因此，分散的股权结构会凸显其高效在欧洲本土根深蒂固的民主传统下，注重整体利益，看重的是分配，如果出现雇员利益和股东权益相冲突时，高层一般会向前者倾斜。

所以，在政治社会民主前提下，大众公司相较私人公司产生股东和管理层的代理成本的风险更大这种风险的防范措施即是集中持股——通过相对比较保密的会计制度直接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大股东能够防范将公司资源应用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一一这也是欧洲本土缺少公共公司的原因所在如若试图对制度进行改革，则必须至少考虑到两个因素：一是新制度必须更加有效率；二是新制度的效率必须足以使制度转型的收益大于成本只有在保证新制度效率和新制度能够取得更大收益的前提下，才能考虑制度的转型，否则现有利益控制者就会拒绝这种转型因此，转型必须在能够产生相当大的利益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二、 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关系公司治理关心的是“公司应走向何方”，而公司管理关心的是“公司怎样到达那里”公司治理的核心是确定公司的目标并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公司管理的核心是确定实现目标的途径管理是运营公司，治理是确保这种运营处于正确的轨道两者都是针对同样的终极目标，即实现财富的有效创造，只是扮演的角色不同，公司治理通过建立权力制衡的机制而实现其机能，公司管理是对组织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达成既定目标KennethDayton认为，治理与管理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谁也不能脱离谁而存在。

治理规定了整个企业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企业奔向目标缺乏良好治理模式的公司，就像一座地基不牢固的大厦一一没有公司管理体系的畅通，单纯的治理模式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蓝图，缺乏实际的内容纵观管理理论的发展，从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波特的竞争战略研究到哈默的企业再造理论，企业管理理论与相应的管理实践范围由小到大，由刚性的管理措施逐步发展到注重组织、个体行为的柔性管理理念，由企业的作业管理层次发展到从战略到作业的全方位管理早期的公司管理注重作业层，与公司治理几乎是分割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竞争的激烈，制订战略成为企业发展首要考虑的问题，公司管理的重心转向战略管理，这一转变使公司管理与公司治理开始有了共同的领域，并日益融合战略管理一般包括两个部分，即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其过程又可分为提议、批准、贯彻和监督四个阶段战略管理一般由总经理提出战略动议，经过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认可，然后再由总经理组织分解、贯彻和实施，同时此过程又受到董事会等的监督和控制因此，战略管理的参与者即是公司治理、公司管理中各个层次的集合体，治理层负责批准和监督，管理层负责提议和实施。

由此，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之间的连接点在于公司的战略管理层次，特里克对两者的关系做了形象的图示分析三、 家族治理模式的主要内容（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在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控制企业的所有权或股权表现为五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企业的初始所有权由单一创业者拥有，当创业者退休后，企业的所有权传递给子女，由其子女共同拥有；第二种情况，企业的初始所有权由参与创业的兄弟姐妹或堂兄弟姐妹共同拥有，待企业由创业者的第二代经营时，企业的所有权则由创业者的兄弟姐妹的子女或堂兄弟姐妹的子女共同拥有；第三种情况，企业的所有权由合资创业的具有血缘、姻缘和亲缘的家族成员共同控制，然后顺延传递给创业者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家庭成员，并由他们共同控制；第四种情况，家族创业者或家族企业与家族外其他创业者或企业共同合资创办企业时，由家族创业者或家族企业控股，当企业股权传递给家族第二代或第三代后，形成由家族成员联合共同控股的局面；第五种情况，一些原来处于封闭状态的家族企业，迫于企业公开化或社会化的压力，把企业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家族外的其他人或企业，或是把企业进行改造，公开上市，从而形成家族企业产权多元化的格局，但这些股权已经多元化的家族企业的所有权仍由家族成员控制着。

上述五种情况中的每一种情况，在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企业中都大量存在着，而且包括了韩国和东南亚家族企业所有权或股权由家族成员控制的基本概况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4个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一半以上的上市公司为家族所控制，比例分别为71.5%、67.2%、61.6%、55.4%、66.7%，韩国、菲律宾两个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上市公司中由家族控制的比例略低些但也分别达到了48.4%、44.6%、48.4%二）所有权、控制权与经营权的高度统一东亚公司的控股家族普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与投资决策，家族控制的董事会在公司中掌握实权，控股股东往往通过控制董事和经营者人选来控制公司，1994年评选出的1000家最大华人企业中，董事长和经理之间有亲属关系的占82%，只有18%的企业雇佣没有亲属关系的职业经理从表4—1中可以看出，东亚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之比除了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略低于0.8外，我国台湾为0.832，其他国家和地区均为0.85以上，最高的泰国为0.941，说明东亚国家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保持了高度统一东亚国家和地区平均66.8%的公司由控股股东控制董事和经营者人选，在印度尼西亚和韩国，80%以上控股股东支配所持股公司的董事和经营者人选，最高经营者往往来自控股股东家族，由此形成了东亚国家公司所有权、控制权与经营权高度统一的独特模式。

三）家庭化的公司管理公司决策方面，由于公司股权结构的特点和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在韩国和东南亚家族企业中，企业的决策被纳入了家族内部序列，企业的重大决策如创办新企业、开拓新业务、人事任免、决定企业的接班人等都由家族中的同时是企业创办人的家长一人做出，家族中其他成员做出的决策也需得到家长的首肯，即使这些家长已经退出企业经营的第一线，但由家族第二代成员做出的重大决策，也必须征询家长的意见或征得家长的同意当家族企业的领导权传递给第二代或第三代后，前一代家长的决策权威也同时赋予第二代或第三代接班人，由他们做出的决策，前一辈的或同一辈的其他家族成员一般也必须服从或遵从但与前一辈的家族家长相比，第二代或第三代家族家长的绝对决策权威已有所降低，这也是家族企业在第二代或第三代出现矛盾或冲突的根源所在企业员工管理方面，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企业不仅把儒家关于“和谐”和“泛爱众”的思想用于家族成员的团结上，而且还推广应用于员工管理上，经营者对员工的管理不完全是雇用关系，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形成了一种和谐共处的环境通过提高员工公共福利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凝聚力，培养企业内部的家庭化氛围，使员工产生一种归属感和成就感。

例如，马来西亚的金狮集团，在经济不景气时不辞退员工，如果员工表现不佳，公司不会马上开除，而是采取与员工谈心等方式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家庭式的管理氛围在公司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印度尼西亚林绍良主持的中亚财团，对工龄在25年以上的超龄员工实行全薪退休制，使员工增加了对公司的忠诚感；再如，韩国的家族企业都为员工提供各种设施或条件，如宿舍、食堂、通勤班车、职工医院、浴池、托儿所、员工进修条件等韩国和东南亚家族企业对员工的家庭式管理，不仅增强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感，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亲和力与凝聚力，而且还减少并削弱了员工和企业间的摩擦与矛盾，保证了企业的顺利发展四）经营者激励、约束双重化在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企业中，经营者受到了来自家族利益和亲情的双重激励和约束一方面企业经营者为家族成员的利益奋力拼搏，将对家庭成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加诸在日常管理中，视企业为自己的生命，能产生非家庭企业经理层难以比拟的动力；另一方面为了家族事业的发扬光大，为了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为了一个有荣耀、和谐、富有的大家庭，必须努力工作这种来自家族经济利益和家族亲情的双向激励与约束是家族企业的重要特征因此，与非家族企业经营者相比，家族企业的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利己主义倾向发生的可能性较低，对经营者的监督和约束降低了代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