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资料汇编.pdf

说明：以下为浙大校史的详细资料做准备时不必面面俱到可着重从竺可桢出任校长时开始讲述浙大的西迁历史以及今天的辉煌成就着重部分已用红色字体标出 晨曦——求是书院的创建与发展 公元 1897 年 5 月 21 日，求是书院在杭州开学它是浙江近代高等教育的开始 在长达 2000多年封建社会襁褓中诞生的求是书院，尽管带着那个时代的明显特征，并且与后来兴旺发达的浙江大学比起来相差甚远，然而作为继北洋公学（天津大学前身， 1895 年创立）、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896 年创立）之后，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三所新式高等学堂，求是书院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她犹如一缕晨曦，预示着科学时代的光芒即将照耀华夏神州 19 世纪末的中国，国内矛盾尖锐，外敌觊觎日深内外交困之下，国势更加飘摇至1894 年甲午战争清军惨败后，国人的震惊诚如谭嗣同的诗句所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为探索救亡图存之路，反对守旧、力主变革的维新思想迅速崛起在此思潮推动之下，废科举、兴学校，尤其是兴办新式高等教育，培育合乎时代需要的实际人才，渐为国人所知从 1895 年康有为会同 18 省的 1300 余名应试举人发起“公车上书”，至 1898年维新变法正式实施的几年间，全国开始涌现各种新办的学堂。

包括求是书院在内的中国近代教育，特别是近代高等教育，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 1． 1 求是书院创立、发展和沿革 “公车上书”后的第二年，在浙江出现了两次重要的人事变动：一是廖寿丰（字谷士）来浙江任巡抚；二是林启（字迪臣）由衢州调任杭州知府林启到任后，认为杭州已有的书院“只空谈义理，溺志词章”，已不能适应革新与建设的需要于是筹建新式学堂的想法在他心中更加强烈一次，林启受命查办杭州蒲场巷（现为大学路）内普慈寺僧人不法案件，籍没了寺产借此机会，他和杭州一些士绅商议，呈报巡抚廖寿丰，极力建议利用寺屋开办新式学堂在多方促进下，决定就寺兴学，以普慈寺为院址，由林启负责筹建，并定名为求是书院1897 年农历正月，办学之议，几经周折，奏报清廷获准，求是书院创立这就是浙江大学最初的前身，也是浙江在省城率先建立的一所新式高等学堂1897 年 5 月 21 日，求是书院在杭州开学作为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几所中西式高等学堂之一，求是书院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对于求是书院的创办宗旨，1897 年廖寿丰在《奏为浙江省城专设书院兼课中西实学恭折》中已经阐明，这也是林启等人的办学主张：“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才，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

对招收学生，求是书院也有甄别标准在《求是书院章程》第四款“学生”栏内，第一条标准就是要“行诣笃实”因为“讲求实学，要必先正其志趣”，然后才能“精其术业” 求是书院对考试制度也进行了较大的变革在《杭州府林太守启招考求是学生示》的通告中，即明确规定考生“先试经义史论时务策”，并规定在校学生于“朔课考试化算诸学，望课考试经史策论”即每月月初考算学、化学等“西学”，每月月中考经史策论等“中学”以考试“西学”、策论来取代因循的“词章帖括”，这是对当时考试制度的重大突破求是书院又是全国实行选送高材生出国深造最早的学校1898 年 9 月，求是书院即选送了 4 人赴日留学，“为各省派往日本游学之首倡”据 1903 年《清国留学会馆第三次报告》统计，浙江留日学生总数达 154 名，人数之多，居全国各省第二位其中，不少学生是求是书院派出去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求是书院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林启也于 1900 年逝世 1901 年，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拟议实施“新政”同年 11 月，浙江巡抚廖寿丰按照兴学诏的要求，奏改浙江求是书院为求是大学堂，学额为 100 名1902 年，又改称浙江大学堂，扩充学额为 120 名。

1903 年 12 月，浙江大学堂又遵照《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改名为浙江高等学堂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于 1912 年 1 月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 14 条，根据规定，浙江高等学堂再次改名，为浙江高等学校后因学制改革等，按部令暂停招生；至 1914年最后一班学生毕业后，未续招学生值得庆幸的是，1910 年筹建了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后升格为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简称浙江工专；1912 年，杭州的农业教员讲习所改组为浙江中等农业学堂，后升格为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简称浙江农专1927 年在原浙江高等学校原址上、以“工专”和“农专”为基础，成立第三中山大学浙江的高等教育由此得以延续 1．2 求是学风的初步形成及影响 从求是书院到浙江高等学校直至“工专”“农专”的二十多年间，师生们共同形成的学习风气是“求是学风”的雏形 求是书院创建之初，总办林启强调“行诣笃实”和“讲求实学”书院所招的学生多是甘愿舍弃当时科举取士之必由途径，而入学堂、学西学的热血青年他们努力钻研西方有用的科学文化知识，并在课余组织“读书会”，进一步了解中外学术思想在林启所推荐的必读书目中，赫胥黎的《天演论》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尤为受到师生们的推崇。

学生们还在宿舍开辟了“书报阅览室”，将自购、自订的书报杂志送往陈列，供大家阅览，以进一步了解国内外时事形势和社会现状 为进一步开通民智、服务社会，求是书院学生还积极开展各种校外活动他们响应《杭州白话报》运动，由同学们集资定购该报 20 份，每期都由同学分送到书院附近庆春门外及菜市桥一带的茶馆、酒楼，供市民阅读《杭州白话报》曾由求是书院教师孙翼中担任主笔，内容有论说、中外见闻、杂文、译文等，从多方面批评陋俗、提倡妇女解放等，以其通俗易懂而深受群众欢迎考虑到当时大量民众文化程度很低甚至是文盲，同学们还定期在这些地方轮流讲解白话报 求是书院学生还尝试改革私塾教育杭城板儿巷一所私塾的蔡姓塾师响应积极，师生们和他订约，改私塾为“新民书塾”，共同编写了有新思想的课本，以代替《百家姓》、《千字文》等旧教材他们并规定，学生入学概不收费，教师薪金也由求是学生集资供给这虽是一次初步尝试，但影响却是深远的 求是书院和以后的浙江高等学堂，还是杭州及浙江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基地黄宗羲的君主“为天下之害者”、“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民权思想在求是学生中影响极大 1900 年，八国联军肆虐中国，张之洞却在湖北大杀维新人士，求是学生无不义愤填膺。

学生蒋百里曾作七律诗以悼被害的维新人士唐才常，诗的尾联是“君为苍生流血去，我从君后唱歌来”这首诗一度广为流传，对当时社会影响很大，蒋百里也因此险遭株连为避迫害，他东渡日本，学习军事 1903 年，他在东京主编《浙江潮》 ，与近代军事家蔡锷从事反清活动，成为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在反对袁世凯称帝、奋起抗日等方面建有功勋 1907 年，浙江高等学堂学生参加护路拒款运动，抵制从英国借款来修建苏杭甬铁路浙江高等学堂学生积极发动全省各校学生，成立了“浙省学校联合拒款会”，学生们上街下乡，宣传拒款的意义，号召大家节衣缩食，集款认股师生们在短短一小时内就认定 187整股和 629 零股高等学堂学生在学界首先发起的“拒款运动”，得到全省各校师生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响应和支持，其发动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成为工农商学各界的共同行动，汇聚成反帝斗争的洪流 浙江中等工业学堂时期，主管学堂的进步人士许炳堃制定的办学方针则强调“手脑并用”；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时期，许炳堃又继任校长，他把工专的精神集中体现在校训“诚朴”二字上，以及高水平、严要求、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上对于培养的人才标准，许炳堃强调要培养“理想上完全工业人才”，学生要达到“有坚强之体魄，健全之道德，正确之知识，果毅之精神，敏活之动作，娴习之技能。

这些措施对求是学风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影响深远的章旻、赵仁明） 探求——全面抗战之前的浙江大学 从 1927 年至竺可桢接任浙大校长近十年的时间里，浙江大学在斗争中求索，在坎坷中前进，表现出了追求真理、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精神和品质 1927 年，国民政府改革教育管理制度，提出并实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依省份划分为若干大学区，按北伐进军的序次，命名了第一中山大学（广东）、第二中山大学（湖北）、第三中山大学（浙江）、第四中山大学（江苏） 2． 1 国立浙江大学的成立与坎坷 1927 年 7 月 15 日，第三中山大学在求是书院、浙江高等学堂的旧址蒲场巷宣告成立，浙江工专和浙江农专分别改组成为其下属的工学院和劳农学院，新筹建了文理学院当时，第三中山大学和南京的第四中山大学在浙江、江苏两省率先试行大学区制这种法国式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由蔡元培等提出，以大学院取代教育部第三中山大学遂接收了浙江省政府教育厅的行政职权 按照大学区组织条例，全国依原划定省份及特别区，定名若干大学区，以所在省或特别区之名命名第三中山大学遂于 1928 年 4 月改名浙江大学当时为划清领导归属系统，曾称“中华民国大学院浙江大学”（简称浙江大学）。

后又接大学院令，经大学委员会复议，决定大学区须加“国立”两字，故于 1928 年 7 月 1 日起改称国立浙江大学 大学区制实施后，受到多方非难，尤以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改称的中央大学区，受教育界攻击更力他们反对的理由是，大学区制不仅不能使行政机构学术化，反而使学术机构官僚化；不仅不能提高效率，反而降低效率；最大的缺点还在于，它专顾大学而忽视基础教育中的中小学其实，这些攻击的实质是，这种教育制度与国民党实行的中央集权的党化教育有矛盾 1929 年 6 月，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停止试行大学区制，恢复旧的教育厅制同年 8 月，浙江大学将浙江省教育行政职权仍移交浙江省教育厅大学区制的试行，前后仅两年 从 1927 第三中山大学成立到 1936 年竺可桢接任校长之前的十年间，浙江大学经历了四位校长的治理其中首任第三中山大学和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为蒋梦麟先生，他于 1908 年赴美国留学， 1917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博士学位 1927 年 7 月至 1930 年 7 月任浙大校长蒋梦麟是具影响的教育家，提倡自由主义教育，坚持学术自由，他于 1923 至 1926 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30 至 1945 年任北大校长，主持北大前后达 17 年，对于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具有重大的贡献。

次任是邵裴子先生，是当年求是书院的学生，美国斯坦福大学文学士，为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经济学家1928 年任国立浙江大学副校长，主持校务，1930 年 7 月至 1931 年 11月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邵裴子先生当年挽留苏步青教授一事至今仍传为佳话苏步青在日本完成学业后，与陈建功相约，回国共同把浙大数学系办好苏步青来到浙江大学后，发现浙大的条件远比他想象得差，由于学校经费紧张，他虽然名为副教授，却连续 4 个月没有拿到一分钱幸亏还有在上海兵工厂当工程师的哥哥及时帮助，否则苏步青就要靠当东西维持生计了为了养家，苏步青打算再回到日本去风声传到了浙大校长邵裴子耳中这位惜才如命的教育家当夜就敲开了苏步青的房门：“不能回去！你是我们的宝贝……”邵校长情急之中，这话脱口而出苏步青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千真万确，你是我们的宝贝！”邵校长激动地说就是这句话，神奇般地把苏步青回日本的打算冲得烟消云散：“好啦，我不走了几天后，邵校长亲自为苏步青筹到 1200 块大洋，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到放暑假时，有了点积蓄的苏步青便到日本接来了家眷 第三位是程天放，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于 1932 年 4 月至 1933 年 3 月任浙大校长。

最后一位是郭任远，国内知名的行为心理学家，早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后到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攻读心理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及副校长，其间创办了心理学系，并筹建心理学院 1933 年 4 月至 1936 年 2 月任浙大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