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对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状况历史学论文.doc

日本学者对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状况_历史学论文 　　四夷馆是我国 历史 上最早为培养翻译人员而设立的专门机构主要负责翻译朝贡国家往来文书，并教习周边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字四夷馆在永乐五年（1407）初设时，分为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等八馆，后正德六年（1511）增设八百馆；万历七年（1579）增设暹罗馆，计为十馆 《华夷译语》是四夷馆十馆为教习诸番语言文字而编撰的，诸番语言和汉语对译教科书 一、对四夷馆的研究 日本学者研究有关明四夷馆的建置、沿革等方面的 论文 很少对明代四夷馆的教学体制、四夷馆翻译人员在中原与周边民族、国家的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等问题重视还不够 日本学者关于四夷馆的研究，有神田喜一郎的《关于明四夷馆》（《史林》，第十二卷，第四号，1927年）一文，就明朝设置四夷馆的年代、设置原因、具体位置、四夷馆的教师、生徒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关于四夷馆设置之初属翰林院，后来是否改属太常寺这一问题，作者依据《大明会典》的记载，认为“弘治七年（1494）开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四夷馆是事实四夷馆改属太常寺是决不可能的事情，应该是《明史》职官志记载之误”。

田坂兴道的《最近关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东洋学报》，第三十三卷，第三、四号合订本，1951年），介绍了我国学者向达、罗振玉、西方学者威立德、伯希和、福克斯及日本学者山崎忠等六位学者有关“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论文目录 吕维琪的《四译馆则》增定馆则中详载明嘉靖、万历年间有关四夷館的规章制度等情况，是研究明四夷馆的珍贵史料那波利贞的《四译馆则》（《史林》第十三卷第三号，1928年）一文，介绍了日本富岡谦藏氏所藏《四译馆则》，并对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加以肯定 二、对《华夷译语》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多有研究《华夷译语》有广、狭两义，广义的《华夷译语》是四夷馆编撰的诸蕃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辞书按天文、地理、人事、器物分门别类，对诸蕃语词汇进行汉译并列出汉字音译狭义的《华夷译语》单指洪武本《华夷译语》 《华夷译语》可分为三种不同版本，国内学者分别称为洪武本、永乐本、会同馆本洪武本《华夷译语》是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命火源洁、马沙亦黑等编撰的译语，洪武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附翰林学士刘三吾之序锓板刊行只有蒙古译语一种有蒙古语原文、汉字、汉字音译蒙古语三种后来逐渐增改永乐本《华夷译语》是永乐五年（1407）初设四夷馆之后，乃至到清朝四译馆，由各馆馆员编修的诸蕃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不同抄本的内容有所不同。

有诸番语言和汉语对译的《译语》和《杂字》部分有些《译语》还有诸番语言和汉语互译的“来文”，即诸番来使向 中国 进贡表文会同馆本《华夷译语》是明末茅瑞徵所辑，只有汉语和汉字音译诸蕃语言，没有诸蕃语言的原文，而且，缺少“来文”部分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则称洪武本《华夷译语》为甲种本、永乐本《华夷译语》为乙种本、会同馆本《华夷译语》为丙种本长期以来，日本学术界认同这种分类法 日本学者关于《华夷译语》的研究，早在幕府时代末年，近藤守重将试图对《华夷译语》进行研究在所著《安南纪略稿》（《近藤正斋全集》卷一，第86－93页中，收入了有关丙种本《华夷译语》中“安南馆译语”的研究 日本早期学者中，内藤湖南（虎次郎）、羽田亨和石田干之助等对《华夷译语》的关注和研究，使《华夷译语》诸多抄本和各种复制本公众于世他们在日本的《华夷译语》研究史上作出了很大贡献 明治四十年（1907），内藤湖南以“日本满洲 交通 略说”为题进行演讲，涉及到《华夷译语》的解题、已往的研究状况等问题并试图对《吾妻镜》中女真文字四字铭进行解释大正六年（1917）六月十三日，他在大阪“每日新闻”以谈话笔记的形式发表了《<华夷译语>的发现》（《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二卷，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版）一文，就《华夷译语》进行概述，并将自己得到的明抄本公布于世。

明治三十一年（1902），内藤湖南发表了《蒙文元朝秘史》（《史学杂志》第3编第3号）一文，成为日本研究《蒙古秘史》的开端那么，其《<华夷译语>的发现》一文的发表，也称得上是日本学者研究《华夷译语》的开端 羽田亨的《<华夷译语>的编者马沙亦黑》（《东洋学报》，第七卷第三号，1917年）一文，认为马沙亦黑与《华夷译语》的编撰有关，但与《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没有关系 鸳渊一、村上嘉实的《关于新<华夷译语>》（《史林》，第十七卷第二号，1932年）一文，介绍了新《华夷译语》的情况此文的研究对象不属于石田干之助所提出的甲、乙、丙三种版本《华夷译语》系统这里所谓新《华夷译语》是指德国学者福克斯发现的我国故宫所藏的一批《华夷译语》这批《华夷译语》应是1748年，清四译馆改为会同四译馆之后所编撰的版本包括三十六种语言或方言1943年石田干之助提出对《华夷译语》应该另立新类自1968年开始日本学术界，将这批《华夷译语》命名为丁种本后来，1973年西田龙雄又称此《华夷译语》为“多续《华夷译语》” 外山军治的《关于阿波国文库<华夷译语>》（《史林》，第二十三卷第三号，1938年）一文，篇幅很短，认为《华夷译语》不单是一种诸番语言的辞典，对史学、语言学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山崎忠的《我国<华夷译语>研究史》（《朝鲜学报》，第五辑，1953年）和《我国<华夷译语>研究史补遗》（《朝鲜学报》，第六辑，1954年），介绍了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诸番“译语”的研究状况，就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的研究史进行了研究和 总结 为我们了解日本早期学者有关《华夷译语》的研究状况提供了线索他对《华夷译语》甲种本、乙种本都有所研究，他一人有关《华夷译语》的研究 论文 ，就有十多篇 他的《关于<华夷译语>的资料——以所谓甲种本为中心》（《宗教文化研究所报》第十一辑，1950年10月），《关于甲种本<华夷译语>的音译用字》（《宗教文化研究所报》第十五辑，1951年10月），《甲种本<华夷译语>的音译汉字研究》（《天理大学学报》第三卷第一号，1951年）及《增订<华夷译语>语释（1）——所谓甲种本的语汇部分A》（《天理大学学报》第4卷第3号，1953年）等文章，对洪武本《华夷译语》的音译汉字的用法、语汇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三、对诸番“译语”和“来文”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诸番“译语”的研究情况也有所不同有关女真馆译语、日本馆译语、朝鲜馆译语、回回馆译语、鞑靼馆译语等，日本学者的研究非常深入、全面。

而其它各馆译语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专题性论文少20世纪50年代之前，《华夷译语》诸番“译语”中，日本学者除了对“暹罗馆译语”未进行研究外，对其它各馆“译语”均有所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及各馆“译语”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成就 关于“女真馆译语”石田干之助的研究成绩显著他的《女真语研究的新资料》（《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31年）一文，将《华夷译语》详细地分为甲、乙、丙三种版本，并对乙、丙种版本的收藏情况进行了介绍列出载有“女真译语”的乙种本的六种抄本；以及《华夷译语》丙种本的九种抄本他所列乙种本的六种抄本分别为：（1）柏林国立图书馆所藏抄本，明抄本二十四册2）柯劭忞所藏明抄本3）东洋文库所藏明抄本4）内阁文库所藏抄本5）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华特搜集》中的称为《译字》的抄本6）内藤博士所藏抄本丙种本的九种抄本分别为：（1）伦敦大学学院所藏罗伯特·莫里逊收藏的明抄本2）近藤守重目睹并著录于《正斋书籍考》的本子3）松泽老泉著录于《汇刻书目外集》的本子4）河内所藏法国远东学院的本子5）稻叶君山秘藏本，内藤博士本和京都帝国大学本是此秘藏本的副本6）水户彰考馆所藏本。

7）清王闻远《孝慈堂书目》见所谓“十国译语”的本子8）静喜堂文库所藏本9）德岛市光庆图书馆内旧阿波国文库所藏本并认为续编的《华夷译语》载有朝鲜、琉球、日本、安南、占城、暹罗、鞑靼、畏兀儿、西番、回回、满剌加、女直、百夷等十三种语言的对译语汇他的《女真语杂俎》（池内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40年）一文，借助格鲁伯所校勘的《华夷译语》，对《方氏墨谱》所见女真字铭文进行了考释并在文章之后附录静喜堂文库所藏本中的“女真馆译语”部分 稻叶岩吉的《吾妻镜女真字的新研究》（《青丘学丛》，第九号，1931年）一文，就“女真馆译语”语汇部分进行了研究秋山谦藏的《镰仓时代女真船的来航——<吾妻镜>的女真文字和<华夷译语>中的女真文字的比较》（《 历史 地理》，第六十五卷第一号，1935年）一文，介绍了东洋文库本《华夷译语》，并对《吾妻镜》的女真文字和《华夷译语》中的女真文字，进行了比较研究渡部薰太郎的《女真语的新研究》（《亚细亚研究》第十二号，1935）一文，对阿波文库本、静喜堂本、石田干之助《女真语研究的新资料》中提到的资料进行校订，并对“女真译语”语汇进行注解山本守的《静喜堂本“女真馆译语”考异》（《书香》第十六卷第十号，1943年）一文，考释了阿波文库本和静喜堂本“女真译语”的异同。

日本学者关于“日本译语”的研究，有伊波普猷的《介绍日本译语》（《方言》第二卷第九号，1932年）一文，就《华夷译语》进行概述、对“日本馆译语”全部语汇进行了研究秋山谦藏的《明代支那人的日本语研究》（《国语和国文学》第十卷第一号，1933年）一文，论述了《华夷译语》编撰的缘由、藏书状况等问题，以会同馆本“日本馆译语”为基础，根据其分类对“日本寄语”进行了研究浅井惠伦的《校本日本译语》（《安藤教授还历祝贺纪念 论文 集》，1940年）一文，没有对“日本馆译语”语汇进行注释，以伦敦本为底本，对阿波本、静喜堂本、稻叶本“日本译语”进行校订，并指出异同另外，有服部四郎的《“琉球馆”和“国语”的音韵法则（二）》（《方言》第二卷第九号，1932年） 渡边三男的《关于<华夷译语>及“日本馆译语”》（1）、（2）（《驹泽大学研究纪要》第十八、十九辑，1960年、1961年），就《华夷译语》丙种本中的“日本馆译语”的语汇进行了注解还有大友信一、木村晟的《日本馆译语》（本文和索引），（东京，洛文社，1968年） 关于《华夷译语》“朝鲜馆译语”，有小仓进平的《“朝鲜馆译语”语释》（上、下）（《东洋学报》，第二十八卷第三、四号，1941年）一文，在 总结 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就《华夷译语》丙种本中的“朝鲜馆译语”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宫室、器用、人物、人事、身体、衣服、声色、珍宝、文史、数目、干支、卦名、通用等十八个门类，共五百九十六个词汇进行了注解。

提出甲种本《华夷译语》只有“蒙古译语”一种，因此，可将其命名为“华蒙译语”或“华鞑译语”并认为《华夷译语》对研究明代语言来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日本学者当中，首先对“回回馆译语”进行研究的学者是津吉孝雄田坂兴道和本田实信两位学者在“回回馆译语”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津吉孝雄的《关于回回馆译语》（《东洋史研究》，第二卷第二号，1936年）一文，介绍了“回回馆译语”的情况，并对“回回馆译语”中的一些波斯语词汇进行了研究 田坂兴道的《有关“回回馆译语”的觉书》（《回教圈》第六卷第五号，1942年）一文，在石田干之助的研究基础上，介绍了《华夷译语》的版本和抄本并认为小仓进平的《“朝鲜馆译语”语释》一文的发表，可以说是《华夷译语》研究史上的一大伟观他的《“回回馆译语”语释》（一）至（四）（《东洋学报》，第三十卷第一、二、四号，1943年；第三十三卷第三号，1951年），就“回回馆译语”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对“回回馆译语”天文、地理、时令、人物、人事、身体、宫室、鸟兽、花木、器用、衣服、饮食、珍宝、声色、文史、方隅、数目、通用等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