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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E.弗洛姆精神分析与禅宗.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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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弗洛姆 精神分析与禅宗  第一章 当今精神危机与精神分析的作用  第二章 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概念中的价值与目标  第三章 泰然状态的本质──人的精神进化  第四章 意识、抑制与抑制之解除的性质  第五章 禅宗的原理  第六章 解除抑制与开悟第一章 当今精神危机与精神分析的作用  我们所讨论的禅宗与精神分析这两个体系,都是关于人之本性的理论,又是导致人之泰然状态(Well-being)的实践方法两者都分别是东方和西方思想的独特表现禅宗是印度理性思维与抽象思维同中国的具体性与实在主义相融合的产物如同禅属于东方一样,精神分析完全是西方的产物;它是西方人道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产儿,也是19世纪对理性主义把握不住的隐秘力量进行浪漫主义式探究的产物再往前追溯,希腊智慧和希伯来伦理,则为这门对人的科学疗法的精神之父  尽管精神分析与禅都讨论人的本性及导致人转变的实践方法,但它们的区别看来超过其相似之处精神分析是一种科学,完全是非宗教性的禅则是一种达到“开悟”的理论与方法,一种在西方人看来可说是宗教性或神秘性的体验精神分析是一种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禅则是一种精神解脱之路那么,对精神分析与禅宗的讨论,其结果是否是这两者间就只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呢?  不过,却有许多精神分析学家对禅宗产生与日俱增的兴趣。

      这种兴趣的根源何在?其意义又是什么?本文尝试对此作一回答本文并不企图对禅宗思想作系统描述,这一任务超出我的知识与经验;也无意对精神分析作全盘介绍,那将超出本文的篇幅不过,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将略费笔墨,介绍与禅宗关系密切的精神分析中的基干概念,这有时被我称作“人本主义的精神分析”我希望以此表明,研究禅宗为什么对我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并且相信,这对所有精神分析的研究者都不无裨益  在展开这一课题之始,我们必须反省在这关键性的历史时期,西方人在精神上所经历的危机,以及精神分析在这一危机中所起的作用  虽然大部分西方人没有明显地感受到(可能大多数人永远不会站在激进立场上意识到这一危机),他们正经历着西方文化的危机,但至少有一部分独具只眼的观察者已承认这一危机的存在,并了解它的性质这一危机可描述为诸如:“不安”,“厌倦”,“时代病”,“麻木不仁”,人的机械化,人与自己、与他的同胞及自然的异化人追逐理性主义,已使理性主义变到完全不合理性的地步从笛卡尔以来,人就日益将思想与情感分离;人们认为只有思想才是合理的,而情感因其本性使然,是不合乎理性的人被劈成两半,一半是知性,这被认为是真正的我,它要支配另一个我,如同支配自然一样。

      用知性支配自然及所生产的越来越多的物品,成为生活的最高目标在这过程中,人把自己变成了物,生命变为财物的附属,“存在”(to be)被“占有”(to have)所支配在西方文化的根源──希腊和希伯来文化──中,生活的目标是人的完美,而现代人则认为是物的完美,以及如何制造它们的知识西方人现在处于一种无能力体验情感的人格分裂状态因而感到忧虑、抑郁和绝望口头上他仍把幸福、个人主义和首创精神视作生活的目标,但事实上并没有目标若问他为什么活着,他这一奋斗到底是为什么,他会感到困惑有人会说为家庭而活,有人是为了“玩乐”,另外一些人则为了赚钱,但在实际上,没有谁知道为什么而活;除了想逃避不安全感与孤寂感之外,他没有目标可言  的确,今日进教堂的人比以往更多,宗教书籍亦颇为畅销,人们经以往更多地谈到上帝但这种宗教现象只是掩盖着深处的唯物主义态度和非宗教的态度,这种现象可理解为对19世纪倾向(以尼采“上帝死了”的名言为特征)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动,这种反动导因于人们的不安全感和认同感实质上,这种现象并无真正的宗教态度可言  从某个角度看来,19世纪对有神论观念的抛弃,是件不小的成就人们向现实迈出了一大步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在一切被创造物中,人丧失了由上帝所指定的支配其他被造物的中心角色。

      弗洛伊德从新的客观现实来研究人的潜藏动机,认为对全知全能上帝的信仰,乃植根于人类生存中的无助状态,为克服这种状态,遂以信仰以求得象征父母亲的天神之助他认为,人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伟大的导师的教导,父母、朋友和爱人洋溢着爱的帮助虽能助他,也不过是帮助他勇敢地接受生存的挑战,并全力以赴地回应这一挑战  人放弃了如父母般伸出援手的上帝幻象,但他同时也放弃了一切伟大的人道主义宗教的真正目标:克服一己之我的局限,达到爱、如实、谦和、尊重生命,使生活本身成为生活的目的,使人成其为人这些既是西方各大宗教的目标,也是东方各大宗教的目标但是,东方宗教不受父神-拯救者这一观念的约束,西方一神教却对这一超越的观念表示强烈的向往道教和佛教在合乎理性与现实主义方面,要超过西方宗教他们能够如实、客观地看待人,只有“觉者”才能作人的导师,人们所以能被他们引导,在于人人内心里皆有觉醒与顿悟的能力东方和宗教思想──道教与佛教,以及两者的结晶禅宗,所以对当今西方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原因即在此禅宗帮助人们为其生存问题寻找答案,这个答案本质上同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答案并无二致;但禅宗的答案却不违背理性、实在主义与自主性,这正是现代人极可贵的成就。

      实际情况是,东方的宗教思想比之西方的宗教思想更合乎西方的理性思想,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第二章 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概念中的价值与目标  精神分析典型地表现了西方人的精神危机,以及谋求解决这一危机的意图在精神分析学说的最近发展中,在“人本主义”的或“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中,明显地呈现这一趋势但在讨论我自己的“人本主义的”概念之前,我要说明的是,与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完全相反,弗洛伊德本人的体系超出了“疾病”与“治疗”的概念,关系到人的“拯救”,决不仅仅是对精神病人的治疗学从表面上看,弗洛伊德是新精神病疗法的创始者,他的主要兴趣和毕生为之努力的主题也在于此但是,若进一步观察,我们可看出在这精神病治疗学的观念背后,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意向,虽然这种意向弗洛伊德很少表明,可能连他自己都很少意识到这一隐藏的思想并非重在对精神疾病的治疗,而是一种超出疾病与治疗观念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是什么?他所发起的“精神分析运动”的性质是什么?弗洛伊德对人类未来的看法是什么?他这运动所赖以建立的教条又是什么?  弗洛伊德给予上述问题最明确的答案可能就是:“哪里有伊德(Id),哪里就有自我(Ego)他的目标在于用理性控制非理性的、无意识的欲望;在于使人从他的无意识力量中解脱出来。

      人想控制自己的无意识力量,就必须对之有所认识他的目标是对真理、也就是对实在有恰如其分的知识,这种知识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指路明灯这些目标是理性主义、启蒙哲学与清教伦理的传统目标不过,当宗教与哲学设立了这些可称为乌托邦式的克已目标时,弗洛伊德却是(或他相信自己是)第一个把这些目标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指出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用的方式就是对无意识领域的发掘弗洛伊德代表了西方理性主义的极致,与此同时,他又以其天才克服了其中虚假的理性主义与肤浅的乐观主义方面,把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而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以其对人的情感的非理性方面的热衷和崇尚,恰与理性主义相对立[关于对弗洛伊德所创建的精神分析运动中这种半宗教性质的详细分析,参看拙著《弗洛伊德的使命》,纽约,1959年]  至于对个人的治疗,弗洛伊德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更为关心哲学与伦理上的目标在《导论》中,他谈到尝试用某种神秘的方式导致人格深处的根本转变他接着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精神分析的治疗结果亦选择了类似的方法其目的在于加强自我,使其日益从超我(Super-Ego)中独立出来,扩充其监视领域,以便从伊德中夺取更多的地盘哪里有伊德,哪里就要有自我。

      这是一种象开拓须德海一样的文化工作他又以同样口吻说道,精神分析疗法意在“把人从神经官能症、抑制及及变态性格中解放出来[《分析有无止境》(Anylysis Terminable and Unterminable)]他也同样看到,精神分析者的作用并不限于作一个“治病”的医生他说:“精神分析者必须在某种意义上处于超然的地位:在有些分析情况下,他是患者的楷模;在另一些情况下,他得做患者的教师他又写道:“最后,我们不可忘了,分析者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对真理的爱上面,即建立在对实在的认知上,它排除任何形式的虚伪与欺骗  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概念,还有一些超越通常疾病与治愈概念的因素熟悉东方思想──特别是禅宗──的人,将会注意到下述因素与东方思想中的概念并非无关首先要指出的是,弗洛伊德关于知识导致转变的概念,他认为理论与实践密不可分,在认识自己这个行为中,我们也就改变了自己毋庸赘言,这一观念同弗洛伊德当时和我们这一时代科学心理学的概念有多大的不同,在这种科学心理学中,知识本身仅停留在理论上,对知者却没有转变作用  弗洛伊德的方法还有一点与东方思想,特别是禅宗,密切相关弗洛伊德并不赞同给有意识的思想体系以高度评价,而这恰恰是现代西方人的典型态度。

      相反,他认为我们有意识的思想只不过是我们整个精神过程中的一小部分,同渊源于内心深处的巨大力量相比,它实在是微不足道,这种力量是隐秘的、非理性的,同时又是无意识的为达到对人真正本性的洞察,弗洛伊德用自由联想的方法,以打破有意识的思想体系自由联想绕开逻辑的、有意识的、通常的思想方式它把我们导向人格的新渊源,即无意识领域不管对弗洛伊德无意识领域的内容内什么样的批评,事实上他已因强调自由联想方法,而超越了西方通常的理性思维模式这一基点;从而转入新的趋向,这种趋向在东方思想中已有更彻底更进一步的发展  还有一点是弗洛伊德与当代西方态度完全不同的这里指的是,他愿花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或更多时间为同一个人做精神分析这种疗程事实上使弗洛伊德受到诸多非议无须多说,我们应当力求使精神分析尽可能迅速有效;但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弗洛伊德敢说为一个人花费穷年累月的时间是有意义的,只要这种努力能帮助这个人了解自己从功利观点,从盈亏的角度看,这样做是不值得的人们会说,从社会效果上看,为了一个人的转变,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去做这样一种冗长的分析,是不值得的要理解弗洛伊德的方法,只有超越现代的“价值”观念,超越手段与目的间关系的现行观念,超越收支平衡表。

      如果我们认为一个人不可与任何物相比拟,如果他的解放,他的安宁、他的觉悟──或无论用何名称称呼之──本质上即为我们的“终极关怀”,那么我们就不能用时间和金钱来量度这一目的提出这样一种蕴含着对一个人巨大关注的方法,是具备着远见卓识和勇气的,尤为重要的是,它所体现的态度超越了西方的传统思想  上述评论,并非意味着弗洛伊德自觉地接近东方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前面提及的许多因素,在弗洛伊德心中,与其说是有意识的,倒不如说是无意识的即使弗洛伊德接近表现在禅宗中的东方思想,甚至与其类似,他也完全是西方文化、尤其是18-19世纪思想的产儿弗洛伊德对人的描写,本质上是18-19世纪的经济学家与哲学家所描绘的图像他们把人根本上看作是竞争的、孤立的,与别人的联系仅仅出于交换上的需要,满足经济与本能的需要在弗洛伊德看来,人是一个受里比多驱使的机器,由将里比多兴奋保持在最低限度的原则所控制他认为人基本上是利已的,只是为了满足本能欲望的需要,才各自与他人发生关系在弗洛伊德看来,快乐是对紧张的松弛,而不是对喜悦的体验人被看成知性与情感截然割裂;人不是完整的人,而是启蒙哲学家所言的知性自我友爱是一种与事实背离的不合理要求;神秘体验是一种向婴儿期自恋的退化。

        我所力图说明的是,弗洛伊德的体系中虽有这些同禅宗明显相违之处,却仍然有一些因素超越了通常的疾病与治疗的观念,超越了关于意识的传统理性观念,这些因素导致精神分析进一步的发展,这一发展与禅宗思想有着更为直接和肯定的联系  不过,在讨论“人本主义的”精神分析与禅宗的联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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