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论文-《清史》纂修与中华传统文化.doc

历史学论文-《清史》纂修与中华传统文化清史编纂作为新世纪的一项巨大学术文化工程，在以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为编委会主任的主持下，已于 2003 年正式启动这件事为海内外所瞩目，笔者在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参与部分具体工作，工作中也曾常常思考编纂清史的重大意义，清史应如何编纂，以及它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本文拟就这些问题，特别是《清史》纂修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谈点浅见一 新修《清史》是中国历代修史传统的继续 如所周知，在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始终绵延不断，其结晶就是人所共知的二十四史史书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有数千年的修史传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构成部分的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在春秋时期一个“礼崩乐坏”的背景下，深感“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1]由此，孔子不仅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且也开创了纂修史书的先河 孔子之后，绵延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无论是鼎盛之世，还是衰弱年代，亦或易代之际，国家（或私人）修史连绵不绝，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 一般说来，鼎盛之世和易代之世修史主要是封建朝廷主持的，私人修史则起辅助作用；衰弱之世修史大多为私人修史。

但不管以哪种形式修史，第一，都表明史籍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封建史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有序”的“顺礼”等级秩序，就是在思想上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制造理论根据第二，都表明史籍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明传统，在任何时期（包括分裂割据时期），都是连接人们思想的纽带例如，“大一统”的思想，在封建统治阶级和一般社会下层群众都深深地扎了根，成为他们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理论基础 具体而言，盛世修史和易代修史，其旨大抵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通过修史来表明本朝的正统地位西汉史学家班彪、班超父子在修史中以五德终始说为依据，反复申言“刘氏承尧之祚”、“汉绍尧运，以建帝业”[2]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都有这种情况第二，宣扬帝王的圣功明德这在清朝表现得最为突出，不要说《清史稿》、历朝实录，就连种类繁多的方略、纪略、会典、“三通”和“续三通”，无一不是歌颂清代帝王的圣功明德第三，总结前朝或历代封建统治的历史经验，为本朝统治者巩固封建统治而出谋划策这在人们所熟知的《贞观政要》和许多史籍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乱世修史更多地表现为史家具有忧患意识，积极探求历史治乱兴衰之道的色彩。

例如，人们所熟知的生活在天崩地裂的明清之际大史学家黄宗羲发出的“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3]就是明证 自清朝灭亡至今，已近百年，但一直没有一部科学的、被列为正史的《清史》（《清史稿》虽被列为“二十六史”，但一直未被列为正史），全面系统反映有清一代的历史及其发展轨迹为此，海峡两岸有关方面，一直很关注新型清史的纂修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有一次毛泽东给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提出一个问题：满族是东北一个小民族，怎么就把中国都统治了，并且统治了二百多年，其中道理何在？他说他很想研究清史，可是现在没有时间[4]那时，相当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和一些有识之士，都在思考：清朝是怎么建立的，为什么会灭亡；清朝统治中国几百年，统治这么大面积、这么多民族，它是怎么兴起的，其灭亡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1949 年后，董必武建议编写《清史》1959 年，周恩来委托吴晗考虑编纂清史的规划从此，直至 1966 年，编纂清史始终是吴晗心中首要思考的问题首先，他大力赞成和支持国家编纂清史吴晗说：“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特征我们伟大的祖国也同样有许多自己的特征特征之一是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私人和国家编修的国家历史，一直沿续下来，从来没有中断过。

总结前朝的经验，以国家的名义，颁布或刊印前朝的断代史这个好办法……一直被保存下来，是我们国家的好传统，也是历史特征之一吴晗对编写清史的困难有清醒的认识，并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解决办法[5]第二，吴晗还有一个较宏大的设想，拟设立清史馆，先从培养清史研究人才和大规模征集整理清史史料开始第三，他在学界积极争取专家学者的支持他先后与著名明清史专家郑天挺、著名近代史专家戴逸等人多次谈过设想并征求意见郑天挺先生就清史编纂的体裁、篇目的具体安排和编纂要求都向吴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郑天挺提出，编纂清史要：“（1）摆事实，讲道理2）从政治、经济的总和，阐明当时的具体情况，指出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3）宣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国内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一律平等待遇尊重邻近国家的自尊心[6] 1965 年秋，周恩来和有关部门决定设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作为编纂清史的领导机构，委员由七人组成：郭影秋（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关山复（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戴逸 郭影秋于 1963 年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为编纂清史呕心沥血，付出了许多艰辛第一，积极组建清史研究机构。

1965 年底，郭影秋授意戴逸草拟成立清史研究所的规划，意将清史研究所作为编纂大型清史的执行机构1972 年，他领导成立了清史研究小组，该小组是此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前身1978 年，中国人民大学在该小组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清史研究所郭影秋领导了所内重点科研项目《清史编年》的编写，为编纂清史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二，强调纂修清史的意义，指导和确立清史研究项目郭影秋把清史所的长远目标定为编纂大型清史，为了摸清楚有清一代 268 年的历史过程，建议先写一个简本，这个简本可以看作是大型清史的研究提纲80 年代，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以及集体编写的多卷本《清史编年》，就是按郭影秋的指示，经过深入研究后推出的研究成果第三，关心爱护清史研究工作者，为编纂清史组织队伍，积蓄力量由上所述，正如戴逸所说：“郭影秋同志始终坚持搞清史，他对清史编纂功不可没[7] 70 年代末，编纂清史的呼声又在学界响起1978 年 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等单位起草了《清史编纂规划（草案）》《草案》的内容包括七个方面：一、清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现状；二、任务和方针；三、体例与篇幅；四、机构；五、研究人员的培养；六、预备时期规划要点；七、编纂时期规划设想。

还有四个附件：一、关于成立清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出版清史资料的建议；二、关于为配合清史修撰而加强清代档案整理工作的建议；三、编辑清史图录的建议；四、清史（1840 年以前）研究拟题《草案》在阐述清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时说：“深入研究清朝的历史，对我们分析和批判现实生活中封建主义残余的历史根源以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对于了解近几个世纪的中外关系以促进我国今后外交事务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草案》指出了清史编纂的重要意义：“全国史学工作者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编写一部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科学水平的清史，大力促进历史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以迎接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高潮《草案》还表示：“我们必须树雄心、立壮志，在我们这一代完成清史编写任务，不能把这个任务留给子孙后代[8] 《清史编纂规划（草案）》制订以后，引起了学界日益广泛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史研究通讯》1982 年第 2 期开辟了“关于清史编纂体例的讨论”专栏，著名明清史家商鸿逵、王锺翰教授对编纂清史都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建议 80 年代初，又有人写信给邓小平，建议国家纂修清史，邓小平对此十分重视，立即将这封信批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

此时，国家正在制订社会科学的“六五”规划，清史是历史规划中最重要的项目本拟先写一部清代人物传和一部清代通史，作为整个大型清史的主要架构，此项工作一直延续到“七五”规划当初的社科规划基金较少，资助的力度不够以及其它原因，大型清史的编纂工程未能继续实施下去 2001 年 4 月 6 日，著名国学大师、清史专家季羡林、任继愈、王锺翰、戴逸、李文海等教授再次呼吁编纂清史，得到社会科学界的积极响应 2002 年 11 月，在国务院办公厅的指导下，组成了清史编纂领导小组12 月 1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并在京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由清史学界的专家学者组成，戴逸教授出任编委会主任，全面负责清史纂修的学术组织工作至此，久所期待的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 与此同时，台湾省有关方面对清史编纂也予以很大关注，并付诸于行动 1961 年 10 月，台湾省以清史编纂委员会名义出版了《清史》一书，共八册该书就《清史稿》体裁、立论、书法等均有所匡正，对清史编纂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该书对于《清史稿》“底本及诸重要史料，则多未能悉睹，仓促成书，脱漏舛讹，在所难免”[9]这就是说，《清史》一书的编纂者都承认，该书的编纂是不成功的。

实际上该书分为两编，正编 529 卷，补编 21 卷其中，补编将郑成功、洪秀全放入“载记”也是不妥的再有，该书中也不时露出如德宗“崩”的封建字样 1986—1991 年，台湾又出版了十六巨册的《清史稿校注》一书该书以数十位台湾学者的努力，对 70 多年来一直牵动海内外人心而争议颇多的《清史稿》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共出校四万条注文，300 余万字，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该书的出版对《清史稿》的研究整理，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该书囿于各种条件，只能采取“不动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10]的办法，加新式标点，因此正如清史专家张玉兴先生所说，该书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留下了不少缺憾，诸如校订不细，校订标准不一，一些重要文献遗漏或未被征引，遗漏与错误所在多有，甚至有些明显的错误亦未出校，有些出校的又系编纂者的错误[11] 二 继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有必要科学地总结有清一代的历史 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就不能不对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做出准确评价 对清史的定位，不同时期的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由清朝遗老编纂的《清史稿》，为了证明清朝的统治是正确的，其定位是清朝天子是圣明的、功迈千古的，清统治的三百年间造福了苍生百姓，因而极力歌颂它的光辉一面；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出于推翻清朝统治的需要，把清朝统治描写为一个血腥的、残暴的、腐败的、落后的皇朝，因而尽情揭露它的黑暗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对清史（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研究的角度，是从反帝反封建而言，因而对清朝的评价都是负面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对清史逐渐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

例如，有人认为，如果没有清朝的入关和清朝对全国统治的确立，那么中国就不会处于近代那种落后挨打的局面；另外有些人认为，清朝的闭关政策和固步自封自大的心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缓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显然，对清朝定位的准确与否，是清史编纂、尤其是通纪编纂成功与否的关键 对清朝的定位，戴逸先生是这样说的：“在清朝这段历史时期，中华民族走过了漫长曲折而又光荣艰难的路程，既有光辉的历史事迹，也有悲惨屈辱的遭遇，既有不幸的痛楚和苦难，也有执着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希望 [12]这种评价较为公允、客观清朝三百年的统治，最大的功绩是奠定了中国的版图，实现了千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大一统”局面这份遗产对我们乃至后代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再有，康雍干时期清朝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和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也是需要我们认真予以评价的当然，清朝统治也暴露了许多致命的弱点，例如人们常说的严重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闭关政策等不过，对此我们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首先，怎样认识清朝入关和清朝对全国统治的确立清朝入关和清朝统治对全国的确立，是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着的三种政治势力（满族贵族、南明王朝、农民军）角逐的必然结果，不是满族贵族和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玄烨等人的意愿所能决定的。

显然，把清朝入关和清朝对全国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