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媒体和传播政策的法西斯化-第1篇.docx

          论日本媒体和传播政策的法西斯化                    发动二次大战的三个法西斯国家中，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党主要通过暴力对媒体实行法西斯化，而日本，媒体的法西斯化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埋下了种子，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性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日本自7世纪“大化革新”后，确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12-19世纪，日本最高军事长官（征夷大将军）的幕府实际上控制政权达700年1400年的中央集权（其中又有如此长久的军事中央集权），以及作为意识形态与政治、军事上的中央集权相伴的神道教、中国儒学、佛学的广泛传播等，巩固了日本历史上逐渐世袭化了的社会等级制度（士、农、工、商）和忠于主君的意识，这对日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形成，影响是巨大的日本传统的国家主义、集团主义，在单一民族和单一语言的有力传播条件下，很容易贯穿到现代新闻传播中 一、19世纪末日本媒体主动、积极地鼓动侵略战争 1867-1868年明治维新运动中，官方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三大政策在热闹的政治争论、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国民整体处于兴奋状态，新闻业在这种大环境的刺激下，发展极为迅猛但是，这一发展过程始终处于官方的有效控制之下。

在政治改革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央集权制的明治政府，通过学习西方，对报纸的作用有了新认识1871发给报纸发行人的文件中有这样的话：“新闻纸应以开启人们的知识为目的而开启人们的知识，就是要打破顽固狭隘的思想，担任文明开化的先导[1] 因此，这时的主要报纸都有官方支持的背景一旦报刊，特别是政论性报刊开始批评政府，实行下情上达，政府对报刊的态度立即转变每次修订报纸条例，都在控制力度方面有所强化和完善1875年7月，《东京曙新闻》的末广重恭因上书反映对条例的意见和在社论中引证了其上书的内容，被判监禁2个月和罚款不过，这属于媒介或记者“忠”得不够而出现的“违法”事件，很少有触动官方新闻政策的争取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抗争事件 在经历了较多的因涉及政治而受到查处的事件之后，一种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闻职业意识开始形成，日本的政论报刊衰落，报刊的商业化发展成为一种趋势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政策造就了工商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商业报刊也迅速发展了起来 这种情形下的日本报业的产业化，是一种畸形发展作为产业，报刊要生存就必须找到读者感兴趣的话题和进行适当的炒作，以争取更多的读者而要炒作硬新闻，就只能顺着当权者提倡、允许的方向，显然，就国内政治问题提出反面议论是危险的，而炒作对外战争则会引起官方和民众举国一致的关注，带来利润。

于是，借助日本武士征战的传统和民族“耻感文化”的心理特征，以及明治维新以来不断增强的对天皇“忠”（传统的对各自主君的忠诚，是日本千年社会结构的思想基础，将对各自主君的忠诚，转移到最高而唯一的人神天皇身上是较为容易的，并且做到了）的观念，日本报刊和通讯社从19世纪下半叶对日本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战争，到20世纪初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各报均主动、积极地鼓动战争通过组织大规模的战争报道，强化记者新闻业务的训练主战的观念，甚至超越了当权政府把握的分寸，例如1905年反对日俄媾和，《朝日》社长村山龙平说：“只要坚持主张，即使报社垮了也在所不惜[2] 反战的媒介或反战的言论很少见，即使偶然出现，立即会遭到右翼势力的暴力袭击，同时也受到绝大多数同行的谴责和蔑视日本新闻媒体营造的这种舆论环境，大大推动了日本对其他民族的战争，同时也为媒体自身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物质上的商业利益＋精神上的国家主义，这是驱动日本媒介从明治到大正时代产业化的两个轮子 二、明治－大正时期的新闻政策为媒体法西斯化提供了法制条件 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一般被视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这是在“王政复古”的名义下进行的，建立的只是具有开明色彩的新型专制政体，并未建立起新的文化价值体系，而是将神道国教化，武士道被泛化全民的道德行为准则。

官方某一派掀起“欧化风潮”之后，便有一次官方另一派发动的保存国粹运动，各种媒介既为欧化制造了舆论，更为张扬国权论叫嚣尘上基于日本长期中央集权、军事化统制的传统，保存国粹、弘扬国威的国家主义渐占上风 经过对西方各国经验的比较鉴别，日本的当权者在19世纪末，将吸收西方文化定位在德国国家主义与传统儒学道德的结合上，凡是英美系统的思想均受到排斥因为德国的国家主义与日本的国权论是最为相近的东洋道德西洋艺”、“士魂商才”、“和魂洋才”等口号，反映了这场维新运动的不彻底性在这种本质上没有彻底改革的政治体制基础上，“殖产兴业”与“富国强兵”政策并提，那么工商业的振兴就可能为军国主义勃兴和发动侵略战争奠定物质基础而从明治时代开始，到大正时代，对新闻的越来越严厉的控制，则在精神上为此作了准备 经过多年的考察和比较，日本政府于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该法大量照搬1850年普鲁士王国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除了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外，日本臣民（而非公民）的权利必须服从德国那种“法律限度”（Gesetzevorbehalt）因此，宪法强调的是“日本臣民在法律范围之内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

也就是说，这些权利是在宪法法律框架内给予的暂时的权利，天皇制政府有权根据需要，以简单的立法形式撤回给予的权利对于德国这种宪法的性质，马克思当年曾作过分析1850年普鲁士宪法颁布后，马克思引证了其中的条文：“每一个普鲁士人都有权利以口述、书写和印刷的方式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接着他写道：“理想和现实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何等惊人的矛盾……没有当局的许可，你……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会有这个矛盾呢？原来普鲁士宪章的恩准的这一切自由受到一个重大的保留条件限制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范围内’被恩准但现行的法律恰好是专制独裁的法律”[3] 宪法颁布后，撤回出版自由的具体法规越来越苛刻自末广重恭案件以后，每年都有几十件迫害媒体和记者的事件发生 从实际上不允许存在政党报刊，到颁布和修订一系列管理法规，以及惩处一批又一批的媒体和记者，日本当权者有效地限定了媒体的言论和报道范围日本的媒体本来就没有与当权者抗争的传统，经过几个不大的斗争回合，便基本上被纳入了天皇专制制度的轨道，在鼓吹国家主义方面，相当多的媒体充当了自觉的工具 三、九·一八事变——日本媒体转向法西斯的质变开端 日本军部干预政权过于明显时，日本的媒体对此多少是有些微词的。

但是，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外侵略战争中媒体鼓吹战争的传统，以及半个多世纪天皇制政府在新闻政策方面对媒体的“调教”，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发生，各个媒体再次积极地卷入战争叫嚣报刊和通讯社采用无线电发报、和飞机运送稿件等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方式，极为快速地报道日军进攻中国东北、攻打上海（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战况，支持政府的侵略方针报上随处可见诸如“冰天雪地中激战的皇军”、“保卫帝国的生命线”等煽动战争的新闻标题1932年9月16日，日本全国132家报社联名发表共同宣言，讴歌伪满洲国成立 为促进政府快速法西斯化，多批青年将校自1932年起，连续刺杀他们认为促进法西斯化不得力的政府文官，从大臣到首相，直至1936年最终确立起完全法西斯化的军政府对于这种惨烈的暴力行动，媒体对他们的梦想改造国家的动机持一定的同情而到后来，即使想批评，也不可能了，因为这种法西斯暴力也降临到一些主要媒体和其工作人员身上例如，1934年3月《时事新报》一位记者被法西斯暴徒刺杀，同年4月《朝日新闻》编辑总务被刺重伤，1935年2月《读卖新闻》社长被刺受伤，1936年2月《朝日新闻》社遭暴徒袭击等等，当事的媒体不敢言，其他多数媒体对此也保持沉默。

并非这些受害者不赞成军国主义，只是极端派认为他们做得不彻底 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可视为一个转折点，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媒体持反对意见这个时期媒体对军部的批评，并不是在发动侵略战争方面，而是策略上的相对温和与极端激进的分歧 日本军部自九·一八事变后，一步一步将日本的各种新闻媒体牢牢地绑在了侵略战争的战车上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对于防止法西斯主义新闻政策的卷土重来，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日本政府和军部采取的一系列媒体法西斯化的措施 １，大规模的思想和人员整肃 从1932年起，日本政府对各种出版物（包括报刊）实行空前严厉的检查和取缔，仅当年就有5000起，而平常年这类事件一般为几十起其中真正直言反对战争的极少，主要是禁止那些可能不利于军部直接统制的新闻报道和言论1932-1933年，日本政府逮捕文化人多达3.4万人，仅1932年10月30日一天就抓了1400多人军部对已经相当支持战争的媒体仍旧不放心，要求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国策”与“国论”必须完全一致，国论与国策保持距离也不被允许陆军省的新闻负责人本间雅春发表谈话：“国策与国论毫不相干的时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近年来，舆论虽然不断增长着可贵的力量，但还没有像日中事变这样发挥过威力。

一旦我们的报道机关阐明正义观念、统一国内舆论、指出前进方向，使国民紧密团结、燃烧起火一般的爱国热情，即使以整个世界为敌也毫不畏惧，那就是为国家立了大功，无论谁在它面前都不能不脱帽致敬[4] 这基本反映了军部后来进一步钳制媒介的立场和出发点 ２，国体明征运动和精神统制 为了使舆论进一步法西斯化，日本政府1935年发起“国体明征运动”，“明征”即“明确”之意，目的是彻底消除明治维新时期传入的自由民主思想，完全回归到神权天皇制绝对主义的“国权论”在这一运动下，教育和国民教化再次被“刷新”，反对偏重智育，禁止高级享乐，电影中只有行军、射击、高呼万岁的镜头，连一些一向被看作是吹捧天皇制的书籍，也由于军方极端派认为不够彻底，以破坏国体观念、提倡多元化、主张思想自由等罪名，将当事的教授们赶出大学接着，1938年发动“国家总动员运动”，全面实行经济统制、国民统制和精神统制政党被完全禁止，议员不属于政党，而被纳入“大政翼赞会”会议局领导该会对所有的施政演说、军事战况报告、致出征将士的感谢决议和答前线电，都以热烈掌声通过原有的各种社会团体解散，按职业、年龄、性别分别被纳入官方直接控制的全国性单一社团，如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妇人会、日本文学报国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等等。

高压政策还蔓延到宗教，许多宗教，包括基督教受到迫害，数千人被捕在这种精神统制下，对新闻传播一步进一步的控制，更是无以复加 ３，情报局对新闻传播的法西斯统制 早在1932年，为控制舆论就成立了尚没有列入编制的情报委员会，由外务、陆军、文部、内务、邮政等省派出委员和干事，统一协调对舆论的控制1937年该机构列入编制，名为内阁情报部，直属首相1940年，内阁各省和军队各兵种的情报部门合并为统一的新设“情报局”，对所有涉及传播的载体，包括报刊、广播、通讯社、、电影、戏剧、曲艺、绘画、唱片等等实行直接控制该局成立之后，立即向各出版单位发出了一大批被禁止写作的人员名单情报委员会时期，各主要媒体的领导人尚作为委员，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现役军人在情报局的各级领导岗位占了多一半战争失败前夕，政府指定成立的新闻界自主统制的御用团体“日本新闻会”也被解散，改由情报局直接向报刊发出具体指令这个机构凌驾于与传播业相关的各个部门之上，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钳制舆论的法规，例如取缔危险文件法、思想犯监护法、报纸等揭载限制令、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临时取缔法，以及广播、电影方面的一系列“指导方针”和“纲要”至此，日本法西斯从思想到体制，编织了一张完全笼罩新闻传播的庞大而严密的罗网。

４，国家直接管制广播业 日本1925年3-6月间分别成立了民间社团法人的东京、大阪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