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注的史学意义.doc

裴注的史学意义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之注，既不同于传统史注的切音注义之 作，又不同于后世的补史、考史、评史之作学者们公认其为注史新 路，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新路除引出南北朝时郦道元《水经注》、刘 孝标《世说新语注》等同类形式的注书外，唐宋之后，史注仍以切音 注义为主，如颜师古的《汉书注》、李贤的《后汉书注》、王先谦的《汉 书补注》和《后汉书补注》以及民国卢弼的《三国志集解》等，并未 沿袭裴注新路而多依传统路数裴注所提示的著史要义主要被著史家 和评史家所吸收，而其史注形式间或保留在史著之中，如杜佑的《通 典》自注，司马光的《通鉴考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因此, “注史新路”的评定并未能完全揭示出裴注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实 际作用本文拟从裴氏对史学、史书、史家、史料四方面的认识，进 行具体分析，从而说明裴注在我国史著的丰富、完整、客观性的形成 发展中所具备的史学意义，进而论定其在我国史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 位对史学的认识裴氏在《上三国志表》中说「臣闻，智周则万里自宾，鉴远则物 无遗照，虽尽性穷微，深不可识，至于绪余所寄，则必接乎粗迹是 以体备之量，犹曰好察迩言；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伏惟陛下道 该渊极，神超妙物，晖光日新，郁哉弥盛。

虽一贯坟典，怡心玄喷， 犹复降怀近代，博观兴废，将以总括前踪，贻诲来世/这是一段典型明确的历史鉴戒论，体现了裴氏对历史鉴戒作用的 深刻认识他先从常理说起，认为一个人能思虑周备，则万事之理自 然有序；悬镜高远，则所照之物尽显镜里对历史的认识，人们虽尽 性探微，亦未必识透其中奥秘，但从其连绵发展的启示中，还是可以 揭示其大致规律的I大I此，欲取得周备的识见，还需听取周围的嘉言 美谈；要培养敦厚的道德，就应以前人为借鉴依据此理，他对宋文 帝提出了治国的劝谏：您虽通晓典籍，深爱探究玄理，但还应关注近 代史事，广泛地考察历朝的兴衰得失，以求取得对历史发展大势的综 合认识，并垂留后世，用以启发教育后人对史学鉴戒作用的认识，同期的史家亦有类似阐述，而裴氏之论 尤为典型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认识，已从传统的对人物的褒贬， 扩及到对治国措施的探讨了，史学已偏重在为当今治国提供政策借鉴, 史学家的评论已具有政策指导的性质了这是吋代的需要，是史学这 一形式更符合战乱之治国需耍的必然结果因为在魏晋南北朝之政权 更迭，风云变幻莫测的形势下，统治者如何掌握好天下大势，施之以 有效的措施，极需有正确的思想指导，而比之于儒学、玄学等纯理论 的说教，史学更具深切著明的特点，因此，史学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 起来，史家对史学的认识也就史全面深刻了。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长足发展，首先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与提倡 第一，他们要借鉴古来为政的经验教训三国各政权均重视读史如 孙权“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为部下开列的阅读书目中, 史书竟占到七分之四[1 ]曹氏父子亦“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史》、 《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2]诸葛亮饱读经史，论事常引古 代史事作为借鉴，尤其对汉代掌故可谓烂熟于胸就连武将关羽，亦 “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 [3]o少数族逐鹿中原能否取胜，往往取决于汉化程度，故学习汉文化 成为各少数族当权者的当务之急史学比之于儒经的繁琐，玄学的深 奥，佛学的虚渺，最易阅读也最能解为治之急后赵石勒为羯人，起 兵初仇杀汉人，后改变政策，利用矛盾拉拢汉人，恢复九品中正制给 汉人地主以参政的机会，实行屯山发展农业生产，很快强盛起来建立 了政权他的成功与熟读史书分不开据《晋书•石勒载记》云，其 于军旅之际常令儒生读史书给他听，并按自已的理解谈论古帝王善恶 就此看，史学不但使当权者获取了经验教训，而且提高了其文化素养第二，当权者需通过著史來确定自己的历史地位在政权林立并 频繁更迭的情况下，撰写国史的目的主耍有二，一为颂扬祖德，说明 本政权上奉天命下遂人愿的合理性，二以史著互相攻讦争当正统，如 北谓南“岛夷”，南谓北“索虏”等，史著成了政治斗争的有力工具。

出于以上所述需要，每个政权建立伊始，便设置史官、史馆，编 写前代与本朝史社会上私人著史亦成风气这样，史家辈出，史书 种类全，数量多，历代难以相比史著的繁盛促使目录学分类发生重 大变化，四分法将史部书独立成类，且置第二位，一改经学附庸的地 位，在整个封建文化中占有了显赫的位置与之相适应，“史学” 一词 出现了从历史知识中获取治国良策的后赵，一建国便设置了负责经 学、律学、史学的专门官员，随后刘宋政权又下令设儒、玄、史、文 四学，成立国子学，则以经史为主课教授，正式成为国家进行文化教 育的教学科研机构，史学与经学在学术领域中取得了同等地位，进入 了思想理论探讨的层次人们对史学的认识，已由从单纯的历史比附, 发展为从行动过程去探讨其思想认识，这是一种学术的升华，意味着 我国史学研究的深入，史家素质的提高裴松之便生活在这样的史学环境中我们所引其对史学鉴戒作用 的论述，正是其从思想史的角度所发表的对史学社会性质和作用的认 识，代表了当吋的理论高度智周”、“鉴远”的道理，说明通过历史 知识可提高人的智能，形成“体备之量”；通过学习先人的模范行迹, 可修养道徳，达到“畜徳之厚”从此引出对当权者的提示，要“降怀 近代，博观兴废”，以收取“总括前踪，贻诲来世”的社会效应。

虽与 “疏通知远”的传统鉴戒观一脉相承，但应看到，在倡行史学研究的 历史阶段，裴氏的论述，实已带有理论探讨、哲理思辨的色彩，反映 了当时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而裴氏对史学理论的探讨，在其为《三 国志》作注过程中，对当时史书的总结，史料的处理，史家的要求上, 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而使其注书工作带有了明显的史学批评的特 点对史书的总结史书是史事的载体，史书如何记载史事，使人们从中看到所记社 会的全貌和特征，显然是史学批评应当探讨的重耍内容对魏晋南北 朝出现的大量史书，从纂写上进行总结，构成了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的 重点南朝梁人刘勰之《文心雕龙•史传篇》是这一时期进行史学评 论的专篇，他对反映三国时代的几部史著多不满意，唯独对《三国志》 加以称赞，认为“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 表》、《吴历》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略寡耍唯陈寿《三志》，“文 质辨洽”肯定《三国志》而批评其他著述的观点，显然受到了裴氏的 影响和启发，早于刘勰近百年前，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就 指出“寿书诠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但裴 氏比之刘勰，更有“爱而知其丑”的辩证观点，他同时也指出寿书“失 在于略，时有所脱漏”的问题，正由于这一不足，使裴氏对其所爱之 书进行了一番修补改进的丁作，当然，在修补改进的过程中，不仅仅 针对寿书，同时也涉及了反映三国时期史实的所有著述，从不同的层 面和角度进行了总结与批评。

裴氏的修补改进工作可分作四个方面：补阙、备异、惩妄、论辨 在上表中他说：“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 载记注分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 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 内，以备异闻若乃纽:廖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 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辨这种参照同期各家 著述，以当吋最好的史书作为批评主要对象的做法，本身就说明了裴 氏所提出的问题，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而裴氏所作的工作，也就带有 了普遍的指导意义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问题，裴氏将补阙列 为第一项，主要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陈寿仅 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用5 0儿个字略作记载，仅仅说明了“军 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而曹操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领 导，推行中有何艰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陈寿则未作评叙裴注以18 0字的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将屯山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 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裴氏显然高一筹又如诸葛亮七 擒孟获一事，反映了蜀汉以“攻心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进行北伐 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陈寿一笔带过，而斐氏补充2 0 0多字，其 识见亦在陈寿之上。

王弼开魏晋玄学之先声，陈寿仅以2 3字记之 裴氏引何邵《土弼传》补其生平与学说，引孙盛《魏氏春秋》反映时 人的评断，引《博物志》介绍家世，为我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 耍史料依据马钧其人其事，在《方技传》中了无涉及裴氏以1 20 0多字补充其生平与重大发明创造，有关指南车、翻车、连弩、发 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填补了科技史 研究的空白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 曹操的《明志令》、《举贤无拘品行令》、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 《陈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传世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 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为备 异，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随违矫正”工作，为惩妄二者往往难以 截然分开如刘备三顾茅一事，《诸葛亮传》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但 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 葛亮先拜访刘备裴氏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于注中，可为备异；又对其 说加以辨析，引《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顾 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 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这一结 论，可谓惩妄。

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 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如在《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中，录 有王沉《魏书》褒美甄后的记载，与寿书截然不同裴氏依据《春秋》 之义，认定《魏书》“崇饰虚文”，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 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从而断定“陈氏删落，良有以也”对陈寿 失误而他书止确处，亦作明确判断如《吴书•楼玄传注》引虞博《江 表传》所载楼玄自杀事，裴氏径直判断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吴书•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裴氏判断为“《吴历》为 长”这种评断，在论辨一条中有更多体现论辨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 两个方面，评史事者随处可见，是史家主体认识的直接表达，因与本 论题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论，评论史书，则有总结同期史著优劣的史 学批评的意义，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之一裴氏对《三国志》一书的评 论，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是 较为全面的；对同期其他史书，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概括来看, 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叙事描写两个方而我国史书体例自 《春秋》、《史记》后，编年、纪传两体渐趋成熟，尽管仍存在二体优 劣的争论，但其体式已较固定，无需多言了。

裴氏较关注的是对现有 体例，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问题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 主，专传、合传较好掌握，而类传如何划分，则颇不一致裴氏主张 取“事类相从”的原则，他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 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 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肯定了司马迁首创“事类 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 例如贾诩之俸，实属“算无遗略、经权达变”的奇士，应放在善作 筹划的程昱、郭嘉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 二荀（荀兹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类”，“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 其照虽均，质则异焉” [4],本质的异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 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耍原则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 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 相类”[5]的原则处理的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 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 识了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 的体现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注意容貌状写, 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