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中的耻看中国哲学的自律精神.docx

          从《论语》中的“耻”看中国哲学的自律精神                    揭 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摘要：“耻”是主体受到他人的侮辱，或者内疚于自身的不足、过错而产生的一种痛苦体验自管子始，“耻”成为一种道德要求在《论语》中“有耻”是士人人格修养的首要目标耻”作为一种道德要求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一种远恶向善的道德自觉；它以一种消极的，痛苦的情感体验，从反面督促人们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做不该做的事，起到了道德堤防的作用，而《论语》中的“耻”不仅体现了孔子对人的主体性、自主性的重视，也体现了中国哲学的自律精神、关键词：耻；论语；自律精神；B2 ：A ：1002-3240( 2013 )02-0022-03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至上理想，在《论语》中孑L子不仅从积极的角度，提倡人们要有所为，要守仁遵礼，做到恭敬、宽厚、诚信、敏捷、聪慧，而且从消极的角度，强调人们要有耻，要有所不为，做到自我约束，坚决不做有违仁道的事耻”在人格修养中，是一种消极性或者否定性的因素，起到了道德堤防的作用通过对《论语》中的“耻”的梳理和分析，我们不仅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孔子道德修养论的自律性，也可以从中窥探出中国哲学所内含的自律精神。

一“耻”字正义在甲骨文中，“耻”字并没有出现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耻”字大约出现于殷周时期在金文大篆中“耻”字写作，左边是“耳”字的大篆体，右边是“心”字的大篆体；随着汉字的演化，后写作“恥”，而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耻”字则是“驰”字的简化字从词源学的角度而言，恥，从耳从心，即耳朵听到的别人的评价便会在心里产生某种情感反应而这里的情感反应，根据早期的文献资料而言，主要是屈辱，侮辱耻”字与“辱”字是相通的如《尚书·说命下》提到了“其心愧耻，若挞于市此处的耻就是主体所感受到的犹如在街市上被人鞭打一样的屈辱感而《国语·晋语三》有言日：“耻大国之士於中原，又杀其君以重之，子思报父之仇，臣思报君之雠耻大国就是侮辱大国，耻作为动词就是侮辱，羞辱的意思由此可见，“耻”字在其产生之初与“辱”字的意思是相同的而《说文解字》也正是因此，将耻辱互训，曰：“耻，辱也又曰：“辱，耻也耻即耻辱，羞辱，做动词意为羞辱……使……受辱；做名词意为耻辱或可耻的事不过，到春秋战国时期，“耻”字的内涵开始发生演化，如管子明确将“耻”规定为不从枉”（《管子·牧民》），耻即不追随邪王不正孟子则将人先天具有的对自身的过错或者邪恶感到羞愧，厌恶的“羞恶之心”等同于耻2。

至此，耻开始具有羞愧，内疚的意思《：广韵》日：“恥，恕也恥同惭，耻即惭愧《六书总要》也有言日：“恥，从心耳会意，取闻过自愧之义凡人心惭，则耳热面赤，是其验也耻是人们对于自己的过错感到羞愧，自责的心理感受综合而言，“耻”字的本义是羞辱，羞辱的心里感受或者使人受到羞辱的事．也可引申为羞愧，羞愧的心理感受或者让人感到羞愧的事与“耻”字的意思发生变化一样，人们对“耻”的使用也在变化在殷周时期，“耻”是一种针对犯罪者的惩罚方式如《周礼·地官·司救》记载日：“凡民有袤恶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士加明刑，耻诸嘉石，役诸司空在此，针对屡教不改的邪恶者，“耻”就是让他坐在嘉石上，把他的罪行公之于众，羞辱他，贬损他的名誉和尊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到春秋战国之际，人们越来越强调耻的内在性和道德内涵管子开历史先河，将“耻”视为一种道德要求在《牧民篇》中，管子提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日礼、二日义、三日廉、四日耻《管子·牧民》)耻与与礼、义、廉并列为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四项基本道德原则只有这四项基本原则得到推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否则便会亡国自此，“耻”由惩罚方式变成一种道德要求二、《论语》之“耻”虽然孔子与管子的治国理念有所不同，但在对“耻”的重视与强调上，两者却非常相似。

只不过孔子更多地从人格修养的角度来强调“耻”在《论语·子路》中，子贡问孔子怎么做才称得上是士，孔子回答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行已有耻”在孔子看来，“有耻”是士人品格最重要的组成的部分，是士人进行道德修养的首要目标在《论语》的记载中孔子并没有明确地对“耻”的要求和内涵给予明确的界定但所幸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孔子其他的相关描述，进行理解在《为政》篇中，孔子强调治理老百姓的关键不是让他们“免而无耻”，而是要通过道德教化让他们“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此，孔子将是否能够让老百姓有“耻”视为判别两种治理效果优劣的关键因素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有言日：“免而无耻，谓苟免刑罚而无所羞愧，盖虽不敢为恶，而为恶之心未尝忘也……格，至也……民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也两种治理效果虽然在客观上都能够让老百姓不作恶，不犯罪，但无耻就不会有羞愧之心，不会以做恶为耻辱，虽然迫于刑法的威慑，不敢作恶，但永远存有为恶之心相反，有耻就有羞愧之心，就会以作恶为耻辱，由此便会发自内心的厌恶和排斥作恶，不会有作恶之心，在行为选择上也会自觉地远离恶行有耻与无耻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羞愧之心，是否会对恶行感到羞愧、耻辱由此可见，孔子的“耻”就是人心中的“羞耻心”它为不足而羞愧，以作恶为耻辱。

而耻辱感、羞愧感等负面性情感体验的存在，会使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厌恶和排斥作恶，从而约束自己的行为，远恶向善因此，“耻”作为一种道德要求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以一种消极的，否定的情感的体验，从反面督促人们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做不该做的事，远恶向善耻”在人心中起到道德堤防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耻”就是不肯为恶，远离邪恶的自觉心在《论语》中，还有很多关于“耻”的记载总体而言，这些记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不义为耻道”是孔子毕生的追求，也是他对一切事物进行价值判断的最好和至上标准，因而，一切有违道义，有违“仁义礼智信”的行为都是可耻的，都应该受到鄙夷和排斥子日：“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治长》）在《论语》中，孔子先后在学而篇和阳货篇中提出“巧言令色，鲜于仁”，强调花言巧语，满脸堆笑这些行为是背离仁道的对于笑里藏刀，明明心理怨恨对方，表面上还要跟对方称兄道友的行为，一向强调做人要正直、真诚的孔子更是深恶痛绝此外，孔子还把不义为耻的范围扩展到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子日：“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孔子的仁道不仅要人独善其身，还要人胸怀天下，以“安天下”为己任。

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仁道要求人们勤奋上进，积极出仕，推行仁道于天下；如果这个时候，懒惰无为，贫穷无位，那就是可耻的相反，国家无道的时候，就应该“卷而怀之”，隐退藏身，不能贪图荣华富贵为此，孔子有言日：“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其次，君子有耻在《论语》中孔子还列举了君子和古代贤人在言行方面对有违道义的可耻之事的远离和排斥子日：“君子耻其言之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以言过其实为耻辱《周易·系辞上》有言日：“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言行是君子品德高下的关键的言行直接主宰着君子的荣耀和耻辱由此，君子在言行方面非常地谨慎也正因此，孔子特别强调君子是“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在言语方面谨慎，在行事方面积极果敢；或者直接“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先做事后说话此外，孔子提到了古代贤人在言行方面的表现子日：“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古代的贤人以说到做不到为耻辱，为了避免这种耻辱，他们从不轻易说话再次，循礼远耻有子日：“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论语·学而》）恭敬的态度合乎礼，就可以远离耻辱。

内在的仁爱之心和外在的礼仪规范是孔子道义体系的核心在《论语》中，孔子再三强调，学礼、守礼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孔子思想中，礼是最高的原则和最终的要求，一切德性都必须接受礼的检验和规约如子日：“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恭敬，谨慎，勇敢，直率这些美德，在孔子看来都只具有相对的价值，都必须在礼的规约和范围之内行使，否则就会不合时宜，乱象百出，招致耻辱因而，要避免不义，远离耻辱最好的办法就是循礼最后，有所不耻子曰：“不耻下问”，（《论语·公治长》）不要以向地位比自己低，学问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为耻辱在孔子看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三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能够当我老师的人正所谓“术业有所专攻”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哪怕是地位比自己低的，学问比自己低的人只有能够不耻下问的人，才能“道益明，学益深”同时，孔子强调做人要“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而不去过多的关注和在乎自己的衣食和财富因此，孔子认为只要真正有志于求道，即使是“恶衣恶食”（《论语·里仁》），也没有必要觉得耻辱而那些会以此为耻辱的人，就只能算是伪君子，是不值得交往的。

综上所述，《论语》中的“耻”就是要人们向君子学习，有羞耻心一方面要以不义耻辱，以不善为不足，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做有违道义，有违仁义礼智信的事，远恶向善，守仁遵礼另一方面要不以下问为耻，不以恶衣恶食为耻，以追求和推广道义为人生乐趣所在三、“耻”与中国哲学的自律精神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论语》既不同于《管子》将“耻”规定为一种外在的行为表现，而是诉诸于人心，将“耻”规定为一种内在心理情感，赋予“耻”内在性；也不同于《说文解字》将“耻”视为一种因他人的评价而产生的耻辱感，而是从自我的维度，将“耻”规定为一种发自内心的以作恶为耻辱，为不足而羞愧的负性情感，赋予“耻”主体性《论语》中的“耻”所具有的内在性与主体性，使得它成为人心中的自我评价和调节机制耻”所具有的自我评价和调节功能，不仅使它成为先秦儒家自律精神的内在情感基础，也成为中国哲学自律精神的重要情感基础自律精神在中国哲学史上源远流长，内容丰富早在中国哲学的萌芽时期，先民们便提出了与自律有关的思想如《周易·节》：“节，亨自我节制便会亨通，明确提出崇尚自我节制、自我约束的思想而后经过儒释道三家的继承和发扬，自律精神在中国哲学中得以确立和弘扬。

在中国哲学中，“耻”是引导人们自律的内在情感基础耻”主要以恶行带来的负性情感体验，激发起主体对恶行厌恶和排斥，从而促使主体调整和约束自己的行为，自觉遵从法则，远恶向善《论语》中的“耻”类似于孟子的“羞恶之心”，它不同于“侧隐之心”，“辞让之心”等从正面引导人们推崇礼义，行仁遵礼的心理情感，而是从反面以恶行带来的厌恶感，羞耻感促使人们遵守道义，远恶向善耻”让主体对自己的不义之举感到耻辱与羞愧，而与耻辱感，羞愧感相伴生的是主体对自我价值与尊严的否定，这些负面的情感体验与自我评价同时又会刺激主体，激发起主体对恶行的厌恶和排斥，促使主体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整和约束；把自己的行为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以防止“耻”的再次发生久而久之，强烈和稳定的“耻”感会在人心中形成一种自警、自省的心理机制，为了规避和抵制耻辱感、羞愧感产生，它时刻提防着、克制着，提醒主体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把行为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由此可见，“耻”是人心中的道德提防有了“耻”人便会自觉地按照道义的要求行事，远恶向善吕坤的“五刑不如一耻”《呻吟语·治道》正是看到了“耻”在引导人们自律中的基础性作用再严酷的刑罚也不能彻底消除人们的为恶之心，让人们做到真正的自律，而唯有“耻”能让人自觉地远恶向善，不再有为恶之心。

在具体的行为过程中，“耻”对主体自律的影响表现为：行为前有所不为；行为中谨言慎行；行为后耻而后勇首先，在行为前，“耻”使主体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