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传统文献-学术史——论楚辞研究与楚文化研究的关系与出路古代文学论文.doc

出土文献?传统文献?学术史——论楚辞研究与楚文化研究的关系与出路_古代文学论文 【内容提要】屈原特殊的身份、个性、遭遇、追求，决定了“楚辞”的政治学意义与丰富、生动的古史信息两千年楚辞研究史昭示我们，以考古新发现、以出土文献研究楚辞，是“楚辞学”学科建设与深化的必然途径，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了探讨与尝试楚文化的研究正处在动态发展之中，逐步明晰了出土文物与传统文献的关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在楚文化与楚辞两个密切相关、又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应该强调楚文化与楚辞的双向互证 一 中国考古学的史学特征：楚辞是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文献20世纪20年代李济主持的考古发掘，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迈出了第一步；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则奠定理论基础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周刊》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指出四大发现：第一，1898—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古代，特别是商代的看法，使“东周以上无史”观不攻自破；第二，西域木简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汉晋历史的根本认识；第三，敦煌文书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经书和唐史的许多认识；第四，清代内阁大库三千多麻袋档案被罗振玉抢救，使人们对明清史研究的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同时，王国维又以四大发现为例证，在《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勾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①我们还可以通过商代先公先王的考证，尤其是王亥、王恒、上甲微的考证——这一典型的常常为后人称道的“案例”作些分析第一，在王国维之前，清代学者（主要是楚辞学者）已经作过理论研究，提出了比较准确的结论《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四句之释，是一个历史疑案清代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管城硕记》指出，“该”，为冥子垓，是即该也②刘梦鹏据《左传》、《竹书》、《山经》指出“该”即殷先公之“王亥”，“有扈”为“有易”之讹，“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即王亥败于有易，有易“困辱之，使为牧竖”③第二，一百多年后，王国维据甲骨卜辞进一步证成其说，断定卜辞中的王亥，亦即《山海经》之王亥、《竹书纪年》之殷侯子亥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云：季亦殷之先公，即冥是也。

楚辞《天问》曰：“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又曰：“恒秉季德”，则该与恒皆季之子，该即王亥，恒即王恒，皆见于卜辞则卜辞之季，亦当是王亥之父冥也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⑤王国维又说：恒之一人，并为诸书所未载卜辞之王恒与王亥，同以王称，其时代自当相接，而《天问》之该与恒，适与之相当前后所陈，又皆商家故事，则中间十二韵自当述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事，然则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又当有王恒一世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经》、《竹书》所不详，而今于卜辞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解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所当同声称快也⑥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指出，“商代的王位是‘兄终弟及'，这是在历史上有明文的”⑦卜辞和楚辞所记殷先公，有亥、恒兄弟相继为王的事实，正是这一制度的反映而《殷本纪》省去了恒，由亥的儿子上甲微直接继承王位，这正是周代父子嫡长继承制的反映第三，王国维的结论还不完备，楚辞学者张崇琛复据《楚辞?天问》圆通其说，恢复历史原貌。

张崇琛《〈天问〉中所见之殷先王事迹》指出，《世本》、《史记》既漏载恒一世，则不得不以微为亥子；王国维将恒补入，却又不知微即恒子于是，张氏依据《天问》并结合甲骨卜辞及先秦有关典籍，将历来鲜为人知的殷代先王恒的事迹作了较为系统的勾勒，并考定上甲微为恒之子，而非传统所说的亥之子，可补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之不足⑧第四，关于殷代先公亥、恒、上甲微的系列考证，最有力的资料是卜辞与楚辞所以，王国维进而推论，“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又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⑨这一典型“案例”说明，中国考古学的民族特征，决定了楚辞在考古学、古史学研究中的特殊地位；而楚辞之所以能够成为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则是与楚辞本身具有丰厚的上古史内涵分不开的作为一位失败的政治家、一位成功的政治型诗人，屈原他对楚国怀有“深固难徙”的钟爱，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深沉眷恋情绪；同时又具有浓烈得近乎狂热的从政热情，加之“自以为才能高超的贵族性、复杂政治生活的幻想性、企望权位官阶的高层性”，极其短暂的从政经历与始所未料的挫折，给屈原身心造成极大的创伤。

他自以为“竭知尽忠，而蔽鄣於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卜居》），满腔的悲愤与委屈，上下求索与君王不寤的无奈，“定格”在一生的倾诉与追求之中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曾分析屈原创作目的，“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基此，屈原的表白、倾诉、泄愤、舒愁、发问、追求，采用了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从内心转向外物，从大地转向苍穹，从现实转向历史，通过时空转换，将视野投向遥远的神话、传说因此，屈原作品从不涉及自己的家庭情况，从不直接涉及当时的国家大事，从来不涉及先秦诸子反复出现的人物与事件，基本上集中于君王系列、忠贤系列，或“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班固《离骚赞序》），或“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同时，屈原还提到了一些前贤，如挚（伊尹）、咎繇（皋陶）、傅说、吕望、宁戚、百里奚，往往吟唱他们生得其时，羡慕他们巧遇明君，向往他们有所作为；又提到不少“前修”，如伯夷、比干、梅伯、箕子、彭咸、申徒、伍子胥、介子推，往往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佩服他们的忠而死节，追迹他们的以身殉节⑩——这就是屈原作品充盈历史要素，尤其是上古史信息的主观原因。

姜亮夫《屈原赋中的北学》曾列举十五例说明“屈赋所说到的许多史实（应当说传说），都与《诗经》《书经》《左氏传》相同或相似”，并说，“屈子所传殷的先公先王比北土所传翔实，孔子说夏殷之礼文献不足，而《天问》所传夏殷史实较儒家所传为多”11郭沫若曾经这样评价《天问》：“这篇文字在研究中国的古代史上可以说是极重要的一项资料，它替我们保存下了无数古代的神话传说，可惜直到现在有好些都还不得其解”单就它替我们保存下来的真实的史料而言，也足抵得过五百篇《尚书》”12孙作云通过十个例证说明，“做为史料的源泉，《天问》对于我们研究上古史，特别是氏族社会末期史，及从氏族发展到国家的历史，是有很大贡献的”根据《天问》中所保存的神话传说，可以恢复或部分地恢复我国氏族社会末期史，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甚至于一部分阶级社会史”13林庚认为，《天问》是古代传说中的一部兴亡史诗，“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从中可见“夏王朝的历史传说”、“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的面影”14面对楚辞丰富的古史信息，郭沫若、孙作云等前辈学者均已自觉意识到：应该用考古材料与楚辞相印证，以再现古史原貌，纠正文献记载的讹错，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正如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新版引言》所述，“地下发掘出的材料每每是决定问题的关键”15。

要之，屈原特殊的身份、个性、遭遇、追求，决定了楚辞的政治学意义与丰富、生动的古史信息；而楚辞拥有的古史系统与“版本”价值，则使楚辞成为古史研究的重要文献由于古史研究对考古学的过于依赖，也导致了楚辞在古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有时，仅仅是楚辞与考古发现互证，即能担当证史或补史之重任二 两千年楚辞研究史昭示：利用出土文献是学科深化的必然途径楚辞研究肇源于贾谊与刘安，奠基于司马迁1977年以来，这一专题研究似乎进入了饱和鼎盛期据笔者统计，1985—1997年之间，出版楚辞研究著作132种，与楚辞有关或包括楚辞成果的著作105种；1900—1994年，发表楚辞研究论文4483篇，其中1977—1994年，发表3302篇16另外，西汉至清代，有楚辞著作138种；1900—2005年之间，出版楚辞著作882种因此，楚辞研究成果极为丰硕，累积至今，著作超过1000种，论文超过5000篇而在选题上，正如张志岳所说，“楚辞和屈原的研究在学术领域内一直是热门，凡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差不多都已经有人论证过，要前进一步很不容易”17但是，楚辞研究的效益，并不尽如人意：一代代的研究者都在反驳、纠正或补充前人的说法；而他们自己又受到后代或同时代人的反驳、纠正或补充。

各家往往各言其是，虽然有一些证据，但合起来则相互龃龉论文发表虽然很多，而能被广泛接受的结论甚少每个个体总是虔诚地认为自己最了解屈原及其作品，而排斥甚至嘲弄他人成果，但同时代的人或后人对他的“独得之秘”往往不买账，目前研究中的这一困惑正是清代各逞臆说、言人人殊的延续，又可追溯到宋代义理探求在方法论上的不足18对于这一特殊的学术现象，不少学者试图作过解释崔富章指出：楚辞不是偶然发生的孤立的文学现象，而它本身几乎是楚国社会生活的缩影，涉及到许多学科，需要作综合考察，而研究者往往显得功力不足，认识不足19对此，比如姜亮夫强调综合研究，其《楚辞通故?自叙》云：欲证史、语两者之关涉，自本体本质，有不能说明，于是而必需借助于其他科学，乃能透达者，故往往一词一义之标举推阐，大体综合各社会诸科，乃觉昭晰，举凡：一、历史统计学，二、古史学，三、古社会学，四、民族学，五、民俗学，六、语言学，七、地理学，八、古器物学，九、古文字学，十、考古学，十一、汉语语音学，十二、哲学、逻辑学，乃至于浅近之自然科学，为余常识之所能及者，咸在征采之列，稍有发正，往往揉磨诸学于语言、历史中得结论，而求其当意20姜氏所述之“古史学”、“古器物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尤为学界所重，以考古新发现、以出土文献研究楚辞，愈来愈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即王国维《古史新证》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互相印证。

陈直先生提出“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1958年对其少作《楚辞拾遗》重加校补，其《自序》强调：自1940年长沙战国时楚墓葬陆续被盗，后经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之正式发掘，所出铜、玉、漆、陶、竹、木各器，其花纹、绘画、雕刻，无不精致绝伦加以前此寿春所出各铜器，去年信阳所出漆器、竹简等，楚国文物，灿然大备知楚国由于经济之发展，反映出文化之高度成就，与屈原之作品，有互相联带不可分割之关系21于省吾在《泽螺居楚辞新证?序言》中指出：清代学者对于先秦典籍中文字、声韵、训诂的研究，基本上以《尔雅》、《说文》、《广雅》为主由于近几十年来，有关商周时代的文字资料和物质资料的大量出土，我们就应该以清代和清代以前的考证成果为基础，进一步结合考古资料，以研究先秦典籍中的义训症结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用同一时代或时代相近的地下所发现的文字和文物与典籍互证22基此，于先生的《泽螺居楚辞新证》为了解释楚辞若干字句上的义训问题，“多半取证于周代尤其是晚周的文字或文物”朱季海根据荆楚、淮楚之间的方言、风土、习俗等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从校勘、训诂、谣俗、名物、音韵等方面，对楚辞作研究，“务使楚事、楚言，一归诸楚其有明文者，必征其始；其无明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