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综合治理实践与创新逻辑.docx

2013~互联网综合治理实践与创新逻辑 一 网络强国战略下的“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关于“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特定概念的提出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并将其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实现“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2018年2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再次指出：“必须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完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专题性研究和全面部署而2014年5月28日，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酝酿、部署和实施进程的早前期，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明确提出，“要以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引领，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基础，以促进民族团结、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等为重点，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

[2]通过梳理和分析党的“国家治理”和“新疆治理”这一对“母—子”体系的包涵、交叉和并行的推进路径，有助于我们更加系统化地理解新时代“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内涵2.“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独特性首先，“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针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土化”的区域性自治而言，又涉及在中央“对口援疆”战略“一盘棋”中相关省区市的“市域社会治理”，更是事关国家全局性治理的重要维度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带效应和特殊地位其次，相较于国内其他地方行政区域治理，“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对的问题更多元，局势也更加复杂，既要面对全国基本面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确保新疆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要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保障新疆社会大局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等因此，“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起点更高、领域更广、目标更远、要求更实、标准更细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做好新疆工作是全党全国的大事，必须从战略全局高度，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3]最后，“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新时代同时也是“网络新时代”正在全面深刻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互联网，在给新疆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的同时，由于不法分子和境外势力利用互联网传播和教唆暴力恐怖犯罪、宣扬宗教极端思想等，已成为新疆不安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也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互联网必然是新疆反分裂、反恐怖、反渗透的前沿阵地，也是各种复杂矛盾叠加与激烈斗争的意识形态主战场当前，新疆依然处于暴力恐怖活动的活跃期、反分裂斗争的激烈期、干预治疗的阵痛期“三期叠加”时期，做好涉疆互联网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各项工作中十分重要且任务繁重而探索出一套网络上下综合立体、科学有效的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制，对于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笔者通过对党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创新、理论发展、实践历程，以及对相关党建文献资料全面系统研究后发现：关于“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疆方略的探索实践中提出来的，也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一个由党中央站在国家治理顶层设计高度，所确立的区域性地方治理的独创性概念。

这就显示出，“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宏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战略性治理、全局性治理和区域性治理的重中之重，在“国家治理”版图中具有极其特殊且重要的战略地位二）网信作为一种媒介执政力量介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演进1.社会结构的转型重构：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一体化融合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新技术、新应用不断开放升级，网络参与的社会全生产力要素释放，社会话语权力体系实现了“技术均权”、“关系重构”和“权力重组”然而与此同时，经由互联网完成的“技术赋权”并不能也没有同步“格式化”地完成对权力所有者基本媒介素养的“标准配置”，由此造成先天性媒介素养不足的大量网络舆论参与者，以其“个人中心”所生产和传播的大量“舆论杂音”与“舆论泡沫”充斥在互联网空间，甚至形成了基于不实信息、谣言的“伪舆论”与事实真相背后主流社会舆论的“冲抵”和“对峙”[4]面对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不断加速“一体化融合”的态势，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并告诫全党，“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也就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

[5]由此可见，当网络舆论生态治理越来越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重要领域与重要变量，一个依法在互联网空间专司网络安全与信息化管控和治理的权力机构便应运而生2.网信治理体系不断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互联网重新定义媒体，社会舆论环境发生颠覆性重构，网络与现实构成了一个互相独立又相互影响的高度结合的社会舆论“共生态”，[6]并由此开启了网信事业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协同共进历程2000年12月，从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做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开始，关于“如何保障互联网的运行安全和信息安全问题”的议程最早进入法治的理念框架2007年11月，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2010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互联网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0〕24号），要求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道路”，中央关于网信治理的顶层设计开始正式布局2011年5月4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挂牌，宣告了我国互联网信息管理领域最高权力部门的成立[7]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对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的引导和管理，依法惩处传播有害信息的行为等，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

2011年10月13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召开“积极运用微博客服务社会经验交流会”，提出“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网络管理方针[8]同年12月16日，《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公布，北京、广州等区域对微博网民率先以“后台强制，前台自愿”原则试行“网络实名制”[9]网信治理的制度化建设进入实践党的十八大以后，网信管理领导体制正式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关于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的议程说明指出：“随着互联网媒体属性越来越强，网上媒体管理和产业管理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变化特别是面对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博客、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10]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11]2014年2月27日，中共中央高规格成立了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任组长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设办公室。

自此，“中央网信办”这一党的网信事业最高领导机构正式成立2014年8月26日，国务院授权重新组建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全国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并负责监督管理执法[12]互联网信息管理从国家层面结束了“九龙治水”的局面，实现了统一规划，归口管理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为加强党中央对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决策和统筹协调职责，将原“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改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央网信委负责国家网络空间安全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13]近年来，网信“入法”，网信治理体系全面依法加强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以法律的形式首次明确了网信部门的法定职责：“网信、电信、公安、国家安全等主管部门对含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信息，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及时责令有关单位停止传输、删除相关信息，或者关闭相关网站、关停相关服务”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其中有多达15处提及“网信”，进一步明确规定“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网络安全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14]（三）网信治理新命题：网信治理“扩容”走向“媒介执政”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这一看似简单易懂的“网民”与“老百姓”对应一致的主体关系确认阐述却意义重大：消解了“网民”即“人民”的身份界限，打破了“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间原有的治理疆界网民”的概念具有了更大的时代包容性和发展性，即网民生产和留在互联网空间的一切网络信息都是有社会价值和辅助治理价值的同时，习近平同志在此次讲话中发出了“领导干部上网动员令”：“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这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一定要不断提高这项本领”有学者指出，这意味着具有网络意识与走进网络，成为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坚持群众路线的检验标准和重要尺度而这种新标准、新尺度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新网络舆论观[15]2018年4月，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高度凝练地提出了“五个明确”，即明确网信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明确网络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明确网络强国建设的原则要求、明确互联网发展治理的国际主张、明确做好网信工作的基本方法，深刻回答了我国网信事业发展的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

[16]2018年8月21～22日，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大以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既解决实际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与2013年8月19日首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发出的警示性命题“最大变量”形成了承前启后、既破又立、以立为本、立破并举的呼应和互联网治理发展观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现在还要加一条，用得好是真本事”[17]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完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互联网环境下的网络空间治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