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器物之用-物质性的人类学探究.docx
14页器物之用物质性的人类学探究 (英)罗兰(Michael Rowlands)/著汤芸 张力生/译[摘要]当代学界对器物与物品的研究,总易建立在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的二分之上,从而或将器物视为社会关系或社会性的反映,或将物抽离于语境来研究这也使得当代博物馆的建立与陈列中,器物被去除其灵性与意义,器物与其制造者、使用者、消费者,甚至博物馆参观者之间的生动联系被割裂,而成为死气沉沉之物本文引入拉图尔的“事实拜物教”(factishism)一词,并不再局限于仅从器物的制造角度来看物,而是重新探讨器物之灵性,即器物何以通过仪式等方式而被激活,从而获得一种自主性这样一种视角,也是对破除欧洲中心主义器物研究的有力反思[关键词]器物;物质性;博物馆;事实拜物教;物之神性C912.4:A:1674-9391(2015)05-0001-06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外国专家局2014年度外国文教专家项目“博物馆与物质文化研[来自www.lW5u.coM]究:中欧经验比较”(项目编号:2014-067)、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xwd-s03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罗兰(Michael Rowlands),男,英国人,著名人类学家,伦敦大学学院教授,曾任该校人类学系主任、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会长、《物质文化研究》期刊主编等,研究方向:物质文化、文化遗产、博物馆学译者简介:汤芸(1978-),女,湖南益阳人,人类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物质文化研究四川 成都610041张力生(1990-),男,山东济南人,伦敦大学学院(UCL)考古学院文化遗产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英国 伦敦首先要说,在这里,我有意使用“器物”(artifact)和 “物品”(object)这两个词,而没有用“东西”(thing)和“物性”(thingness),是想强调器物的制造与装置过程的艺术要素,以及强调事实/器物(facts /objects)是这个过程的结果/实现(outcomes/realities)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曾将“拜物”(fetish)和 “事实”(fact)两个词优雅地组合成了一个新词“事实拜物教”(factishism)①,我将借用这个概念我的关注点也与阿多诺(Theodore Adorno)对“物品”一词的讨论相近,认为这一概念总被消极地当作去语境化的物品(decontextualized object)。
我们来看阿多诺《棱镜》(Prisms)中“瓦莱里·普鲁斯特·博物馆”(Valery Proust Museum)一文的开篇:在德语中,museal(即“博物馆似的”)有着一种令人不快的意味它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物品:观察者与物品之间再无生动联系,并且物品正步入死亡它们之所以得以保存,更多是出于对其历史的尊重,而不仅仅为现时的需要博物馆(museums)和陵墓(mausoleum)的关联远甚于音形上的相似事实上,博物馆就是艺术作品的家墓所幸,在稍后的下文中他继续写道:当然,仅仅是对这一负面的情况有所认识是不够的对待这样的知识上的争论需要更具体的论述[1](P.173-187)在此,我期望能给出一个寻回去语境化物品的价值的论述在我的思考里,还有考古学界的一个对话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重申了“物质”(material)的重要性,他批评伦敦大学学院(UCL)的物质文化研究是在把物质化约为社会关系或者社会性(sociality)出人意料的是,英戈尔德非常推崇亨利·霍奇斯(Henry Hodges)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霍奇斯的《器物》(Artifacts)[2]一书,该书通篇描述器物的制作过程。
这书实在无聊透顶,因为他的描述是抽离于特定的语境且不关心差异的,从而将技艺变成了普泛的技术“科学”英戈尔德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他也成了考古学界的英雄他强调物品/物质本身具有独立于人的意图的自主性(autonomy)而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在对英戈尔德的回应中,称英戈尔德是尚古主义者(primitivism),是想将世界自然化,仿佛人们都生活在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过程中,所有的制作和生产都是为了自己而进行米勒进一步指出,我们并非生活在石器时代(Stone Age),而是生活在“塑造时代”(Plastic Age),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制成品”的物质世界,并且我们对物质的分配是通过消费而实现的但是“制成品”是一直就存在的,我们出生时就进入一个维尼科特式(Winnicottian)的既有的物质世界:物不停流转,有好有坏所以人与物的遭遇并非原始主义式的不过这或许说明,在各种关于物的偏见的裂缝之中,或可有重要的发现在阿多诺看来,博物馆似的物品是去语境化的,它被从生活的语境中抽离了出来,成了死气沉沉之物;而在英戈尔德看来,器物本就是去语境化的,而且应当将之重新嵌入于制造自我的物质过程/物质属性之中;至于米勒则强调用某种社会的观念(塑造时代而非过去的自然化的石器时代)来描述人如何与物质属性交汇。
除了以上这两种极端的观点,其他人还做了许多补充,或质疑物品的价值被降低到了满足人的意图,或提出社会性和物质性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或者认为作为财产的物质及其制作过程有自主性,能形塑个人及其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我认为阿多诺更为准确地指出了人们对博物馆似的物品(而非博物馆)变得死气沉沉的恐惧人们恐惧的不仅是博物馆里布满灰尘的藏品,也包括放在阁楼里被遗忘的物品,被捐给慈善机构的或者扔掉的东西,更不用说死人留下的衣物和个人财物要探究这种恐惧的由来,我认为需要放在欧洲基督教历史的背景下来讨论,尤其是关于圣髑(relics)的问题从字面来说,圣髑指的是圣人身体的遗存(remains)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最先用了Reliquiae这个词,以保护圣人的身体免遭异教徒亵渎对圣髑的崇拜是中世纪对神圣的理解最明晰的表现圣髑带有特殊的能量,不会随圣人的死亡而磨灭中世纪晚期的圣髑被密藏,只在特殊[]的节日向信众展示最珍贵的圣髑会被保存在无色水晶中(《诗篇》中说如此观看圣髑也是一种特殊见到上帝的方式)信众能够看到圣髑从圣骨匣中发射出的特殊的能量成千上万的圣骨匣在宗教改革中被销毁,尤其是在南欧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中被销毁,以让天主教徒们重新关注到耶稣的身体和弥撒上来。
新教的毁坏圣像运动否认圣像与圣髑中有任何神圣性存在,只在由牧师举行的弥撒仪式中,认可天主教所主张的在弥撒中能与上帝相遇这一点但是这两个运动(宗教改革运动与反宗教改革运动)都否认圣髑——圣骨、布缕、指甲和头发等等——有特殊的力量,尤其反对与遗物的身体接触——触摸、亲吻、穿戴——能够使人通灵的说法然而,尽管在1520到1650年间的欧洲,有成千上万的圣髑被毁掉,但这并不意味着圣髑就失去了其无可取代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圣髑转入了地下,以私人与隐秘的方式留存所以今天,你可以在Ebay网站上购买你自己的圣髑,修建你自己的神龛但是对圣髑的压制同时也伴随着物品收藏神圣化的潮流16与17世纪,当西班牙和葡萄牙正经历着销毁圣髑之时,葡萄牙的殖民者面对西非海岸的偶像崇拜,同样进行了大规模的偶像销毁而在圣髑被毁或隐匿之时,博物馆的雏形:“好奇的橱柜”(Cabinets of Curiosity)首先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然后在法国和德国南部出现这绝对不是巧合基督教的传统认为将物品隔离与隐匿才能使得物品在被观看时释放出其力量,这如莫斯(M. Mauss)延续弗雷泽(James Frazer)的理论时所说,是一种混杂了相似率与接触率的巫术行为。
[3]拉图尔区分了事实(fact)与崇拜(fetish),并将二者重新整合,以“事实拜物教”这一概念来说明对现代拜物教形态他指出,“我们·现代人”(WE Moderns)表面上区分了主体与客体、事物与表征,但其实又悄悄地将它们重新整合我认为欧洲“博物馆的诞生”就是这种暗地里将主体与客体重新结合的一部分博物馆绝非对偶像毁灭之前时代的一种怀念式的集体记忆,也就是说,并非有一种蛰伏的反拜物冲动在将圣髑/偶像化约为“精美物品”(fairy objects)或转化为新时代宗教(new age religion)博物馆本身构建了主体与客体、事物与表征的分离,但同时却要掩饰这种分离,掩盖抽离的/去语境化物品的展示中存在的事实拜物教/拜物教说句题外话,民族志博物馆与收藏在欧洲正面临着危机危机来源于藏品归还的压力与日俱增,又因政治人物并不关心展览“其他文化”(other cultures)的价值而加剧20世纪60年代,牛津皮特·里弗斯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的民族志馆建成,展出了大量的实物有趣的是,博物馆被批评为是“关于他者的拜物教”,以致后来将这些物品重新语境化,转型为“世界文化”博物馆。
物品与藏品被收入仓库,换以照片和影像资料来展现“他者”究竟是如何生活的欧洲人总指责西非与其他地方的“拜物”是一种心智的痼疾,这种指责实际上发自于欧洲深层的神学创世起源观非洲人”怎么能一边说那些器物是自己亲手制作的,一面又声称那些器物是神明或是具神性的呢?你不能同时说你自己制作出了你所崇拜的东西,而同时声称它们真的有神性你只能二选一,除非你没脑子,不知道其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也未察觉自己的偶像崇拜之罪[4](P.3)拜物教(fetishism)一词是从葡萄牙语形容词fetico演化出来的,而fetico又是由动词feito(意为“制作、制造”)而来这表明了存在于欧洲人观念中的模糊之处,他们总认为只有异教徒才会在夜晚制造塑像、玩偶与偶像,而在清晨又相信它们是自己诞生的,因此值得信仰数以千计的这样的拜物教物件在西非海岸被毁掉,更多的则被当成玩偶而安全地收集成为博物馆物品这正是事实拜物教在暗地里实现的主体与客体的重新整合16世纪到18世纪,从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到贝宁(Benin),成千上万这样的人物面具被欧洲人视为“异教物品”(pagan objects)而毁损直到今天,这种销毁仍然在继续,且是五旬节派(the Pentecostal)和伊斯兰教打击“异教”的方式之一。
在立体主义创始者毕加索(Picasso)、布拉克(Braque)和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把这些非洲面具抬高到原始主义的高度之时,这些面具已经成为了非洲艺术最重要的符号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援引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关于怪异之物的论述,认为这些对面具的崇拜是一种超现实的干扰,可同时使人感到焦虑、恐惧和性冲动欧洲人想象着非洲人对面具的崇拜,也由此产生出极大的恐惧,认为拜物是边地与越界的特性不过,这也催生人们去探讨物质性中能将不可见世界物质化(materializing the invisible)的特性欧洲人在16世纪之时,便援引拜物教这一概念来界定西非海岸的雕刻物,认为这些物品有着物质能动性(material agency,即葡萄牙语的fetishao),但对这种思想的回应便已经在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中对圣髑力量的排斥中形成了一、制造与神性拉图尔认为,拜物者是困惑的,他用自己的双手,以自己的方式制造了物品,但他弄不清他自己创造之物的力量从何而来,便认为这一力量就源于物品自身像拉图尔所说,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如果你把力量从物身上拿出来,那该放在哪里呢?是放在其制造者身上,还是放在生产它的社会环境里?反偶像崇拜者以为自己在消灭着异己,但异己者却正以更加复杂的社会大众的方式反弹。
[4](P.10)或者以马克思所谓的商品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