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弗利》的仪式书写与苏格兰文化记忆重塑.doc

《威弗利》的仪式书写与苏格兰文化记忆重塑 张秀丽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 本文以沃尔特·司各特的第一部苏格兰历史小说《威弗利》为例, 从文化记忆的视角探讨司各特如何在仪式中展演苏格兰文化记忆, 并以文字形式外化这些文化记忆, 进而对其进行阐释和重塑, 从而发出民族主义诉求值得注意的是, 司各特对仪式的“调整”与对文字的“翻译”, 反映出其力图在反叛与妥协的平衡之中重塑苏格兰文化记忆关键词： 仪式; 文化记忆; 司各特; 《威弗利》; 作者简介：Zhang Xiuli,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Email: xllchang@Waverley's Representation of Rituals and Reconstruction of Scottish Cultural MemoryZhang Xiu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Scott's first Scottish historical novel Waverle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Walter Scott performed the Scottish cultural memory in rituals, and embodied them in texts, then interpreted and reconstructed them in response to the nationalist appeal.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revision of rituals and translation of texts reflect Scott's intention of reconstructing Scottish cutural memory in the balance of rebellion and reconciliation.Keyword： ritual; cultural memory; Walter Scott; Waverley; 2014 年苏格兰独立公投将公众视野投向了英格兰—苏格兰联姻及其相关问题。

19 世纪苏格兰著名作家沃尔特·司各特 (Sir Walter Scott) 爵士在其威弗利系列历史小说中以婚姻的形式隐喻了英格兰—苏格兰联盟, 诠释了苏格兰如何在联盟的大格局下寻求民族发展之道然而也正是因为这表面上对联盟的亲近, 引起了后世苏格兰作家和评论家们对司各特的诸多诟病苏格兰文艺复兴运动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出了最强音, 然而两位领军人物穆尔 (Edwin Muir) 和麦克迪尔米德 (Hugh Mac Diarmid) 都对司各特颇有微辞, 认为后者的苏格兰书写建立在“空洞无物”上, 是徒劳的回忆, 甚至是对苏格兰民族文化的背叛穆尔是活跃于格拉斯哥社会主义运动的苏格兰作家, 在其著名的《司各特和苏格兰:苏格兰作家的困境》 (Scott and Scotland:The Predicament of the Scottish Writer) 一书中称司各特对苏格兰的书写因建立在“一个非常奇怪的空洞”之上而对民族文化建构无益在他看来, 司各特的写作是立足于“无物”、一个“裂缝”、一个既不是国家也不是行省的非地方:司各特生活在一个不是共同体的共同体中, 努力想要去传承一个不再是传统的传统;结果就是, 他的作品恰好反映了他的困境……一个失去国家的民族创造出传说来代替它。

一个国家的历史现实取决于其连续性, 当下只是它的一个保证……但是国家统一失去了, 过去也就失去了, 因为连接过去和现在的纽带破裂了, 过去因此变成了传说, 成了纯粹记忆的诗歌 (161) 穆尔的“空无一物”论影响深远, 而麦克迪尔米德直接将司各特视为苏格兰的叛徒 (Craig 42) 然而, 随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记忆理论的兴起, 以及文化记忆理论的跨学科研究,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了司各特作品中记忆书写对民族身份建构的重要作用本文以司各特的第一部小说、也是第一部苏格兰历史小说《威弗利;或六十年的事》 (Waverley;or, ‘Tis Sixty Years Since, 1814;以下简称《威弗利》) 为例, 从文化记忆的视角探讨司各特如何将苏格兰文化记忆在仪式中展演, 如何进行文字外化, 进而发出民族主义诉求《威弗利》以 1745 年苏格兰反抗事件为历史背景, 借助英格兰贵族爱德华·威弗利在苏格兰低地和高地的所见所闻, 唤起了苏格兰人民的文化记忆, 重塑了苏格兰民族精神和文化价值我们不难发现, 司各特的记忆书写绝不是如穆尔所言, 建立在空洞无物的社会现实之上, 传达出的也并非空洞无物的浪漫式感怀, 而是指向了苏格兰民族文化的建构与重塑。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重塑并非激进民族主义式的, 而是融合式的, 是在英格兰—苏格兰联盟政治话语之下的有条件反抗在司各特那里, 民族主义诉求与联盟话语并不冲突, 而是处于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复杂和动态平衡关系之中仪式展演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 (Emile Durkheim)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首次指出了仪式对于创造和加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在他看来, 当群体聚集在一起举行仪式时, 他们的思想都集中到了“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传统、对祖先的回忆及其中所体现的集体思想, 总之, 都是社会的事情”;“仪式通过集体力发挥作用, 而集体力也通过仪式产生作用” (411) 涂尔干关于仪式的阐述对人类学研究意义重大, 但他主要是从宗教角度立论, 德国学者杨·阿斯曼 (Jan Assmann) 则从文化的视角进一步阐发了仪式在文化记忆和文化身份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他举《摩西五经》中出现四次要求将仪式和律法的意义传授给子孙后代的例子说明, “每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 (Konnektive Struktur) , 它起到一种连接和联系的作用” (6) ;而“每个凝聚性结构的基本原则都是重复”, 因为重复“可以构成被再次辨认的模式, 从而被当作共同的‘文化’元素得到认同” (7) 。

可以说, 仪式是促使文化重复、形成凝聚性结构, 进而推动文化认同的有效策略之一借助于仪式的不断展演, 共同的文化元素在不同的时间和场景中得以回忆和传承在《威弗利》这部以苏格兰1745 年高地事件为背景的历史小说中, 司各特借助于对仪式的展演, 加强了过去与现在的文化延续性, 试图唤起苏格兰人民的共同文化记忆, 形塑苏格兰集体文化身份高地氏族宴会上的吟诵可以说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吟诵开始之前, 氏族首领弗格斯打了个手势, 吩咐停止吹奏风笛, 然后高声问“那首歌”到哪里去了对于“那首歌”, 所有在场的人都有共同的认知吟唱诗人麦克-默罗马上领会了暗示, 开始用低沉的音调连珠般地吟唱了大量盖尔族诗歌, 对此大家报以热烈的喝彩一开始, 他一边吟诵一边往前走, 然后热情不断增高, 似恳请, 又似在命令;接着他的嗓音拔高, 发出狂热的、充满激情的声音, 一边作着适当的手势作为英格兰人, 不懂盖尔语的威弗利并不明白这种行为意味着什么, 但是他却从吟唱者和听众的行为、举止和表情, 以及吟唱对听众造成的巨大影响上猜测出吟诵的重要性他们那被太阳晒黑的粗犷的脸上, 露出更凶猛、更热烈的表情;他们都倾身向着吟诵者, 很多人跳了起来, 狂喜地挥舞着手臂, 一些人把手放在自己的剑上。

歌声停止, 有一会儿寂然无声, 这时诗人和听众高涨的情绪渐渐平息, 恢复了原状” (Scott 98) 首先, 这首歌在吟唱上具有既定的程序, 演唱者所演唱的内容能够引起所有在场者的强烈共鸣, 甚至对他们的行为造成一定影响, 如有的人把手放在了自己的剑上后来从首领的姐姐弗洛娜那里得知, 那首诗“是把高地各氏族的人名, 按他们各自的特点加以排列的名单, 是对他们的勉励, 要他们记住并效法祖先的作为” (104) 这些诗歌记录了英雄的事迹、情人们的诉苦、打冤家的氏族的战斗, 高地人冬天在火边取暖时, 主要娱乐就是吟诵这些诗据说, 有些是古歌谣……其他的诗歌则是较晚近的作品, 是家族吟唱诗人编的, 那些有声望、权势较大的族长把他们当作自己氏族的诗人和史官养起来” (103) 由此可见, 在集体的参与下, 吟诵唤起了成员关于共同的传统、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文化的记忆, 加强了集体身份的认同感吟诵仪式之所以能够形成“凝聚性结构”和排他性, 关键在于吟游诗人将“颂词准则” (the panegyric code) 嵌入了吟诵中, 在集体集会等公众场合向集体成员不断传达古老苏格兰精神中的忠诚、荣誉、英勇等价值观念, 以此延续民族文化传统, 促进民族文化认同。

所谓的“颂词准则”, 是“一整套广泛存在于盖尔文学中所有题材和社会范畴中的惯例” (Coira xi) 根据科伊拉 (M.Pía Coira) 对从早期到 18 世纪的苏格兰盖尔诗歌所做的系统研究, 颂词准则被嵌入到文本中的首要目的是建构“语言的权威” (317) 通过赞美颂扬理想的统治者, 盖尔诗歌将首领的统治合法化, 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统一性吟游诗人绝大部分本身就是贵族, 借助于集体场合中的吟诵, 不断地传达着类似的讯息表面上, 麦克-默罗只是列举了一些祖先的名字, 实际上通过列举, 不仅成功地连接了过去与现在, 而且让在场的听众在时间的长河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了到自我身份的根基和延续性, 从而强化了个体对集体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感同时, 对于祖先的忠诚使他们难以认可现在的汉诺威王朝统治者, 因而有些人甚至把手放在了剑上, 随时准备战斗也就是说, 仪式加强了集体的认同感, 也同时强化了排异性仪式的展演本身可以说是一种诠释、一种试图超越时间的行为哲学家伽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 在《真理与方法》中指出了节日庆典在不断的重返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超越历史的时间性:“如果我们把节日庆典活动的重返与通常的时间及其度向的经验相联系, 那么这种重返就表现为一种历史的时间性” (159) 。

虽然庆典活动经历着一种历史的演变, 其方式、甚至内容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但是“这种改变根本未触及节日庆典活动的那种来自它被庆祝的时间特征”庆典之所以为庆典, 并非由它的起源所规定, 而是由于它应当定期被庆祝因此按照它的自身的原本本质来说, 它经常是一种异样的活动只是由于其经常是以另外一种东西而存在的存在物, 才在某种比所有属于历史的东西更彻底的意义上是时间性的只有在变迁和重返过程中它才具有它的存在”(159-60) 也就是说, 正是由于它经常作为另外一种活动、作为别的东西而存在, 它才是时间性的, 是在变易中的, 在不断的重返中获得了它的时间价值在不断的展演中, 仪式构建了一个共同的可供回忆的过去, 来填补由于过去与现在撕裂所造成的焦虑作为“苏格兰古物研究和传统的伟大神使” (Trevor-Roper 211) , 司各特借助于仪式的展演, 试图唤起苏格兰人民的共同文化记忆, 形塑苏格兰集体文化身份文字外化关于文字对记忆形成及建构的重要作用, 尤以文艺复兴时期最为看重格林布拉特 (Stephen Greenblatt) 在他的著作《莎士比亚式的商榷》一开始就指出:“我开头就要提出我与死者对话的愿望”;他提到了“文本痕迹” (textual traces) , 认为在这些痕迹中“社会能量”得以流通, 沟通了死去与活着的人 (1) 。

阿·阿斯曼 (Aleida Assmann) 认为, 格林布拉特关于和死者对话这个核心问题不仅关涉艺术, 更“关涉到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