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以来日本宋代社会史研究动向.docx

    2011年以来日本宋代社会史研究动向    ［日］镝木丞著 钱晟译摘 要：日本宋代社会史的研究方向极多，研究成果也极其丰富，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研究视角的转变与新史料的整理与出版，日本学界出现了从宋代视角出发，关注与元代、明代乃至近现代关系的新研究趋势而研究视角及史料状况的变化，也对社会史研究领域带来新的影响文章关注上述的变化与影响，从地域社会研究方向的变化、士大夫研究的发展、史料发掘状况三个方面整理2011年以来日本宋代社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总结相关研究的发展趋势Key：日本;宋代社会史;地域社会;士大夫：C952 ：A 文章編号：1674 - 621X（2022）01 - 0144 - 09前言日本宋代社会史的研究方向极多，即有解明都市、农村实态的地域社会史研究，又有侧重于文学作品及绘画等艺术作品的文化考察，或从朱子学、道学等方向出发探讨宋人的精神思想面貌，抑或从民间信仰探讨宗教、风俗等方面的问题如此繁多的方向下，研究成果也极其丰富，若对每一篇论文加以综述自忖无法实现，也对研究动向的概括无所助益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关注2011年以来，日本宋代社会史研究领域内有长足发展的课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其次在提示日本宋代社会史研究的代表主题、重要视角的基础上，注目于各相关研究方向下的具体研究论文，通过对论文的述评总结研究动向另外，本文无意网罗社会史的全部论文整理著作目录，只是基于个人的关心课题对研究动向加以整理阐述首先在日本宋代史研究中无法忽视的一个趋势是，从宋代的视角出发，继而关注与元代、明代乃至近现代关系的研究在逐渐增加比起对唐代与宋代进行类型比较的 “唐宋变革论1”等古典议题，现今研究界中“两宋变革论”2“宋元明变迁论3”等议题甚嚣尘上，由此可见目前的研究界更倾向于解明宋代的特质对后世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这类高屋建瓴的目标或许是受这种大局意识的影响，近年的研究在哲宗、徽宗朝时期，即北宋的中后、末期比较集中，并逐渐充实着以南宋为对象的研究课题从史料的选择方面来看，原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编年史料，《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制度史料，以及《宋史》是宋代研究的根本材料与之相对应的士大夫个人文集，从墓志铭、行状中复原出的官僚履历等，被应用于对上奏文中被省略内容的补充调查，是作为填补编年史料疏漏的补充性材料而存在然而近年，随着《全宋文》1的出版，电子资料库的建成，史料检索的环境发生了剧变2，原本作为补充材料使用的文集史料等现在可以像编年史料、制度史料等一样被系统地拿来使用，由此出现了一批以文集史料为中心的新研究成果。

上述的研究视角变化及史料状况变化，在社会史研究领域特别显著受此影响，现今日本学界的宋代社会史研究出现了对以下三类研究课题的重视：首先是地域社会研究方面的变化日本的古典研究视角，即从“唐宋变革论”对社会经济史的关注出发，主要探讨的是乡村社会的状况而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对都城结构、都市空间等城市社会具体情况的描写，成为研究的主流3其次是以都市、各地域社会中的士大夫为对象，考察其活动轨迹的研究该研究从以前就有开展，近年其更积极地将元、明、清代士大夫、知识阶层也一并纳入研究范围总体来说，从对宋代士大夫与明清乡绅继承性、断绝性的探讨出发，分析其背后的宋代地域社会与明清地域社会的不同，成为该研究方向的最大目标抱有如此广域视野的同时，该方向的研究者不仅将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人作为考察对象，还分析他们和普通庶民的关系，探讨士大夫阶层的人际关系网络等，从这些视点、视角出发推进了研究的发展第三是对上述第一、第二类研究课题的基础，即史资料本身进行的研究近来的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史资料本身的重要性，与此相关联的日本宋代史研究，开始尝试用新视角解读史资料，由此延展出对研究方法的再认识，成为宋代史研究学科的新动力。

以上三类研究课题中所呈现的新气象，既是宋代社会史研究的近年来动态本文将收集到的研究论文，按上述课题加以分类整理，以此对日本宋代社会史学界的最新动态做整体回顾当然，各研究论文互有关联，研究内容也横跨多个领域，要将之按研究课题做细致的区分并不容易本文只是从论文题目等方面做简略的区分，并将各篇的代表性观点加以整理概括一、地域社会及都市的空间、社会研究谈到地域社会研究，首先必须提及的代表作品是《中国宋代の地域像》（中国宋代的地域像）一书1该书作者伊原弘首先在《序说》中罗列以下若干问题：宋王朝这个“专制国家”在对地域社会的统治中有着怎样的考量？作为问题的视角，宋人自身有无对地域的认识？地域社会的自立性、科举官僚制度下人们的目的意识又如何？2而同书收录的须江隆氏的论考《日本の宋代“地域”史が具有する“足枷”――视点と史料の问题――》（日本宋代地域史所的“脚镣”：视点和史料方面的问题）一文，则对日本“地域”史研究现存的问题，做了如下总结：即，大多侧重文臣官僚的视角及他们与公权力的关系等问题，而对地域独自的历史性特征及其在经济、政治层面意义，尚未做充分的考察同时须江指出，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就需要在对地方志以及石刻史料活用的具体案例进行探讨的同时，运用“记录保存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这一视点。

这是在考察书籍、书画、碑文等的制作流程，抑或是做成意图的过程中，对地域文化的特质予以解明[1]此外，同书伊原弘对南宋台州进行了论考，柳立言对南宋审判资料的超地域特性做了论述等，多样的论述内容被包含于书中，甚而在中国史的基础上，对日本史、西洋史的比较研究也包含其中，成为地域社会史研究领域中不可或缺的读物深入到都市研究的范畴，可看到以“都市空间”等词汇为标题的文章，多数都以开封、临安（杭州）等北、南两宋的首都为研究对象开封的研究以久保田和男为肇端，其论文《宋代开封における公共空间の形成――宣德门·御街·御廊――》（宋代开封公共空间的形成：宣德门、御街、御廊）从开封都城宣德门前的祝祭行事研究出发，主张该活动并非只有高级官僚，一般的都城市民也能参加，由此论述到了宣德门前有各式人群存在的“公共空间”[2]此外其论文《宋开封の旧城と旧城空间――隋唐都城の皇城との比较史的研究――》（宋都开封的旧城与旧城空间：与隋唐都城的皇城之比较研究）还认为，开封旧城内官公衙门和民居混杂的情况，反映出宋代政治文化中“与民同乐”“万民同乐”的主张[3]。

而伊原弘《<清明上河图>と徽宗の时代 そして辉きの残照》（<清明上河图>与徽宗时代 加之闪耀的残照）一文，在文献史料的基础上，活用绘画资料对开封的都市社会加以了系统说明[4]同书中清木场东氏《清明上河图の背景――都市と町の经济》（清明上河图的背景：都市与町的经济）一文则从物资流通的视点出发，认为《清明上河图》在描绘了开封城内情况的同时，也刻画了汴河水运及中小乡村的风景3久保田和男《メディアとしての都城空间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五代北宋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の変迁のなかで》（作为媒介的都城空间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五代北宋政治文化的变迁背景中）一文则认为，《清明上河图》并未描写新法政治象征的外城壁，而是以新法政治以前的“德的隐喻的都城空间”作为描写对象4克里斯蒂安·德皮（Christian de Pee）《清明上河图と、北宋（960 - 1127）东（开封）のテキスト地理学》（清明上河图与北宋东都的范本地理学）一文，则对现存可利用文献史料，几乎皆为基于“帝国意识形态”的科举文化及官僚社会所驯化的男性所写这个现象予以重视，认为史料的记述都附有这样的背后意识特征1。

帕特里夏·巴克利·埃伯里（Patricia Buckley Ebery）《徽宗朝の开封の建筑计画》（徽宗朝的开封建设计划）一文则对徽宗朝的公共建筑计划，从数个观点加以探讨，主张徽宗朝的建筑计划强化了开封的“神圣”特性，由此提高了皇帝的象征权力2此后，伊原弘所著《宋代中国都市の形态と构造》（宋代中国都市的形态与构造）出版，其第二部的内容也对《清明上河图》加以活用3南宋临安都城研究，近年来则由高桥弘臣氏致力于研究高桥《南宋临安における空间形态とその変迁》（南宋临安的空间形态及其变迁）一文在整理中心部、东南、城外等区划后，探讨了自北宋杭州城至南宋临安城时期的空间形态变化，特别是随着杭州州治向西部转移，其旧址成为行宫的过程此外，与北宋时期快速发展的杭州城西部不同，到了南宋时期杭州城东部地区得到更快的发展等问题也被逐一论及4以前仅作为皇帝及官僚们的政治舞台进行的都城空间研究、礼制视角出发的都城计划研究等，现在成了重要的研究对象近年来作为注目于这种“公共空间”的例子，从构成都市社会的诸要素，都市住民的生活、祭祀等社会史的视点出发，研究被不断深化5当然，首都以外的都市近来也被学者广泛关注如山崎觉士氏《宋代明州城の都市空间と楼店务地（上）》（宋代明州城的都市空间与楼店务地（上））一文，以山地测量政策的“绍兴经界法”被施行后的明州城都市空间为对象进行了研究。

从结论来看，各种设施和民居在明州城全域并非均匀分布，东北部聚集的商业设施较多，西北部则多设有军营同时，禁军营从繁华街区离开后，厢军营接管了在繁华街区的地址，得到了生活上的改善6山崎氏还以此为契机，发表《宋代都市の下层民とその分布》（宋代都市的下层民与其分布）一文，分析了明州住民的人口构成以及下层民众的地理分布状况，发现下层民众多聚集于西南部地区略有薄产的下层民众多居住与城外区域的现象，展现了他们对城外区域发展的一种期望[5]小野泰所著《宋代の水利政策と地域社会》（宋代的水利政策与地域社会）一书，同样也关注于宁波，特别是以宁波的水利政策入手考察了地域社会的样貌[6]其第二部第一章，围绕着水利政策所产生的地域社会内部的利益矛盾进行探讨，描绘了地域社会的别样风貌7而前载的伊原著书，同样也收录了对泉州的宗教文化、台州临海县的庶民经济力所进行的论考文章1综上可见，研究的大趋势，已从古典社会经济史研究对农村社会的注目，转向了对都市社会空间、都市文化的探讨今后这种对“公共空间”问题的探讨，也将进一步地深化发展下去目前由于史料限制，对北宋及辽金时期华北都市社会的实态研究目前陷入停顿，而一旦突破这种限制获得更深入的实态研究，其成果就可用来和南宋时期进行比较，从而更具体地对南宋的时代特征加以把握。

今后，若将这样地对宋代个别地区、都城的研究加以综合，就可以成为考察宋代社会特质的重大课题2或者，参照宋代史以外的研究成果，考察当地地域特殊性的由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或者为何没有影响），也是打破“宋代史”这种断代研究思维的必要措施二、地域社会中的士大夫研究对地域社会中士大夫活动的关注，近年主要由小林义广氏为肇端小林氏的著书《南宋江西吉州の士大夫と宗族·地域社会》（南宋江西吉州的士大夫与宗族、地域社会）中，特别是将江西吉州相关联的士大夫群体作为探讨对象，对他们在地域社会中所抱有的关系，及他们对自身、宗族的繁荣所构想的规划加以考察作为书中探讨对象的宗族、士大夫案例较多，可以综合起来概括如下：北宋末至南宋时期，士大夫们产生一种想要植根于当地生活的态度，这种态度到了南宋后期变得更为明确这种态度的具象化产物就是各种《族谱》的修订以王庭珪为例，他主要以地方的生活为主轴，兼顾着对中央政府的关注而以胡氏为例，为了使宗族威信提高家族兴盛，族中科举及第者的大量出现变得十分重要[7]此外，远藤隆俊《宋代士大夫家族の秩序と构造》（宋代士大夫家族的秩序与构造）一文，对士大夫家族予以了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