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史 (复旦大学) 晚明思想.docx

中国古代哲学史 (复旦大学) 晚明思想 《中国古代哲学史》 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编 第五章晚明思想 . 第一节顾宪成与高攀龙 1604年，以顾宪成和高攀龙为代表的儒家士人在无锡重建东林书院，仿朱熹的《白鹿洞规》，制定《东林会约》，以此为标志，结成了东林学派，形成了一股新的学术势力他们在以理学为正宗以及在书院讲学的形式下，积极展开讲学活动，招徕朝野人士、远近乡绅，“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明史?顾宪成本传》），使得讲学活动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东林学派的政治和思想活动对晚明社会及其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章第二节所要讲的明末大儒刘宗周更是继之而起，对阳明心学进行了清算和修正 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号泾阳，江苏无锡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授户部主事此后在仕途上屡遭挫折，官仅止于吏部考功司主事，万历二十二年(1594)因与中央权臣在政见上的抵牾，被革职为民此后一生不复为官，与高攀龙等人引为同志，以东林书院为基地，从事讲学活动顾宪成早年曾从师薛应旃，薛曾是王阳明弟子欧阳德的门生，但薛对王学多有批评，其思想偏向于朱学他将自己编订的《考亭渊源录》这部表彰朱学之书授给顾宪成，希望他来日担当起复兴朱学之大任。

顾还自称私淑方学渐，方受学于耿定向，在思想上推崇王阳明，但对王门后学却持批评态度可见，在顾宪成的思想背景中既有王学因素，同时又有朱学的影响顾宪成的著作有《顾端文公遗书》、《泾皋藏稿》，其中《小心斋札记》（以下简称《札记》）、《证性篇》等为主要哲学著作 高攀龙(1562—1626)，初字云从，后字存之，号景逸，江苏无锡人与顾宪成齐名，世以顾、高并称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后授行人司行人，不久便因直言，与权臣不合，谪广东揭阳典史后因服母丧，家居不仕近二十六年直到天启元年(1621)复出，先后任光禄寺卿，左都御史天启五年，宦官魏忠贤等以结党等罪名，对东林党人开始了大肆镇压，高攀龙被削籍为民，杨涟、左光斗等六人被逮而惨死狱中次年，继而下令逮捕高攀龙、黄尊素等七人(史称“七君子”）高攀龙闻悉，遂于三月十七日投湖自尽高攀龙一生学无常师，与江右王门的传人罗懋忠、萧自麓等有来往，受到江右王门“归寂派”所传的“主静”之学的影响，并推崇朱熹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为学方法以及薛瑄的“主敬”思想和李材的“止修”学说曾自筑“水居”，作为静坐读书之所，并作《复七规程》，推行七日静坐法可见，在他的思想中主敬涵养与静坐体验是互为关联的。

不过总体说来，其思想偏向于程朱理学，同时又有折中理学与心学的色彩他在晚年，编成《朱子节要》一书，以宣传朱学为己任他的著作被后人编为《高子遗书》(《四库全书》本） 一、心学批判 对于阳明的致良知说顾宪成和高攀龙都基本表示赞同，顾曾指出：“或问阳明先生之揭良知何如？曰：‘此揭自是痛快往往有驳之者，予不敢以为然也’”(《札记》卷十一)并表示赞同高攀龙的观点，认为《大学》所讲的“明明德”之工夫“即是致良知”顾宪成进而强调，一部《传习录》也应当从这一角度来进行解读(同上书卷十）髙攀龙则指出：“姚江(按指阳明）天挺豪杰，妙语良知，一破泥文之弊，其功甚伟，岂可不谓孔子之学!”(《高子遗书》卷九上《崇文会语序》)然而，对于阳明的某些观点及其心学流弊则有严厉批评，主要集中在“无善无恶”说这一点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无善无恶的批判，乃是东林学派诸子在学术思想上的一个基本共识顾宪成在重新恢复东林书院，制定《东林书院院规》之际，就明确提出“以性善为宗”，并规定“恪尊洛闽”、“以朱为宗”高攀龙也指出顾宪成“辟东林精舍”，旨在“讲明性善之旨”(《高子别集》卷六《顾泾阳先生小传》）显然，在当时以“性善”为标识，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孟子的性善宗旨，而是针对心学派大肆宣扬的“无善无恶”说，目的是“以性善’扫除‘无善无恶”’(《札记》卷十六）。

顾宪成认为，无善无恶说是造成当时思想危害最为严重的一种邪说他指出： 本文来源：网络收集与整理，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第3页 共3页第 3 页 共 3 页第 3 页 共 3 页第 3 页 共 3 页第 3 页 共 3 页第 3 页 共 3 页第 3 页 共 3 页第 3 页 共 3 页第 3 页 共 3 页第 3 页 共 3 页第 3 页 共 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