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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地区的古今探索=“news_bd”> 　　西方人对蒙古的发现及认识开始于蒙元时期明代由于东西方隔绝，西方人对蒙古仅有间接的听闻西方人在清前期又一次直接实地地发现了蒙古康熙在位时期，有多批身负清廷使命的耶稣会士前往蒙古地区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研究，他们对蒙古的发现已进入一般介绍及专业研究并行的阶段众多西方耶稣会士对蒙古的发现及认识，使欧洲有了对蒙古地区的整体认知，开启了近代西方对蒙古的兴趣与关注 　　一、游历蒙古地区的耶稣会士概述 　　康熙帝促成了耶稣会士直接发现蒙古地区，有多名耶稣会士到蒙古游历考察耶稣会士直接对蒙古的再发现，主要是在来华法国耶稣会士的努力下完成的从1688 年五名法国耶稣会士来华，至康熙皇舆全图测绘，再到康熙禁教令期间，共有十几名入华耶稣会士到蒙古游历考察，其中以法国耶稣会士为主 　　康熙帝时期，有多名耶稣会士直接发现蒙古南怀仁扈从康熙帝于1682 年巡幸关东，其根据见闻留下《鞑靼旅行记》[1]1683年，南怀仁、闵明我奉命随驾往北塞[2]338 　　1685 年，徐日昇随康熙帝北巡至长城外，其未出版的游记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ARSI)内留存[3]237张诚于1688 年至1698 年间，曾前后八次前往蒙古地区旅行。

张诚留心世务，著述勤奋，每遇一事，必有日记，其记述后由法国杜赫德编撰入《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及博物》(简称《中华帝国全志》)[4]安多于1696 年至1698 年间与张诚共同进行了四次到蒙古的旅行，他的游记De bello Cam Hi imperatoris tartaro:Sinici contra Tartaroserutanos.Fe- liciter confecto anno1697 也未出版被保存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ARSI)[3]238 　　1701 年7 月，康熙帝赴塞外避暑，樊继训修士、意大利药剂师鲍仲义修士、杰拉尔迪诺先生和翟敬臣神父扈从[5]120 　　1708 年，康熙帝决定测绘全国新图1708 年7 月4 日至1709年1 月10 日，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神甫奉康熙帝圣谕出口测绘长城地图 　　1709 年5 月8 日，雷孝思、杜德美、费隐神甫，由北京启程去东鞑靼测量了从45°至40°纬度之间所有汉人称为藏鞑子的蒙古王公的领地 　　1711 年，杜德美、费隐、奥古斯丁会士潘如，出长城至哈密，测定了被称为喀尔喀鞑子的几乎整个鞑靼地区[6]。

康熙皇舆全览图绘成后，耶稣会士将测量数据传回欧洲，由唐维尔(D'Anville)与杜赫德整理后在海牙于1735 年出版 　　1721 年，康熙帝因礼仪之争，派遣意籍会士喜大教赴罗马为教皇送信，他随同俄国沙皇特使由蒙古穿行西伯利亚返回欧洲康熙禁教后，入华耶稣会士减少雍正在位期间，仅有宋君荣于1728 年作为翻译赴蒙古恰克图签订《恰克图条约》宋君荣对蒙古地理、历史颇有研究，他的大量手稿被保存在巴黎和伦敦，发表的有《鞑靼和林方位考》(Situation de Holin en Tartarie"，T'oung Pao，March，1893)、《成吉思汗及蒙古史》(Historie de Gentchiscan，Paris，1739)乾隆时期，高慎思、傅作霖于1756 年、1759 年两次赴新疆测量 　　耶稣会士对蒙古直接实地发现的成果，大部分被杜赫德编辑进《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及博物》[4](简称《中华帝国全志》)一书刊印出版，同书所附唐维尔(D'Anville)所绘中国及内陆亚洲的地图即来源康熙皇舆全图此书被誉为传教士汉学的三大奠基之作，甫一出版便轰动欧洲，相继以法、英、德、俄文出版、再版，是18 世纪西方获得蒙古知识的主要来源。

　　二、清前期西方人对蒙古地区的认识 　　1.对蒙古地区的区域定位及地理景观的再现以张诚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对蒙古的直接再发现，是18 世纪西方获得蒙古相关知识的主要来源，使西方有了对蒙古的整体认识这种认知首先源于地理的构建，即蒙古地区的空间定位及空间内景观的塑造张诚通过在蒙古地区的经纬度测量，给出了蒙古地区的区域定位，他们的国家从西往东伸展，也就是从里海(东经二度或三度)到东鞑靼(东经一零四度)，从南到北，即从中国长城到北纬五十度[7]92是时在欧洲有关中国最新的地图资料是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但其所载地图误差较大，并且对长城以外地区语焉不详张诚通过在蒙古地区的经纬度测量，绘制了很多蒙古地图据张诚1691 年的信件记载，他把在塞外所作的独特观察记录和一份绘制得非常精确的鞑靼地图单独寄给了皇家科学院[5]87，其1701 年的信显示他向巴黎寄送了一份12 或15 页的小册子，上面有鞑靼地区的普通标注，这是我最留心的物品似乎这本小册子和会有49 旗地图的那本小册子放在一起[5]116，这些地图填补了西方对蒙古地区地理认知上的空白，进而纠正了中国地理上及亚洲地理上的偏差，为当时世界第一份世界地图的绘制完成作出了巨大贡献。

对于西方人来说，地理上的蒙古地区所反映的是在科学经纬度测量下的区域，在此区域内完整的蒙古自然地理景观得以再现，而再现的地理景观不再只是贫瘠荒凉的一隅，而是地形多样，区域地理特点明显，有沙漠戈壁，有草原、森林，河流密布，生态环境优良的蒙古高原全貌 　　2.对特定时间内蒙古局势及蒙古人群的认知清前期西方人对蒙古的认识，是反映特定时间内蒙古局势及蒙古人群的认知西方人眼中喀尔喀附清及清准战争的这一历史进程，反映了清帝国作为主权国家疆域形成的演进过程这一过程投影到西方，使西方将契丹、中国、鞑靼的辨析更加明了，亦为中国近世疆域的形成提供了佐证;这一时期的蒙古人群形象在西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让西方社会在工业文明之后开始关注蒙古人 　　3.对鞑靼、蒙古的认识更加深入以张诚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对包括蒙古在内的大鞑靼的历史进行了考述，使西方对生活于长城以北内陆亚洲的各北方游牧民族的情况有所了解张诚将生活在内陆亚洲的游牧民族统称为大鞑靼，他简要梳理了北方游牧民族历史，并更正了欧洲人的一些认知错误如：单于是王的称号而不是国家的称号等张诚对蒙古的地理、历史、生活习俗宗教等情况了解十分深入，他将蒙古称为mongol (法语)，它是最大的民族，人数最多，中国人有时称他们为西鞑子或西鞑靼，他们只有一种语言，一种宗教和生活方式，但是可以分为三类，即卡尔梅克人，喀尔喀人和蒙古人[7]94，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蒙古的厄鲁特部和喀尔喀部的矛盾战争。

他对蒙古的介绍已经步入专业研究阶段，如关于蒙古社会的基本单位爱玛克已深入了解，用他们的话说爱曼(Aymans)，每个爱曼都由一个族或一个家族组成，家族中包括他们相互间在战争中所俘获的奴隶[7]87，在他的介绍中强调了爱玛克血缘的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耶稣会士的宗教立场及固有的文化差异，他们的认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文化的差异使他们不能理解蒙古社会特有的游牧文化，基督教信仰使他们对喇嘛教有着天生的敌视[8]但是，众多耶稣会士对蒙古的再发现，突破了早期汉学仅研究中国中原汉民族的传统，使西方关注到中国的边疆地区，开启了近代西方对蒙古的兴趣与认识 　　在中断了近三个世纪后，西方人于清前期又开始了对蒙古地区的直接再发现，耶稣会士对蒙古地区的实地考察、研究使西方人眼中的蒙古渐趋明晰蒙古被从鞑靼中明析出来，以mongol 代称;西方人对蒙古的地理认知从最早概述性的确定，到近代地图中确定范围，再到经纬度精准定位及蒙古地理景观的再现，最终确定了地理空间中蒙古的信息;西方人对蒙古人群形象的认识，尽管有以自己文化标准度量其他民族之嫌，但是还为西方提供了较接近真实的蒙古人群形象这些发现经历了从传闻到一般介绍，再到介绍与专业研究并举的渐进过程，确定了近代世界形成前西方对蒙古的认识。

礼仪之争后康熙颁布禁教令，西方人对蒙古的认知再次中断鸦片战争后，清帝国不情愿地被动融入世界伴随着基督入华的第四次高潮，西方人纷至沓来，西方人对近世蒙古的真正认识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