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守旧派的夷夏观.docx

          论清末守旧派的“夷夏观”                    黄庆林(广东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广东广州510090)摘要：清末守旧派的“夷夏观”以“人禽之辨”为基点，要求人严名教之大防，克己省心祛除功利之心，反对学习西方．避免邪说诬民以致廉耻沦亡而“以夷变夏”，试图借助先进的交通工具促进中华文明的输出，最终达到“以夏变夷”、将圣道远播海外的结局从本质上来说，守旧派的“夷夏观”是一种文化的自我认同意识，目的在于固守封建的纲常伦理、卫护封建统治关键词：清末；守旧派；“夷夏观”K25：A：1002-3240( 2010 )04-0031-04“夷夏之辨”，是以华夏文化为中心、贬斥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落后文化，试图通过中原文化由内向外渗透，达到以“夏”变“夷”目的的一种政治文化观念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近代守旧派加以沿用作为了固守传统文化、反对学习西方的理论依据深入剖析清末守旧派的文化思想，可挖掘其顽固守旧政治态度之根源，而目前学术界尚少涉及于此，本文拟透析其“夷夏观”，从一个侧面展现守旧派思想的真实面貌一“人禽之辨”“人禽之辨”是“夷夏之辨”的基础理论儒家认为，人能区别于禽兽，是因为其具有人所特有的伦常观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即人之为人的标准。

清末守旧派奉之为圭臬，以此判别人与禽兽及那些非教化的“人”：第一，严名教之大防奉守程朱理学的朱一新强调，人之所以能区别于禽兽，就因为其具备能约束人欲的纲常伦理和道德观念其谓天地万物气质各不相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差等，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则为“理”，即准则、规律，万物的存在均须遵循一定的准则与规律，而人之所以能异于禽兽，乃因其能遵守“五常之全理”有君臣必有等威”此纲常秩序之理放诸四海皆准，毋庸置疑，人只需严格遵照执行程朱理学被清统治者奉为正统，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清末守旧派受此影响甚深，其思想基本承袭其而来，甚少变更朱一新的观点就是典型，他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信奉者众多，其中，尤以守旧派最为坚守固执如王龙文也认为：人伦之理乃世间之“道”，此“如饥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达之天下，不可须臾离”该道流传久远、教化万民，而成就中国之本，凸显出中华文明的优雅与出众，从而能出类拔萃，与“夷道”界线分明人若不遵此道则将沦为物类，没有人之灵魂、思想、规范而只徒有人之外壳而已人之所以能异于禽兽，“为其能亲亲长长，日优游于三纲五常之内”，若“外伦纪，灭人道”，则与禽兽无异，无法立足于人之群体总之，人伦秩序乃人立足社会之根本。

王龙文进一步论述了人所应奉守的伦常纲纪的具体内容他认为最基本的就是严男女之防按照他的观点，中国之所以能超然于野蛮落后的夷狄之区，展现其优越性，成就泱泱大国之风范，就是因为其乃礼仪之邦，文化浸染道德化育润物细无声，身处其中的人能严格遵从礼仪、奉守秩序、依照规范礼义之施”构筑了由家至国稳固太平的根基，而礼仪之中最基本的“盖莫有先于男女者矣”如男女之别混，则是“混人于禽兽、混中国于夷狄”，男女之防溃，则“国非其国”，人于“夷狄之道也而西方人却恰恰丢弃了这一根本之防，淆乱了这一关键之别，这就是西方人沦为“夷狄”的根源之所在今国人受西方影响导致男女之防溃决，纪纲败坏，让人痛心要想回归原本纯正的社会风气，“驱而出于禽兽之路”，就需正本清源，严男女之防，“拔本塞源，孰甚于斯”！儒家强调封建伦常观念，鄙弃杨、墨等其他思想流派，斥之为“异类”，而这种“人禽之辨”的观念则充当了抵制其他思想流派的武器守旧派继承“人禽之辨”以拒斥杨、墨等与封建等级秩序格格不入的“异端”徐桐认为杨、墨之道与孔子之道背道而驰，其不遵从封建的上下尊卑等级秩序，是“无父无君”的“禽兽”春秋战国之际，“杨朱、墨狄之言盈天下”，严重混乱了当时的思想界，导致社会风气不纯，人伦秩序淆乱，故“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曾廉也谓“忠孝节义为立国之纲”，然杨、墨之道兴，导致是非黑白颠倒、人道沦丧然真理永存，天地之道不可违，“非孝而不能不父其父，非忠而不能不敬其所事也”，即便此类异端能横行一时，也必不能久远，奉守正义之人该凛然拒斥以倡正道守旧派此举在于以古讽今，攻击的目标其实是乘着西学东渐浪潮而来的西方近代民权、平等思想——当世的“异端”叶德辉则直接追述了中国传统学术受“邪说”影响的历史，将杨、墨等“异端”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批判，并将矛头直指近代西方学说，将其等同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异端邪说”，斥责其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廉耻沦亡其谓：“今日学术溃裂甚矣战国之世，患在杨、墨，孟子辟之；八代以降，患在佛、老，韩子、诸子辟之今日之世，患在摩西，无人辟之，且从而韪之，以至异说横流，谬论蜂午，衣冠世族，廉耻道亡可见，无论是古代的杨、墨之流，还是近代新学，凡是与封建伦常纲纪相违背，便会成为守旧派攻击的对象，防范的重点而此时，“人禽之辨”便直接充当了攻击对手的利器第二，人不得有功利之心祛除功利之心，不为物欲所诱惑，重义轻利，也是儒家区别人与禽兽的准绳于荫霖认为：“人受天地之气以生，本无不正，只为物欲锢蔽，遂失其正如人人都能心正，则天地之间充塞的皆为人之正气。

相反，若为物欲控制，则正气无法弘扬，“凡物欲习染，血气用事处，皆与禽兽相似”要使正气伸张，则须消除人之欲根，消除欲根的办法就是时常反省自己，时刻约束自己，将欲望消弭于萌芽之时守旧派猛烈批判西学，认为其导致了中国“重义轻利”传统的丧失，造成了功名、利禄之心的猖獗他们坚信学习西方会使机巧之心日生，从而人心日趋于功利，沉迷于权利争夺，丧失忠义之心，于是，人伦道德秩序因此紊乱，名教之防因而溃决故叶德辉将西学的传人视为古代杨、墨等异端流派而加以抨击，谓引进西学之人“欲举一世之人才，消磨其忠义之气，开拓其悖逆之心”，将国人“驱以利禄之路，弛其名教之防”，导致“上无天子，下无纪纲”，最终必然带来人心败坏、家国沦亡不难看出，守旧派反对西方功利趋向、要求国人祛除功利之心的出发点，最终仍然落到了纲常名教这一基点之上维护封建的纲纪伦常、道德秩序始终是守旧派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总之，守旧派用来区分人与禽兽的标尺不外乎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若为人而不能全乎为人之理，是失其所以为人之则而非人也二、“夷夏之辨”的固守在古代，“夷夏之辨”能够团结华夏民族共同对抗异己文明——主要是周边少数民族落后文化的强力入侵，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过一定的历史作用。

但到了近代，开放国门之后的中国面对的不再是从前落后的周边少数民族，而是科技文化远胜中国的西方国家此时，若依然套用传统的“夷夏观”去理解西方国家及其文化，则明显落后于时代潮流清末守旧派欲借“人禽之辨”以卫护封建伦理道德，反对学习西方、抵制西方文化的渗透，试图以此防患“以夷变夏”的结局，他们对于“夷夏之辨”的固守有以下几方面内容：1．坚信中国为天下之中心古人观念，中国为天下之中心，这个中心，不仅是地理位置上，而且是指文明发展程度之高能吸引八方来朝，是政治文化的中心中华文明是先进而优越的，与此相对的，中原以外的边缘地带则为“夷、狄、蛮、貊”所生活的没有开化的落后之区因此，明末清初西方新的地理观和关于世界的知识传人国内伊始就遭到了激烈指责如明末徐昌治《圣朝破邪集》列举了很多反对天主教和西方的言论，如“狡夷”自称来自“大西洋”，竟敢如此狂妄地自称为“大”，而“普天之下、薄海内外，惟皇上为覆载照临之主”，才能称“大”，“何彼夷亦称大西？”“临诸侯日天王，君天下日天子”，而“彼夷诡称天主”，是大逆不道欲凌驾于天子之上的淆乱纲纪行为不难看出，西方地理知识一出现，便引来了当时士大夫们的攻击，而攻击的焦点，首先就是与中国传统伦常等级制度相悖的元素，西洋人被认为因没有经受礼教的熏陶才致如此狂妄不羁犯上作乱，而西方人则是远离中心地带的边缘化的人。

清末守旧派依然沉浸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并以此来抵制外来文明的渗透时代变易，相对于明末清初的士大夫，他们已开始在某些方面接受了西方新的地理知识，如地球是圆球形的但是，他们往往想当然地按照中国居于天下之中央这种传统观念来附会新知以抵制西方文化的渗透针对“若把地球来参祥，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居中央谁四旁”等挑战传统地理观和“夷夏观”的话语，他们奋起批驳如叶德辉认为，既然“地球为圆物”，不能指某一地以为其中心，则可“合东西南北考之”，而“南北极不相通”，“则论中外，当视东西矣”从方位上来讲，“亚洲居地球之东南，中国适居东南之中”，而“四时之序先春夏，五行之位首东南”，这也能说明中国乃居于世界之首位；另外，从五行上来说，“五色黄属土，土居中央，西人辨中人为黄种是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可以判定，他在为卫护中国居于天下中心的文化观念而绞尽脑汁地寻找依据，其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但仍然难以掩饰其中的牵强附会以此为依据，他将西方国家等同于古代历史上的周边国家，谓：“‘夷狄’者，以其异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教也；今世之所谓‘夷狄’者，则有黑、白、红、棕之别而种类异也守旧派坚守传统的“夷夏观”，为了抵制西方新地理观对传统“夷夏观”和地理观的冲击，将阴阳五行观念也搬了出来，反映出其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也说明奉守传统的守旧派在缺乏新的理念指导的情形下，为应对西方新学的冲击，只能返身到传统的陈旧的思想文库中去寻找理论支撑。

2．反对学习西方，避免“以夷变夏”西方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截然不同，守旧派感觉到这一点后，便极力反对学习西方，认为学习西方会导致纲常紊乱、社会风气沦丧，国家的沦亡也就迫在眉睫他们对于学习西方所带来的中国伦常人纪观念流失的后果忧心如焚，认为这是“夏”变于“夷”的开端叶德辉谓：中国恃以常存不敝的原因，“惟此德配天地之圣人，立纲常之极，严尊卑之辨，植礼义之防”，然西方的异端邪说传人后，“逞其私臆”，“蔽我圣学，乱我朝常”，“谬托尊圣之名，阴以畔人道之极”，如任此邪说横行，则“直欲尽我变于夷”IIXP65)因此，国人须力挽狂澜、坚壁清野，将邪说驱出中华国门之外，以纯民风、固国基守旧派为了杜绝不利于封建统治的因子的渗透，采取了因噎废食的反对学习西方的举措，反映出其面对西方异质文化时的惊慌失措曾廉认为，“自强者，强在自，舍自不可以为强也舍自而言强，于是乎变夷之议兴”而大清朝自开展洋务运动以来，恰恰就是在舍自而言强，国家不但没能在自强运动中强大起来，反而更加赢弱不堪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言政，益之以言教”，最终导致“君臣、父子、夫妇之纲荡然尽”故当庚子年“天子蒙尘”，天下之民甚至食大清俸禄的官吏们并没有奋起护驾，而是“观望徘徊，莫若不知兵革”，更有甚者，“反相与訾议朝廷之是非以为愉快”。

深究这种“兵败而天下不愤，国破而天下不忧”局面的成因，就是学习西方而丢弃了自身最根本的精神和操守在他看来，学习西方，不仅在思想上已经沦为西方的奴仆，在人格上也偏离了国民的意识，“相率而人于夷矣”在事物发展变化中起根本作用的是内因，“自古及今，未有外而足以乱内者也，亦未有国弱而遽亡者也”，“惟悍然忘君臣父子之义”，才导致事物本身慢慢发生了质变，“于是乎忧先起于萧墙而不知救，乃反欲借仇雠以胁成其私”，最终“道德为迂，功利为智，儒术为贱，方技为雄，不惟其人惟其利，富以相耀，贵以相援”，从而“华夏帝王之天下丧也”曾廉反省庚子事变中国遭受灭顶之灾的原因，认为正是洋务运动以来学习西方所造成的忠君观念的丧失和传统伦常观流失的结果他更影射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刘坤一等江南督抚不听从朝廷之调遣而进行东南互保无视君臣之义的行为与“主辱臣死”的传统伦常观背道而驰在他看来刘坤一等人已经被“夷”所化，同样，李鸿章等洋务大臣自经办洋务以来因与外国接触愈多而愈借敌以自重，不将朝廷放在眼里，也导致了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