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姓入闽”说不可信.doc

八姓入闽八姓入闽””说不可信说不可信“八姓入闽”说不可信作者：葛剑雄，复旦大学 对隋代以前移民迁入福建的史实，虽已有若干研究论著问世，但一些重要方面仍未有全面论述，近年来 “ 四姓入闽 “ 一类错误的旧说又颇为流行本文从文献记载的辨正和行政区划的设置过程两方面，论证了从东汉后期至永嘉之乱以后迁入福建的移民基本都是平民，并无高门大族，主要来自浙江和江西，数量相当有限， “ 四族 “ 是南朝时就已形成的土著家族，并非外来移民 在中国南方诸省中，福建的开发可以说是最晚的一个，特别是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和地方行政区域的设置，更晚于周围的浙江、江西和广东不仅如此，福建在西汉还有过大部分人口外迁的记录因此，其早期移民也即其开发的动力来自哪里，是福建开发史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以往流传最广的说法，就是所谓 “ 四姓 “ 或 “ 八姓 “ 入闽，即在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的四个或八个大族迁入福建，以后繁衍为大姓，成为福建人的主要来源还有很多家族也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中原，自称是在永嘉之乱后由中原南迁的 “ 衣冠望族 “ 朱维幹所著《福建史稿》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第五章《中州人民入闽》的结论是： “ 自冶县设立，至东汉末，时间经过了三百年之久。

一定有中州人民陆续入闽黄隆弃会稽市令入闽，就说明了这一点当贺齐入闽时，闽中人口，当有十万户左右，才会有建安的立郡自贺齐入闽，到西晋统一，闽中有七十余年的安靖，才会有晋安郡的添设，和许多寺观的建立，但都在永嘉之乱以前所以八姓入闽自永嘉始的传说，是完全不足信啊！ “ 朱先生认为八姓入闽的传说完全不足信这一点是正确的，但他用于证明这一结论的论据却并不可靠在论述永嘉之前就有中州人入闽时，他也使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史料，而且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些人口的实际来源 在《唐末以前福建的开发》 一文中，美国学者毕汉思（ Hans Bealunstine ）根据福建各县的设置年代，从公元 1 年开始每 150 年为一阶段，论证各区域移民的来源和迁入时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料中直接记载的不足由于作者将福建的移民来源置于包括浙江、江西、广东这样一个大范围中进行考察，所以得出了比较合理的结论但该文没有注意与相关史料的结合，还不足以说明福建早期移民的具体情况 另一方面，近年来在有关福建早期历史、移民和客家源流的研究中，一些人却继续热衷于重复 “ 四姓入闽 “ 一类错误的陈说，甚至根据方志或族谱中毫无史料价值的片言只语，来证明某些家族早在汉代或西晋末年就已从中原迁入，因而客家人的最早来源确实是东汉时南迁的中原人。

所以，对这一问题还有进一步论述辨正的必要 一 永嘉之乱以前究竟有没有中原人迁入福建？如果有，又是什么人？从哪里迁来？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考察 一是文献记载但到目前为止，能找到的直接证据寥寥无几，而一些论著中经常引用的材料却大多出于误解或曲解如《福建史稿》所举： “ 一是亡命者如七国之变，吴太子驹国亡后走入闽越 “ 这是见于《汉书》卷 35 《吴王濞传》的， 《汉书》卷 95 《闽粤传》并载 “ 吴王子驹亡走闽粤，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粤击东瓯 “ ，则刘驹确实逃亡在闽越但仔细分析，他最终定居或留下后裔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因为到武帝建元六年（前 125 年） ，汉军兵临闽粤，曾经发兵攻东瓯和南越的闽粤王郢就被其弟馀善所杀，馀善献其头向汉朝效忠可以肯定，作为汉朝叛臣及闽粤王谋士的刘驹如果不是已死，就是被杀了退一步说，即使刘驹在闽粤留下了后人，到元封元年（前 110 年）汉武帝将闽越民全部内迁时，也不可能再逃脱了 这也说明，即使有中原人在公元前 110 年之前迁入今福建的话，经过汉武帝的强制迁移，都已被重新内迁了因为汉朝的内迁尽管不可能进行得非常彻底，但大部分闽越（粤）人的确是被迁走了。

有人认为 “ 汉迁闽越，并不是把全部越人都迁于江淮之间，主要是把它的贵族、官僚和军队带走 “ ；是想当然的说法，并无根据因为《史记?东越列传》和《汉书?闽粤传》都明确记载着 “ 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东越（粤）地遂虚 “ ，显然是包括当地居民的而且这一带的行政区域一度完全撤销，至二十多年后， “ 遗人往往渐出 “ ，在今浙江南部和整个福建省内还仅仅恢复了两个县 ，即在今福州的冶（东冶）县和在今浙江椒江市东南的章安可见逃避迁移的人民虽然不能说没有，也是很有限的，所以一个冶县就足以管理整个今福建省境了，否则就不至于要到近三百年后才有第二个县的设立了 在东汉建安（ 196 － 219 年）以前，福建始终只有一个东冶（后改名侯官）县这既说明这一地区的人口还相当稀少，也证明汉朝统治者还没有扩大其直接统治区的需要正因为如此，东冶县的存在，与其说是为了统治当地，还不如说是维持交通线的需要建初八年（ 83 年）以前，岭南今两广和越南北部中部向首都长安或洛阳的贡献和物资运输，都是由海路经东冶转运的 此后尽管翻越南岭的山路已经修通，官方的运输已改走陆路，但民间的运输不会就此中止，而且从岭南到东南沿海、长江下游或华北的东部，也还是海路比较便利，所以东冶的海运中转作用依然存在。

东汉末年中原发生战乱后，许靖等人由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市）南奔交州（治今越南北宁省仙游东）避难，也是由海路经东冶而行的 侯官县到建安元年还只设长，根据汉朝的制度，这意味着该县还不满万户当然，在中原人口稠密地区，有的人口已经增加到一万户的县并没有及时升格，但在这样一个人口极其稀少的地方，如此的例外可能性不大作为汉朝的一个行政区域，当然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本族人口，如当时的县长商升等另外，作为一个交通枢纽，它所连接的岭南交州和会稽都可能有一些人因经常来往而定居但当地人口的大多数还是越人，所以许靖等人从会稽出奔后，并未以就近的东冶为目标，而是远走交州，因为他认为所经历的 “ 东瓯、闽越之国 “ 不是 “ 汉地 “ ，到了交州才是汉地 正因为如此，有关建安以后至孙吴政权期间迁入的例子也不能轻易肯定 《福建史稿》称： “ 四是避乱入闽者如惠安锦田黄氏，始祖隍公，为东汉末会稽市令，于建安岁，避乱入闽 “ 按汉代在一些大城市的商业区设有市令、市长，但只有西汉长安的二市中有一位市令，另一位就是市长了而东汉时，连首都洛阳也只设市长，秩四百石 且不说会稽是否置专管市的官员，即使有，总不至于比洛阳市的级别还高，称为 “ 市令 “ 吧！再说，如前所述，会稽郡避乱的官员都南奔交州，太守王朗与孙策战败后逃往东冶，但不久就又兵败投降，据他自述： “ 从者疾患，死亡略尽。

“ 那位黄隍会在当地定居下来，倒真是不可思议的作者没有交代这条资料的出处，估计不是来自族谱，就是抄自方志，属于胡编乱造是很明显的 又如引《邵武府志》卷二八《古迹》云： “ 孙策建检其江左时，邻郡逃亡，或为公私苛乱者，悉投于此，因是有长乐、将检二村之名 这段资料，无论是史实还是文字，都是解释不通的 “ 建检 “ 一词，不见于《三国志》 、 《后汉书》等史籍，怎么可能又衍化出一个 “ 将检 “ 来？如果 “ 将检 “ 就是将要 “ 建检 “ 的话，难道这些人都是在孙策 “ 建检 “ 之前就迁到了闽西北吗？ “ 长乐 “ 与孙策的行动又有什么关系呢？何以见得这个村名出现于那时呢？实际上，据《三国志?吴书》中《孙讨逆（策）传》和《贺齐传》等记载，孙策在建安元年遣贺齐等进占东冶，但直到孙策去世的建安五年，闽西北的建安（今建瓯东南） 、汉兴（今浦城） 、南平（今南平）等地的反抗还没有平息，至建安八年才 “ 复立县邑 “ 如果说 “ 悉投于此 “ 是出于孙策的命令，显然他不可能将这些逃亡或破坏者迁移到自己控制不了的地方去的；如果是出于这些人自己的主动，那么充其量只会有邻近地区的一小部分，因为孙策尚未控制的山区很多，怎么舍近求远都集中到闽西北来呢？其实， 《太平寰宇记》卷 100 已有这样的记载 “ 将乐县，……其地在越已有将乐之名。

按《后汉书》云： ““““ 永安三年，析建安之校乡立将乐县 “““““ 所引《后汉书》内容虽不见于今本，但应有所本可见 “ 将乐 “ 或 “ 校乡 “ 并没有特殊的含义，到了明代， 《邵武府志》的作者才望文生义，编造了出这样的出处 孙吴时的确有一些获罪的官员或他们的家属被迁至建安和侯官二地，但除了死在当地者以外，绝大多数人以后都已返回例如：吴主孙亮被废后被降为侯官侯，途中自杀，夫人全氏居侯官 孙皓曾将 “ 诸父与（孙）和相连及者，家属皆徙东冶 “ ；受魏国派遣的吴降将徐绍被杀后，家属被徙建安；会稽太守郭诞因未揭发临海太守奚熙的 “ 妖言 “ ，送付建安作船 左丞相陆凯死后，家属被迁建安，如陆式、陆等 但这些人或其后裔并没有在闽地定居，《全夫人传》注引《吴录》明确记载她 “ 吴平乃归 “ ，这应是通例，所以在吴国被灭后，被孙皓流放的宗室、官员及其家属都应得到赦免有的返回的时间更早，如陆式在建安只住了三年，就被召回并复位将军、侯，所以陆氏家属可能都已迁回而且晋灭吴后，凡是吴国旧臣及其家属一般都被北迁中原或其他地方 ，作为一项政治性措施，被流放在闽地的吴国旧臣自然也不会放过。

至于方志中一些伪造的例子，稍具常识的人是不难看破的如《福建史稿》所引嘉庆《惠安县志》卷三十《寓贤传?黄兴》： “ 吴孙权将也与妻曹氏弃官入闽，居邑南之凤山 “ 黄兴其人以往从未见于可靠的史籍记载，直到一千多年后才由方志发掘出来，连古人最重的原籍和官爵都弄不清，却知道妻子姓曹，并且是与他一起 “ 弃官入闽 “ 的，作假手段相当拙劣若果有其人，弃官并非犯罪，尽可在原籍优游林下，何必千里迢迢迁到连县治也不是的地方来呢？顺便指出，作者将此人列为 “ 驻闽将士 “ 一类是完全不对的，因为即使按县志所说，黄兴也是弃官后才迁入福建的，并非以 “ 将士 “ 身份驻闽后才定居 总之，从可靠的文献记载，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西晋末年之前，尽管不能说没有外来移民迁入福建，但数量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并没有什么有地位或有事迹可考的代表性人物根据《三国志?吴书》有关纪传的记载和县治的设置过程，闽西北的人口增加较多，这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讨论 二 第二方面，可以从地方行政区划的设置过程来考察移民的来源和过程毕汉思的论文就是从这一思路入手的： “ 那就是考察福建各县的设置年代，这些年代提供了该县附近地区开发的标志时间。

如果把每个新县城的位置标在连贯的、按年代分档的地图上，将出现一幅表明福建开发过程的连续画面 “ 他认为， “ 只有当中原移民在某地已经聚居了相当数量的人口，并且土地已经垦殖以后，当局才会以建立一个新县的方式认可这一地区的开发，并选择某一村庄作为县治，以之表示该行政区的地理位置 “ 应该指出，这一理论和方法并非毕氏首创早在 1947 年，先师谭其骧先生发表《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一文，就已成功地用于浙江省的实例他总结道： “ 县乃历代地方行政区划之基本单位州郡置罢，分并无常，境界盈缩不恒，县则大致与时俱增，置后少有罢并，比较稳定……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故研求各县之设治时间及其析置所自，骤视之似为一琐碎乏味的工作，但就全国或某一区域内各县作一综合的观察，则不啻为一部简要的地方开发史 “ 当然，毕氏未必看到过谭先生的文章，但作为学术的发展过程还是应该说清的 不过从移民史研究的角度看问题，还应该注意排除一种特殊的情况，即不同民族聚居区之间，由相对先进的民族所进行的开发、特别是行政区划的设置，更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民族的移民过程，而不能全面反映两个民族的移民过程。

例如在今浙江南部和福建，由于土著的越人或多或少地存在，在某些地区还拥有一定的数量，所以新县治的设立就不仅取决于汉族移民定居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