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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历史上第一部汉语语法书 　　《汉文启蒙》出版于1835年，是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比丘林为其主持的恰克图汉语学校的教学之用而编全书共分为前言、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和附录组成在前言中作者介绍了汉字的来历、该书之前外国人所撰写的汉语语法书以及该书撰写的缘起；第一部分是“汉语和汉字的基本概念”，第二部分为“汉语的语法规则”，附录部分包括汉字笔划、偏旁问题、部首问题、汉字的俄、法、葡、英标音、汉语中的数字、汉语中的用于谦称的人称代词等内容《汉文启蒙》自问世后，一直持续地在19世纪的俄国汉语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从中外语言学发展史、俄罗斯人对汉语认识的历史的角度研究该书　　一、《汉文启蒙》语言学背景　　1．《汉文启蒙》的俄语语言学背景　　语言学的发展起源于上古时代的语文学，当出现了古代文献并产生了研究它们的必要性的时候，诞生了语文学语文学的发展对语言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使人类具备了最基本的语言知识，古印度和古希腊的语文学是这方面的典范[1]16-17世纪，由于贸易的发展而引起的地理大发现和旅行使人们发现很多新的语言，为语言学提出了最重要的任务：对大量实际的材料进行分目整理，解决语言的起源和发展问题，编写普遍语法、规范语法以及辞典。

普遍语法是把逻辑学和语法学结合起来的、以通过逻辑和演绎而形成的语法理论，属哲学语法规范语法是根据语言的一般用法和经典作家的用法在这一时期，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自己民族语言的语法学家，在俄国，语法书籍编写方面的成就也不容小视：1596年出版了齐扎尼（ЛаврентийТустановскийЗизаний）编写的语法书[2]，1619年出版了斯莫特里茨基（М.Г.Смотрицкий）的语法书[3]，1696年卢道夫（Г.Лудольф）语法问世　　在13-16世纪起，俄罗斯就出现了一些语法手稿资料，这些无名作者的语法手稿，对于后来俄语语法观念的形成有着很大的作用，在语法术语方面也有了基本的规则1596年齐扎尼的语法书分拼写法、重音法、词法和句法四个部分描述俄语1619年回国后在威廉修道院任职的斯莫特里茨基为修道院学校编写了语法书该书也是从四个部分描述俄语，其中第二部分与齐氏语法不同，为作诗法[4]词类有八：名词、代词、动词、形动词、前置词、连词、副词、语气词这部语法书影响非常广泛，此后的很多教学用语法书，都是斯氏语法书的翻版或在其基础上改编而成，直到17世纪末在俄罗斯的教学活动中也未脱离斯氏的语法框架。

需要一提的是，这些语法成就的核心都是“斯拉夫语”而非“俄语”　　虽然在17世纪欧洲出版了很多语法资料，但这些知识在俄国的影响并不明显，其原因在于彼得一世时期的启蒙运动在语言学上的反映较弱，彼得一世所重视的是实用技术科学，这一时期的东方语言教学也是以俄罗斯国家的东方问题为核心的此后，一些作家对于俄语语言的发展和语法问题特别关注，特列季亚科夫斯基[5]和苏马罗科夫[6]在俄语的音、正字法方面大胆地删繁就简，并在词法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1731年，第一部俄语语法书在科学院出版的德语—拉丁语—俄语词典中在彼得堡问世[7]，该书将斯莫特里茨基语法推布于俄语，并进行压缩和改编，内容浅显，没有从科学的角度研究语言现象俄国知识分子要求编写俄语语法和词典的声音不断，1735年科学院成立了俄语词汇收集处（Росий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旨在“尽可能地补充俄语的规范”、“维护俄语的纯洁性、美感，进一步完善俄语”，特列季亚科夫斯基认为，维护俄语的纯洁性就包括编写正确完备的语法罗蒙诺索夫从18世纪40年代起就着手收集语言资料、编写语法书，于1755年（М.В.Ломаносов）出版了《俄语语法》[8]。

这是第一部较为完备全面的俄语标准语语法书，是一部新型的、科学的、描写性规范修辞语法罗蒙诺索夫以斯莫特里茨基语法及由斯氏著作改编的语法著作为基础，大量收集语言材料，运用语法的理性原则和规范原则，观察、研究鲜活的语言的特点，以科学家的精辟细致的眼光对材料进行系统化提炼和加工，为现代俄罗斯标准语规范奠定了的基础罗蒙诺索夫《俄语语法》分为六个部分：一、论人类语言中的词；二、论俄语词的读音和拼写；三、论名词；四、论动词；五、论助词和虚词；六、论词类构造词类问题是罗蒙诺索夫语法的核心，他把词类分为实词和辅助词（即虚词）两大类，实词包括名词类和动词，名词类又包括名词、数词、形容词、代词，动词又衍生出形动词、副动词；辅助词包括代词、副词、动词衍生而来的形动词和副动词、前置词、连接词、感叹词这部语法书根据语义—形态学原则，从斯莫特里斯茨八大词类说观点出发，考虑到词形变化、构词法在句法上的运用特点等因素，对新的语言材料进行词类划分，在为俄语确立语法与修辞的规范的同时，伴随着语言本身的发展，也为人们语言、语法意识奠定了基础罗蒙诺索夫的《俄语语法》影响持久，自1757年出版后，在18世纪出版了6版，19世纪出版了8版，即先后出版了14版。

　　1762年登上皇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所发起的《比较词典》的编写[9]，使这一时期的俄国语言学气氛异常活跃，罗蒙诺索夫、特列季亚科夫斯基在语言学方面的钻研在莫斯科大学培养了第一批俄语语言学家，1771年莫斯科大学教授巴拉索夫出版了《简明俄语语法》[10]，作者继承斯莫特里茨基和罗蒙诺索夫的俄语语法思想，大量观察研究标准语和民间语言，在具体的语言现象方面与斯氏和罗氏的语法阐释有所不同该书广泛地用于教学，先后出版了8版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随着俄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涌现出了更多的语法书，但大都属于教科书性质，从语法思想和语法研究的角度来看少有突破　　2．《汉文启蒙》以前俄国对汉语的认识　　历史上俄国认识中国有两条途径，即通过欧洲了解中国，通过与中国的直接接触特别是长期驻扎中国的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的消息了解中国在对于汉语的了解上也是如此1757年《每月文汇》[11]第5辑上刊登了波罗申[12]的译文《论汉语》（Разсуждение о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一文，这是俄国刊登的第一篇关于汉语的特点的文章虽然作为科学院院士的拜耶尔早有关于汉语的文章和著作发表，但其写作语言为德语和拉丁语，读者面有限。

《每月文汇》是18世纪俄国最重要的杂志之一，从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来看，波罗申的译文稍强同时，可能是由于欧洲对于汉语的了解和研究更加深入，波罗申文中关于汉语的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　　“一些人认为汉语是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因为简单、不复杂（不超过330个音单节、不变化的、以辅音“n”和“ng”结尾的词）但这些词大部分在重音、发音、音的转换方面各有不同因而，中国人擅于言辞很多作家因些认为汉语的音和调总是在变化，说汉语是以音调结尾的，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欧洲语言中的很多词在使用一个音时也同样意义不同例如，俄罗斯翻译在译俄语词“是的”时，说得快，就是肯定，说得慢，就说明还存在疑问由于汉语中词的数量少，因而必须用大量的字使少量的词具有不同的意义文章认为，这样的字，数量上在80000个以内（至多是这么多），所以汉语书面语要学好就很难以下为P308），在一本书名的《海篇》的书里收集了所有的字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如果有人掌握10000个字，那他就能用汉语明确表达，理解各种书籍大部分有学问的人知道的词不超过15200个字，能够掌握40000个字的人很少接着指出存在3种语言：下等人用一种，上等人用另一种，而书籍中的语言是与前两种都不同的。

最后一种语言在日常交往中并不使用，只用书书面，而且不借助《海篇》就不能读懂一般认为，汉语中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三、四千年前和现在保持一样，这在其它语言中是不可想象的对于书面语来说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同其它国家、民族的人没有什么往来，所以自己的语言、习俗就一直保存不变”[13]　　3．比丘林《汉文启蒙》以前欧洲人的汉语语法书　　自1583年利玛窦入华至比丘林到达北京的1807年，二百多年间耶稣会士在中国苦心经营，直至深入朝廷掌管钦天监，在俄国人看来，天主教在华根基深厚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从派驻时起就把与在京的天主教传教士搞好关系当作一件要事因而东正教使团成员对于耶稣会士的活动是关注的，对于他们在汉语学习与研究方面的成就也不会充耳不闻应该说，西方传教士的汉语著作和词典对于后到北京的俄国人的汉语学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资料比丘林在《汉文启蒙》的前言中，特别提到了当时一度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几部汉语语法书第一部汉语法著作——西班牙传教士万济国1703年在广州出版的《华语官话语法》[14]，针对南京方言、日常口语所编写的语法，原书为西班牙文，书中的例句是用拉丁文写的比丘林认为，该书用汉语展现欧洲欧洲特有的变化，难免力不从心，难以揭示汉语的特性。

1731年拜耶尔在彼得堡出版的《中国博览》，该书原文为拉丁文，其大量资料来自生活在北京的耶稣会士，但由于作者从未深入汉语语言环境，因而对于汉语的认识不够全面，语法规则和汉字书写等方面的正确度明显欠缺不过，拜耶尔对于汉语语言机制的把握是十分正确的傅尔蒙的《中国官话》是第一部有汉语例句的汉语语法书，书中语法规则的描述得当，但不够全面，例句中存在错误比丘林特别赞赏马若瑟“不把汉语牵强地同与汉语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欧洲语言的语法特点相联系”[15]，认为马若瑟在《汉语札记》[16]中运用丰富的语言资料建立的汉语语法体系，完全体现了汉语的规律，但在写法上却缺乏一部语法著作应有的形式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着重介绍汉语口语的语法特点，但其中英语的语法特点体现得较多，而没能准确说明汉语的语法特点雷慕沙的汉语语法书结构复杂全面，观点准确无误，书中个别词的意思不够准确也是可以理解的葡萄牙传教士江沙维的《汉字文法》[17]是一部比较完备的汉语语法书，该书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兼顾，中西文法相对应，例句准确无误在比丘林之前出版的这些语法书中，对于比丘林有借鉴意义的是马若瑟、雷慕沙和江沙维的三部语法书根据这三部语法书可以学习汉语的大众语言和书面语言。

但如果把这3部语法书进行比较，那么马若瑟和江沙维的语法书在例证方面比雷慕沙的著作略胜一筹，而雷氏著作在汉语规则的阐述上虽不够全面，但非常明确，比马氏和江氏著作略强马氏和江氏著作适用于在中国学习汉语，依雷氏著作即使是在欧洲也可以相当程度地了解汉语”[18]在这些语法著作的基础上，比丘林结合恰克图汉语学校教学的需要，集自身在华十余年对汉语的认识，广泛地吸取当时中国的汉语研究成就，撰写了《汉文启蒙》一书　　二、《汉文启蒙》研究　　1．版本之谜　　从现有的资料和一些著述中看，似乎《汉文启蒙》有3个版本，分别于1831年、1835年、1838年和1908年几次出版1830年，比丘林作为希林格领导的俄国科学考察团成员来到恰克图，并应恰克图商界的要求在这里开始了汉语教学，石印版便是这期间的1831年在恰克印图用于教学而印制的[19]，共32页1834年，俄恰克图海关关长请求俄国外交部亚洲司，派亚金夫神父担任恰克图汉语学校的教师，并请求印发其汉语语法书，“1835年2月……比丘林重返恰克图，并带来了自己的汉语语法书” [20]比丘林再返恰克图后在汉语学校任教的时间比他预想的要长，在1836年9月他在写给外交部亚洲司的信中提到，1836年内他将完成汉语语法第二部分的撰写，这个“第二部分”应该就是《汉文启蒙》中的第二部分“汉语的语法规则”。

在1836年12月的报告中，比丘林提到他已编好用于教学的18组俄汉对话，还编制了一份恰克图贸易商品清单，并计划1837年把这份清单按俄文字母排序1836年12月26日比丘林写给亚洲司的信中提到他已完成了汉语语法书的第二部分1838年初，比丘林返回了彼得堡1838年，《汉文启蒙》在彼得堡出版，1839年，该书获得了科学院学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