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以人论书书法批评观的比较研究.docx

两宋时期“以人论书”书法批评观的比较研究 梁冰 王韬懿[摘 要]“以人论书”是中国书法批评史上的重要命题，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文学家扬雄提出的“书为心画”说，伴随着中国书法批评理论的演变而不断完善无论是对书家艺术作品优劣的品评，还是对书家艺术成就的评价，乃至中国书法发展的方向，“以人论书”的书法批评观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两宋时期，“以人论书”书法批评观的发展达到了高峰，理论基础逐渐完备但在迥异的思想和审美观念的作用下，在这一时期分别产生了两种不同理论倾向的批评观，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两种“以人论书”批评观思想，指明了文人书法精神和道学人格思想两大要素对后世的影响此外，分析“以人论书”的批评观，为书法艺术鉴赏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对艺术品格的塑造起到了指导性作用[关键词]“以人论书”;书法批评;比较研究钱穆说：“中国艺术不仅在心情娱乐上，更要在德性修养上艺术价值之判定，不在其外向之所获得，而更要在其内心修养之深厚要之，艺术属于全人生，而为各个人品第高低之准则所在①可见人格修养在中国艺术中的重要性，而“以人论书”的批评观便是其在书法领域的体现，它使得书法批评在关注艺术修养之外也注重书家的人格气节、学识修养以及精神内涵等问题，成为了决定书家艺术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例如赵孟頫、张瑞图、王铎等人，他们虽艺术造诣极高，但因品格气节而被后人所诟病，从而导致其书法也饱受争议又例如颜真卿，因其高尚的道德情操而受世人推崇，使得他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可与“书圣”王羲之分庭抗礼的书家，可见“以人论书”的批评观对中国书法发展的影响此外，“以人论书”在書法品评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历代书家如苏轼、黄庭坚、朱长文、项穆、傅山等人都将其作为评价书法艺术优劣的重要标准，因此“以人论书”的批评观在整个中国书法批评史上的地位至关重要一、两宋时期“以人论书”的思想基础中国书法理论发端于东汉时期，历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在这一时期，书家们把主要的目光放在了对于书法艺术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及书法艺术所蕴含的美的阐释上，并确立了书法艺术的形式和意象理论以人论书”的思想基础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萌芽，且不断被完善为宋代“以人论书”思想基础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宋代的书家在前人基础上开始了反思与革新，不再拘泥于法度的桎梏，而是强调以人为中心的论书原则，注重书家的精神内涵及人品、学养、性情等，为中国的书法艺术融入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以苏轼、黄庭坚、朱熹、姜夔为代表的书家开始对“以人论书”的书法批评思想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发，形成了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注重文人思想情操的批评观念，和朱熹、项穆为代表的注重儒家人格规范的批评观念，为“以人论书”思想基础的成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注重文人书法精神的批评观“以人论书”的思想在书法理论形成之初便已产生，以东汉大儒赵壹的《非草书》为代表他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许多命题都成为了后世“以人论书”观的重要内容，不仅对文人书法精神的批评观产生了影响，对道学人格思想的批评观也起到了先导作用在隋唐时期，由于科举制度的确立，儒家思想再次受到文人的重视，“以人论书”也受此影响，将儒家所倡导的人格标准也纳入到了批评的范畴此外，对于书家内在的精神和情感等要素的阐发也更加深入，开始将书家丰富的情感与其具体的书作相对应，使得“以人论书”的思想内容更加丰富而将“以人论书”确立为书法批评的重要标准，则有赖于北宋诸多书家对其进行的系统而全面阐释在北宋时期，宋太祖赵匡胤有鉴于唐代藩镇割据和五代之乱，实行“重文抑武”的治国方针，重用文臣，这极大地提高了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北宋文人不再像前人那样谨言慎行，而是直言进谏，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主体意识和自由的风气文人士大夫阶层逐渐崛起，成为宋朝政治文化的主体，自然也成为书法活动的主体可见，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双向互动，共同地参与了社会上层建筑的设计与搭建这一时期的书法理论家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他们的论书之作体现了鲜明的文人主体色彩，不再局限于前人对书法的实践、意象、情感或审美等问题的阐发，而是将书家作为其论书的重要内容和评判书法作品优劣的标准，揭示创作主体与书法作品之间的客观规律，形成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书如其人”的品评原则。

正是这样特定的文化氛围及历史背景，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也为书家的创新与变革提供了更加广袤的空间欧阳修、苏轼和黄庭坚为书法艺术确立了一个新的标准，有别于宋代之前书法理论体系，即符合文人书法审美趣味，强调书家的人格、学养的批评观念这一观念对后世的影响极大，被后世书家推崇的“文人气”“书卷气”都来源于此而且，在北宋诸多论书者中，只有苏、黄两人的书学思想被冠以“文人”二字，这是对两人重视文化修养的论书思想的精辟概括正是苏轼、黄庭坚不重形式，强调人格、学养的批评观，将书法从前人繁琐的法度中解放出来，使得北宋初期逐渐式微的书法得到了复兴，极大地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进程，意义非凡北宋时期的“以人论书”批评观最早受到了欧阳修的影响早在北宋初期，欧阳修就提出了“人品为上”的论书思想在《集古录》中，他对颜真卿的品格气节大加赞赏，称赞其书迹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在评价颜真卿、杨凝式、李建中三人的书法作品时，欧阳修说：“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中清慎温雅，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在欧阳修看来，书家的人格精神才是书法艺术的核心价值此外，对于书家气质品格与书法艺术之间的内在关系，欧阳修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集古录》中写道：“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

譹？訛因此，欧阳修认为书法的风格特点正是书家人格的外在表现不仅如此，欧阳修也是颜书最早的推许者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对颜真卿高尚节操的肯定，这种“人品为上”的论书原则对之后的苏、黄等人的书学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轼、黄庭坚都是北宋时期极负盛名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他们在艺术追求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一些观念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苏轼以“意”为中心，黄庭坚以“韵”为中心，总体上两人的书学思想都突出了文人的主体观念苏轼虽没有系统的论书之作，但其书学思想散见于书画题跋和论书诗词之中通过这些文献，我们可以对苏轼的“以人论书”观进行系统的探究苏轼的书学思想是以“意”为核心展开的，苏轼的“意”所对应的是唐人的“法”，即不拘泥于法度的束缚，充分尊重创作者的思想意识和个人情感的表达，强调使书法成为体现人格精神的载体因此，书家的人格精神也成为苏轼衡量书法优劣的重要标准，正如他所说的：“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不仅如此，苏轼还强调了学养的重要性，认为提高自己的书法造诣最重要的不是刻苦的研习，而是要通过大量的阅读经典著作，丰富自己的学识修养来实现苏轼在劝诫后人时写道：“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

在苏轼的“以人论书”观中，还提出一个精辟的议题，即“君子”与“小人”之论苏轼将儒家对于人的道德伦理的分类方式引入了书法批评当中，把书家的人品置于首要位置，书法水平的优劣很大程度上由创作者的品行来决定，对于品行不端的书家，其书法也虽工不贵，即“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黄庭坚作为苏轼的学生，两人亦师亦友，在书学思想上也有许多共通之处，特别是黄庭坚提出的“韵”的概念同样强调文人的书法精神他认为，一幅好的书作首先要有“韵”，提出“书画以韵为主”那么要使书中有“韵”，就要先做到去“俗”，刘熙载曾评议道：“山谷論书，最重一‘韵字，盖俗气未尽者，皆不足以言韵也而去“俗”的关键在于书家的学养和胸襟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说：“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事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因而可知，黄庭坚对书家的人格和学养非常看重，并且兼具道义和圣哲之学所创作的书法才具有价值这一论断与欧阳修、苏轼的观点一脉相通二）注重道学人格思想的批评观北宋政权在经历了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后灭亡，宋室南迁建立了南宋政权，内忧外患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这场变故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在书法艺术领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对于北宋，南宋书坛最大的特点在于深受理学的影响，形成了注重道学人格思想的书法批评观理学，也称为道学，新儒学，推崇修身为人，持敬守正之道其审美观主要源自孔子提出的“尽善尽美”论，认为理想的艺术作品应该满足“美”和“善”两个条件，但在之后的道学书家看来，“美”的标准已经变成从属，不再具有独立的价值，是否符合“善”的标准成为书法批评的核心并且，作为儒家传统“六艺”之一的书法也逐渐得到了儒家学者的关注，出现了以南宋大儒朱熹和明代的项穆为代表的书法理论家朱熹采用理学的理念来阐释书法的审美价值与现实功能，认为世间一切事物皆为道的再现，书法自然也不例外，而书法艺术的核心就是道学人格因此，可以通过书法来考察一个人的内心，认识一个人的性情，甚至于改变一个人的品格这就有赖于道学人格的批评观对书法艺术进行取舍，对不符合此标准的书家也一并否定朱熹在书法批评中以“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人格为标准，强调书家的道德修养要符合儒家处世原则，同时也将这作为自己的论书标准，对于颜真卿的书法因其气节凛然而推崇备至，相反朱熹在反思自己年少学习曹操书法时，认为曹操是个篡夺君位的逆贼，大节有亏，其书法也不足取。

不仅如此，朱熹对于北宋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倡导的游心书艺，非功利的书法观点进行驳斥，强调书法的教化作用，通过书法来规范人的行为，以达到“克己复礼”的效果因此，他认为书法的好坏全凭书家内在的道德修养是否符合并体现出儒家守道循礼的人格追求朱熹还将王安石的书法当作反面教材，认为王安石书法的草率与其做事的急躁有很大的关系，是缺乏涵养的表现，朱熹说“书札细事，而与人之德行，其相关有如此者”由此可见，朱熹的“以人论书”批评观与北宋时期苏、黄所倡导的文人书法精神的批评观是相悖的，其书学思想的本质是通过卫道来维持封建专制的统治，而书法就成为了卫道的实践方式之一，也使得书法变成了儒家人格的标签和君子修身之艺朱熹提出的道学人格的批评观对于后世“以人论书”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元代至明代中期很长的一段时间，整个书坛都由朱熹的书学思想所引导在此期间，出现了很多的书法理论家对朱熹“以人论书”的思想进行总结和发展，并将其系统化其中，最著名的书论要数明朝后期项穆的《书法雅言》项穆站在儒家正统的立场上，将书法当作卫道的工具，他提出的书统论和心相论等观点，其核心思想还是通过“正书法”来达到“正人心”的目标对道学书家来说，书法之美就是人格的之美，欣赏书法最终变成了对人格的评判。

以朱熹为代表的注重道学人格的批评观在南宋以后逐渐成为主流，这一思想是从儒家卫道的立场出发，主张书法“正人心”的教化功能，按照儒家正统的艺术审美和人格品行来评判书法艺术的优劣，具有极端理性主义倾向因此，这种思想极大地限制了书法的艺术表现力和创新性，束缚了书家情感和个性的发展，对书法艺术的实践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二、两宋时期“以人论书”的批评观对后世的影响在两宋时期以苏轼、朱熹为首的书法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此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使得“以人论书”的思想成为了书法批评的重要命题，之后的大部分书家对这一问题都有所涉及，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新的阐发一）对后世书法批评的影响元代的“以人论书”观主要是继承了宋代的理念，特别是南宋理学人格的批评观，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代表人物有郝经、郑杓等郝经的“以人论书”受苏、黄影响较大，重视学养和胸襟，强调人品与书品的内在联系，认为书法的风格与书家自身的品德修养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将人品确立为书法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