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与社会学中“人”的预设对二者方法论的思考.docx

从经济学与社会学中“人”的预设对二者方法论的思考 [摘要]：经济学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均是以理性“经济人”为前提的，而社会学则更多关注到“社会”的整体性与复杂性，本文从两个学科中对“人”的不同前提假设的形成与修正、发展的趋势，分析了各自方法论的价值与缺陷，提出二者相互借鉴的必要与可能 [关键词]：经济学，社会学，“经济人”，方法论 人与社会是社会科学各科共同关注的问题，但不同的学科对二者有着不同的观察角度与认识，经济学和社会学尤其如是，甚至其作为学科的分野，与其说是从关注领域的不同，不如说是在于观察维度的差异，或曰方法论上的差异对“人”与社会的不同的预设可以说是构成二者方法论上差异的根本所在在学科的界限开始日益模糊的今天，社会学与经济学也在逐渐相互借鉴对方观察世界的角度，修改与完善自己认识的前提预设，从而也形成许多跨学科的“研究规划”与“准学科”领域，使认识更加全面、真实本文回顾了经济学与社会学方法论背后隐含的对“人”及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的前提预设，在此基础上思考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相互借鉴的意义 一．经济学与社会学方法论中关于“人”的不同前提预设 经济学已经发展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学科，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革命，再至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学派，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几次革命，有了很大发展，但所有这些理论的背后，都没有离开一个从古典经济学分析开始便确立起的前提，也即其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个体主义心理学的，并且其对人的认识有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假设。

“经济人”的概念被归认为是从亚当·斯密开始，体现“经济人”思想的《国富论》出版的时代（1776年），正处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背景，斯密对这一理性、利己的经济人模型的运用与其对自由放任经济，国家不干预政策的主张是分不开的其实经济人思想的形成更早可以回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主义运动中，“利己”被作为人之本性就有被宣扬（董建新，1999，6-7页）[1]，启蒙运动中，理性受到了更大的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也被提到更高的地位作为启蒙思想家之一的斯密，其著作中之以人的利己性、理性为出发点，其实是对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人参与权力的一种强调（蒋自强、何樟勇,1998），因为在理性经济人基础之上，国家的放任不干预、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才最可以使社会秩序得以确立，他指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亚当·斯密,1996,252页）[2] “经济人”在被发展成为经济学精典的基本假设后，主要包含了这样一些内涵：一是人的自利性，每个人要为自己打算；二是利益最大化原则；三是人的完全理性假定，即人具有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对面临的一切备选方案具有完全的信息、具有完全内在一致的偏好会做出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偏好（或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的选择。

经济人”在发展中逐渐成为一种建立数学模式的工具，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种确切的、模式化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才使经济学能够向数学化、精确化的成熟学科体系迈进；但同时也不应忘记，在“经济人”产生之初，或者在斯密的“经济人”中，这样一种假设的思想是深深根植于对个人自由、不干涉政府、自然演进的经济秩序的追求的价值判断之中的 社会学则恰恰产生于一个不同的思路它作为学科的确立要晚于经济学，起源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19世纪30年代，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时期，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描述到[3]：“在欧洲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在1815年至1849年之间那样普遍地恐惧——和希望——革命的”社会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革命后动荡的社会中对于社会秩序重建的需要变得十分迫切，侧重于普遍规律与秩序研究的学科——社会学，创建起来，而其作为一门学科在19世纪下半叶的发展则主要是当时一些社会改革协会所从事的工作在大学里的制度化（华勒斯坦，1997，20页）[4]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接受了实证主义信念，并将社会现象同自然现象相类比，将社会也看作一个有机体，社会现象被看作完整社会体系中相互联系的某种功能，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简单个人的组合，不能从分析其构成的个人（如经济人）的方法来分析社会整体；至正式确立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更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社会事实，是先于个体的实在，外在于个人意识，并强制性加于个体意识之上的。

在迪尔凯姆，人之于社会，正如细胞之于人，社会一经产生，也就成为与个人不同的一个更高的独立的层次，与个人服从不同的规律，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迪尔凯姆提出，一种社会事实只能由另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而不能还原为个体层次理解 虽然在19世纪末，西方文明走向一个新的人文主义，反实证性的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成为社会学中的另一个传统，但对秩序问题的关注以及实证主义的继承，使社会学的研究更多地还是在整体层面展开，组织、制度、结构、角色的概念是社会学主要关注的对象正如亚历山大（2000，8页）[5]概括的，“社会学家之所以是社会学家，是因为他们相信社会模型的存在，社会模型是由个人构成但又独立于个人的社会结构在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的基于整体主义立场的研究将社会模型视为先于任何具体个人行动的存在，任何个体行动都受到先前存在的结构导向力量的作用；反实证主义的理论更多基于个体主义的立场，但也常常基于承认社会中存在超越个体的结构，只是认为这结构是行动者在个体不断交往中创造出来的个人特质与人性都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都在社会过程中不断变换，被剥离出的是场景和与此相应的身分角色，个体只是这些社会场景中各种身分的集合体（汪丁丁,1998）[6]。

这样，一方面，产生于对社会秩序建构的实际需要中的社会学更多关注到制度、社会结构等的实体性以及社会条件对个体行动的制约，人被放入社会关系和结构中去理解，沿承于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从宏观到宏观，以整体概念解释整体概念的方法很大程度左右了社会学研究者的思维，对这一点在西方社会学70年代后的反思中也开始提出批判，认识到社会学忽视“人”的因素，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不足；另一方面，经济学恰恰相反，它始终以“经济人”假定为出发点，以基于个人的微观分析为基础，自边际主义革命开始，引入了其特有的分析工具，将导数的概念引入经济学研究，以后发展出各种的数学模型，日渐走上数学化精确化的道路而这种假设中的“人”，是很模式化的、一致的、理性的“生物人”，且与市场经济密切相联的，其与现实世界中人的不相符也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受到了诸多挑战概言之，关于经济学与社会学对“人”的观察点，如果借用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费孝通先生在经历了几十年实地研究后对社会学研究作出的反思：社会学过于“只见社会不见人”（费孝通，1992）[7]，那么可以说经济学始终是只见模型的“人”不见真实的人 二．回溯在社会学与经济学学科分立之初 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4]（1997，4、8页）中指出，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出现于十九世纪，但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学科结构中反映出的思想多元化才在大学确立。

在早期的学者，如斯密、马克思、韦伯的研究中，并没有严格在后来所说的独立学科的框架中工作，他们都关注个人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问题，其思维方法也是较为综合的 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在斯密的原著中，其实并不是完全理性、自利的首先，斯密的确接受了孟德威尔把人的自利性看做社会发展动力的看法，但他并没有认为人的行为唯一地被自利性引导着，他的《道德情操论》便论述了人的道德方面，在斯密，人是利己心与同情心共存的第二，关于斯密对“经济人”理性的界定哈耶克指出：“亚当·斯密及其信徒们根本没有作此假定（完全理性假定），要说他们认为懒惰、目光短浅，恣意挥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过环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经济地或谨慎地调整其手段来实现其目标，或许更加符合事实”（哈耶克，1989，11页）[8]斯密指出“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受到的两方面约束，一是来自于人本性中的内在道德约束；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外在法律的约束其实，在斯密眼里，人具有自利性和社会性双重本性，在古典经济学里面原本没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和社会学家韦伯（其主要教授职称都是经济学职称）汪丁丁，1998）[6]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是方法论上个人主义的。

韦伯继承了伏尔泰人的自由意志的观念，但在研究态度上又坚持实证主义科学程序的客观性，他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个人主体的社会行动，而将个体化与类型化的方法结合起来，并将意义理解与因果说明结合起来韦伯解释社会学中的“社会行动”，是“行动的个人赋予其行为以主观意义，行为考虑到他人的行为，并且在其行动过程中也是以他人的行为为目标的行动”，这表明在韦伯的研究方法中，首先，其出发点是个人主义的，个人及其行动是研究的基本单位；第二，个人赋予行动以意义，这种意义是主观的，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自觉地（理性地）意识到的行动的目的和价值；第三，行动以他人为目标，是将社会关系考虑在内的也就是说，这种行动是社会中的行动可见，韦伯的研究中，个人及其行动是被作为基本出发点的，他对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始终遵循方法论个人主义，如同“国家”、“人民”、“社会”这样的抽象概念在韦伯并没有实际的意义，他认为人的社会行为有规律性，但是没有独立于主观意识之外的社会规律，只有通过理解人的行为可以找出社会现象的规律并对人的行为加以预测 早期研究者所持的人性的双重态度以及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逐渐被极端化了，也构成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野——前者日益极端地坚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则，后者日益极端地坚持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1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