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地方书写.docx

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可任意编辑作为方法的地方书写 [摘 要]艾特玛托夫在其后期小说中建构了典型的地方书写一方面，作家笔下的地方景观、人物情况的地方感与非地方感构成民族文化表征另一方面，经由地方书写中蕴含的生态思想之维，地方认同被生态认同所取代，而作家思想中的世界主义立场也得以呈现艾特玛托夫这种弥漫张力的民族视点，为人们理解苏联时期的文学作品与民族性之勾连供给了一条较为明朗的出路 [关键词]艾特玛托夫；地方书写；民族认同；生态批评 作为苏联时期最告成的少数民族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作品自然地与其民族身份认同暗合然而以往对艾特玛托夫的研究中，这一领域却相对被忽略了现有的几篇论述其民族身份的文章，在提出这一问题之后仅止于描述这一现象的存在，而缺乏对作家书写民族的方式及其背后的思想背景的深入研究笔者认为，艾特玛托夫小说中的地方书写是解读其民族身份的切入口，尤其是其后期小说中民族色调浓重的、关于集体记忆和种族神话的书写都是作家建构“地方依恋”“地方认同”的概括表现在这一意义上，艾特玛托夫小说中的地方书写通过建构“地方感”完成对民族身份认同的表征。

在此根基上，其小说地方书写中蕴含的生态思想又将这种认同推向全人类立场的“生态认同”，进而完成对作家本人世界主义立场的表征总的来说，这是一种作为方法的地方书写，其本身以开放的过程性回避了本质主义的阐释经由这种非二元对立的解读，能够为我们理解苏联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另开一扇小小的窗口 一、地方书写与民族认同 在人文地理学中，“地方”“地方感”等概念是对人地关系的集中表达正如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所说：“人类身份都没有被定义为独立自主的，而是取决于它与物质环境以及非人类生命形式的关系①个人心理、身份认同乃至政治权力的“地方”表征无处不在在文本中察觉这种表征并非难事，艾特玛托夫本人也屡屡直接表达了地方之于人的重要性比透露表征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务必时刻制止将“地方感”本质化的趋势，在理解其作品中人地关系时应重点关注其作为一个过程的开放性基于这种建构的认同观，我们遵循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指点：“识别不同的共同体的根基，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②本文的论述将围绕以下问题：艾特玛托夫小说中的地方书写与民族认同有何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何种方式被建构进而被采纳的？结合当时的创作环境，作家建构这种关系的背景与目的何在？ 艾特玛托夫并非一开头就专注于地方书写，他的创作体验了不断调整主题以探索最适合题材的过程。

这一方面是苏联政治高压环境下作家们的普遍状况，另一方面也从侧面说明其后期创作中呈现出的地方书写是一种艺术思想的自觉在1963年获得列宁金奖的《群山与草原的故事》之后，艾特玛托夫小说中有关少数民族的地方书写明显增多，其中《花狗崖》《白轮船》《一日长于百年》《断头台》及遗作《崩塌的山岳》更是以地方书写为核心内容的代表作品为说明地方书写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及其建构过程，本文将以神话与地方书写、记忆与地方书写这两组彼此缠绕的关键词为框架开展论述 书写种族神话是作家们地方感建构以及民族身份表征最常见的方式种族神话中关于种族起源的表达往往与特定的地方相关，在这种处境下，地方就被赋予文化感，直接关联着民族身份的传承因此，挖掘艾特玛托夫小说中的这一组关系，首先需要打破其文本中某些表层的意义在广为传颂的仿童话体作品《白轮船》中，艾特玛托夫建构了一个善恶清晰的世界，性格单纯的人物设定加上故事发生地伊塞克湖纯真自然的环境，营造了一种艾娃·汤普逊（Ewa M. Thompson）所说的“大片面俄国文学的谦逊无辜的声调”①在汤普逊看来，这一标志性的俄罗斯文学特色恰恰在创作与接收两个维度上都阻碍了其作品中民族性的显现。

概括到《白轮船》而言，在这种童话般明显领略的空气下，故事本身典型的民族内核被遮掩了，就连艾特玛托夫本人在谈起这部作品时也更多地侧重其道德和生态上的警示意义在多数解读中，作为故事中心的艾涅塞河传闻和“长角鹿妈妈”神话是为表现小男孩和爷爷的真善美而服务的，因此，世界的危机也就是因爷爷和奥罗兹库尔之间的善恶对立而起然而，剖开这一层面我们会察觉，除去道德意义之外，艾涅塞河的“长角鹿妈妈”神话还与吉尔吉斯布古族人的起源紧密相关故事中族人的艾涅塞河是吉尔吉斯人世代生活的地方，颂赞它的歌谣说：“有没有比你更宽的河流，艾涅塞？/有没有比你更亲的土地，艾涅塞？/有没有比你更深的苦难，艾涅塞？/有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情意，艾涅塞？”②这是在最直接的意义上透露了吉尔吉斯人为这一概括的“地方”附加的文化内涵随着故事的进展，族人被仇杀，一对童男童女在“长角鹿妈妈”的扶助下被引领至伊塞克湖，而他们两人也就在这里成为布谷族人的祖先这一围围着概括“地方”而变迁的民族历史，构成一种地方与民族身份间的互动在萨义德（Eduard W. Said）笔下，所谓古老的以色列人的民族身份之建构紧紧勾连着概括地方的神话、记忆之创造与利用。

用人文地理的术语来说，这一关联的基层布局更加明显：吉尔吉斯人的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和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构成一种基于这些地方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而地方感勾连着故事中仆人公的民族身份基于此，我们或许可以对故事的结局作出另一种解读《白轮船》发表之后，一片面读者向艾特玛托夫本人反映不满于他设计的“不合理的、没有出路的结局”，而作家本人认为：小男孩在变成鱼的空想中离去并非是对恶的妥协，而是“通过仆人公的死亡，去追求朝气勃勃的目的”③在这一道德化的解读之外，我们可以察觉，在引入地方感与民族认同视角之后，小说正是通过小男孩回归伊塞克湖，达成一種文化隐喻上的圆满小男孩经由“长角鹿妈妈”的故事从爷爷那里继承而来的对伊塞克湖的“地方认同”，在这一结局中得到最极致的渲染当小男孩空想着成为伊塞克湖里的鱼而死去的时候，他的死亡变成一种具有仪式感的对“长角鹿妈妈”的回归而在故事结果，叙事者对小男孩生命的消逝之哀叹弥漫了挽歌情调，其寄梦想于同样重视民族身份的司机库鲁别克的思想，更直接说明这一结局是对民族身份一种极致的哀悼和期望同样的处境也展现在《花狗崖》中。

世代渔猎的尼福赫人将自己的民族身份与渔女传闻和花狗崖这一概括地点紧紧相连，随着故事中成年人的死去，小男孩在结局时终究望见“花狗崖向他迎面奔来”①，而沉入海中的亲人们化为海风、海浪和星星养护着自己种族的子子孙孙这种仆人公与特定的“地方”融为一体的结局，可说是将人对地方的认同与依恋渲染到了极致 除去以神话为主体的地方书写，以《一日长于百年》为代表的作品那么更多地将“记忆”作为地方书写的载体首先，围围着“送葬”开展的核心叙事，就足以说明“记忆”“地方”与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密关系卡赞加普之死引发叶吉盖对草原上诸多人物的回忆，坚持将老人安葬于族人传统墓地这一举动，是典型的通过具有仪式感的地方彰显民族身份的标志途中引入的薩比特让对此举所持的反对言行，那么从侧面强调着这一仪式的意义值得留神的是，萨比特让所谓“生物电波”的一番论述与后文曼库特的传闻构成一组颇有深意的互文萨比特让所敬仰的“一切都照信号行动”②的未来，正是曼库特被剥夺记忆变成机器的凄凉情况在故事的结尾，送葬一行人来到萨雷奥捷卡墓地，却察觉此处已变成火箭放射基地，这个世代守护着民族祖先的圣地已成了“大信箱”，将自己的民族身份寄托于此的族人却变成“外来者”，这一以卵击石般的冲突透露了由“地方”之消散而带来的身份之失落。

此外，这部有着典型互文特征的小说中的每一条线索，其实都暗含着这种记忆与地方的纠缠除去送葬一行人之外，阿布塔利普的悲剧其实也是被剥夺记忆进而被迫离开家乡（地方）的典型而小说《崩塌的山岳》中神圣的雪山与仆人公的记忆之间的交缠，那么是在更新的“全球化”这一背景下斟酌民族身份的文化表征 在说领略这种表征关系后，我们务必以更多的对照理论来检视它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指点我们关注身份在历史、文化和权力间的“嬉戏”③，这种对本质主义的回避也展现在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对于传统的被研发和萨义德关于记忆的被制造及被利用的论述中循着此种方向，我们来斟酌作家笔下民族身份的开放性上文论述了艾特玛托夫小说中人物经由对特定地方的认同来表征自己民族身份的过程，然而不容忽略的是，这些“地方”本身就是有着不确定性的《一日长于百年》中会让站上的人原本就是从各个不同地方漂泊至此的“外来者”，他们在这里扎根本身就是一种重新建构地方认同的过程叶吉盖离开咸海来到会让站，阿布塔里普一家对会让站的感情，也是在偶然来到这里之后建构起来的背井离乡的体验让仆人公的身份随着情况之不同而不断变化，这就形成霍尔所言的“过程性”。

在叶吉盖和阿布塔里普等人的处境中，命运把他们安置在了奥兰雷布兰内，因此就在这里重新扎根好好生活阿布塔里普为孩子们写下传闻的用意在于：“他们要在萨雷-奥捷卡这地方成长我梦想他们长大时不要以为是生活在空虚的地方④这一理由充分说领略人物对特定“地方”有意识的文化赋值另外，从人类学视角来看，这一案例中属于游牧民族的吉尔吉斯人本身就世代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他们对特定地方的依附感也没有农耕民族那么固定，在身份认同上，他们有着不同于农耕民族的方式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艾特玛托夫笔下的地方认同与民族身份都是处于建构之中的打开的过程 二、从“地方认同”到“生态认同” 挖掘作品中的生态思想，一向是艾特玛托夫研究的热点之一这位擅长描写边地风光的作家，是苏联生态文学的重要片面然而，相较于用深层生态学的方法呈现作家本人的“生态中心主义”思想，本文认为更有价值的是依托布伊尔所看法的将生态思想看成“一个散点图而非联合阵线”的方法，避开深层生态学的二元论，侧重于分析文本“对环境举行编码和表达方式”①，进而考量作家本人在生态写作之选择背后的思想背景正如研究俄罗斯生态文学的专家简·寇丝洛（Jane Costlow）所言：“生态批评跨学科的特性，及其对于更好地理解人类与其所定居的环境之间在物质和象征上的关系之诉求，都能在俄罗斯这一特殊文化中得到运用和阐释。

②本文将由艾特玛托夫小说地方书写中的生态思想入手，分析其中“环境想象”的方式，进而引入“生态认同”理论，说明其小说地方书写中的生态思想促成了作家在身份认同表达上的一种关键性转换 “生态身份认同（ecological identity）是指人们在自然生态中解读人性、价值观、行为以及自我意识等，自然生态区域成为人们找寻身份的源头③无需赘言，生态认同与地方认同紧密相关两者都是基于人在心理层面对自然产生的依恋、归宿感等种种心绪，但生态认同起于某一特定的地方但不止于此，它将身份认同与整个自然界相关联，人在将自己与自然联系起来的过程中体会到人与自然的一体，“是一个人感受到与世界、与其他物种和人类的一种体验层面的认同，而不仅仅简朴的在信息层面的熟悉”④概括来说，地方认同更侧重于人之外在于自然对自我的身份认同，而生态认同指的是人将自我体验作为自然之一片面的结果于是，“生态的身份认同超越了种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他们所认同的自我是生态的大我，是范围更大的人类身份认同（greater human identity）”⑤艾特玛托夫就是利用地方书写中的生态思想表达，完成其思想中从民族身份认同到世界主义立场即“星球思维”⑥的过渡。

《白轮船》中爷爷与小男孩对伊塞克湖的认同，在奥罗兹库尔一行人的恶行和小男孩的悲剧结局中被升华到对整个自然界的认同当神性的长角鹿妈妈死于自私而残忍的人类手中，伊塞克湖、布谷族人的悲剧也就被上升到人性之黑暗与神性之自然的对立层面小说结尾的哀婉情调，不仅是为布谷族人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