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自治主义理论及其绿色变革.docx

160;   生态自治主义理论及其绿色变革    [摘 要]生态自治主义或“生态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基于生态中心主义的哲学价值与伦理观的环境社会政治理论或生态文化理论它的核心设定是：人类社会理应以一种充分尊重和遵循自然生态世界及其规律的方式生存与生活，相应地，对一种合生态的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的重释和重构，不仅是我们应对当今世界生态环境危机的适当起点，也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所迫切需要的绿色变革的深层动力但迄今为止，生态自治主义的现实挑战价值仍远远大于它的现实变革力度或成效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生态自治主义代表着从自然生态立场（视角）反思与重构人类现代文明的时代高度和理性边界，尽管我们总是可以对它的任何一个具体设想或方案提出基于当下现实的“有效”或“正确”的批评[Key]生态自治主义;生态无政府主义;生态文化理论;绿色变革;环境政治[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12AZD074）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生态自治主义”或“生态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基于生态中心主义的哲学价值与伦理观的环境社会政治理论或生态文化理论。

它的核心设定是：人类社会理应以一种充分尊重和遵循自然生态世界及其规律的方式生存与生活，相应地，对一种合生态的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的重释和重构，不仅是我们应对当今世界生态环境危机的适当起点，也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所迫切需要的绿色变革的深层动力那么，它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一种生态文化理论，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促动我们所期望的绿色变革或转型呢？一、生态自治主义的主要理论流派及其新进展如果把生态自治主义或生态无政府主义严格地界定为一种众生平等的生态（生物、生命）中心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对合生态规模的人类社会形态的政治想象与追求，那么，形式各异的“生物区域”和“生态公社（社区）”构想与实践，是最名副其实的代表性理论流派此外，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地球第一！”（Earth First！）运动也突出展现了一种生态自治或无政府社会与政治的“革命性”意蕴因此，笔者在此选择这三者作为生态自治主义的三个主要流派，并系统讨论它们的历史演进以及最新进展一）生物区域主义生物区域主义（eco-regionalism）是一种首先在北美绿色运动中形成的观念，随后影响到了欧洲的生态政治理论和绿色运动生物区域”作为一个社会政治概念的大众化，始于皮特·伯格（Peter Berg）和雷蒙·达斯曼（Raymond Dasmann）1978年在圣弗朗西斯科地球圆桌会议上的发言①。

他们提出，“生物区域”包含着两层意涵：既是一个地理空间，又是一种大众意识领域也就是说，它意指一个自然地理区域以及其中的人们所形成的应该如何生存与生活的感知，因而是地理与文化心理的综合体依此，他们主张，需要发动一场重新定居（re-inhabitation）运动——成为某一生物共同体的成员而不再是它的剥夺者，使人类社区与非人类自然在特定生态系统的层面上实现统一除了皮特·伯格、雷蒙·达斯曼，主张生物区域主义的思想家还有科克帕特里克·塞尔（Kirkpatrick Sale）、吉姆·多奇（Jim Dodge）、布赖恩·托卡（Brian Tokar）、加利·斯奈德（Gary Snyder）、恩斯特·卡莱恩巴赫（Ernest Callenbach）、戴维·哈恩克（David Haenke）和莫里斯·伯曼（Morris Berman）等②他们的共同看法是，生物区域是一些并非由政治边界（城市、省州或国家），而是由自然、生物和地理特征所界定的地域，比如山脉河流、植物分布、气象或土壤类型、动物栖息地等北美洲类似的地域有奥萨克（Ozarks）、索诺拉（Sonora）沙漠、西北太平洋的卡斯卡迪亚（Cascadia）、北缅因和东加拿大沿海、阿帕拉齐亚（Appalachia）等。

当然，这些区域还可以划分为更小的流域和山脉而在他们看来，只有在这些生物区域层面上，人们才可以做到以生态健康与可持续的方式来生活，才会充分意识到：生物区域是一个社区的内部环境，就像家居是一个家庭的内部环境科克帕特里克·塞尔是生物区域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他的思想被概括为“分散主义哲学”，而他本人也同时被称为新勒德主义（Neo-Luddites）运动的领袖、反全球化的左翼主义者和新脱离主义运动的理论家③在《大地之子：生物区域主义观点》一书中④，塞尔系统论述了生物区域主义的社会政治观点为了回应当前的和即将到来的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他认为应引入一种不同于传统政治的“生物区域主义”的替代性方法，其核心是创建无数小规模的、更加生态健康的和个体负责的社区，这些社区拥有可更新的能源与文化我们必须了解我们周围的土地，掌握它的全部知识和潜在可能性，依顺着而不是违逆它去生活我们必须明白，生活在土地上意味着遵循其方式与节奏生活在它的自然区域中——它的生物区域中”⑤在他看来，未来绿色社会的理想图景是，各个生物区域内由各不相同的人类社区进行自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生物区域之间的邦联性合作，从而保证地球整体生态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不仅如此，塞尔还努力实践他的生物区域主义或政治“脱离主义”思想2004年，他倡导创建了“中德勒伯里研究所”（Middlebury Institute），致力于推动分离主义、脱离和自决的研究，并担任所长2006年，该研究所倡议组织了第一届北美脱离主义代表大会，吸引了来自16个脱离主义组织的40多名与会者，并发表了关于脱离相关原则的“伯灵顿宣言”吉姆·多奇尽管反复强调对于生物区域主义者来说实践相对于理论的重要性，但他仍明确指出了生物区域主义的三重维度：对自然系统重要性的承认，尊重，无政府主义取向，精神甚或宗教意蕴;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如下界定：一种尊重与遵循生物整体性的文化，一种分散的、自决的社会组织方式，一种欣赏与促成其成员的精神发展的社会① 在《绿色选择：创造一个生态未来》一书中②，布赖恩·托卡把生物区域主义思想与运动作为广义的绿色运动的内在组成部分在他看来，现代生态学所揭示的生物共同体间的相互依存和生态多样性，启迪并激发了绿色政治的社会变革与生活方式的革新战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地遵循或借鉴生态学的原则（尤其是自主、平等、合作），来重建现代社会的经济与政治，而绿色替代性选择的两个关键性要素就是挑战增长经济和实现真正民主。

增长经济所创造（依赖）的无限富裕神话，不仅在资源上和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还在以一种极其不公正的方式破坏着世界广大地区民众的基本生计;而实现合生态的民主，在政治上意指一种“基层民主”——社区居民以面对面的方式讨论相关事项并作出最后决定;在经济上则意指一种“分散化经济”——社区对小规模、地方化经济生产与需求满足的自主掌控，以及对土地的精心照管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托卡认为，美国绿党将其基本原则由联邦德国绿党的“四原则”（生态学、社会责任、民主和非正义）扩展到包括“分散化”原则，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该原则明确强调了将现代政治与经济重新指向基层社区层面的必要性基于此，他把20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绿色政治概括为围绕着基层社区而展开的运动比如，圣弗朗西斯科市民本着生态负责的原则重新设计城市规划，而洛杉矶、芝加哥和柏克利的市民则在探讨生态健康的城市生活的可能性这其中孕育的一个非常激进的观念是：城市应该尊重与顺应周围荒野的影响，而不是简单地试图消除它们不仅如此，托卡认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生物区域主义的理念与实践，在相当程度上形塑了形成中的绿色政治③在他看来，最典型或最为成功的三个区域分别是：一是从加利福尼亚中部海岸到俄勒冈的西斯基尤（Siskiyou）山的地域，二是更北方的维拉米特（Willamette）河谷，三是奥萨克山脉和高原——在所有那些生物区域主义观念牢固确立的地方，它都激发了人们的新区位感、与自然节奏的协同感和与众生万物和谐相处的整体性认同。

尤其是奥萨卡地区，还组织了自己的年度性聚会——“社区大会”社区大会不仅把志同道合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而且制订了每一个领域详尽的行动计划，并交给相应的工作组去贯彻落实1984年5月举行的第一届北美生物区域大会的决议指出：生物区域主义是一种对自己周围方方面面的学习它是对地方环境、历史和导向可持续未来的社区志向的主动熟悉它依赖于安全与可更新的食品和能源来源它通过提供社区内环使用我们的资源和与其他区域交换有限的剩余产品，来保证就业生物区域主义致力于满足地方性的基本需要，比如教育、保健和自治等可以看出，生物区域主义的社会政治愿景与实践的关键，是通过重新界定一些更合乎自然生态的生物地域，来挑战传统的行政疆界与城乡分野就前者而言，其最终目标是用一些北美自然性区域来取代现存的政治实体，使美国由目前的超级大国逐渐分解为若干个更加自然的民族实体，以至于不再能支持世界战争与使用核武器相应地，北美洲逐渐发展为一种分散化和可持续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就后者来说，生物区域意识有助于打破我们目前经历着的城乡二元化对立，城市居民将会更多地生产他们的生活必需品，而城市文化也将更广泛地扩散到乡村也就是说，正如科克帕特里克·塞尔指出的，要把一种对生态学原则的全面理解纳入到每一个城市过程，直到连幼龄小童也认识到，饮用水并不是来自地下室的管道，而我们也无法真正“扔掉”什么东西。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生物区域主义的理念与实践，同时面临着来自方法论和技术路线两个层面上的问题在方法论意义上，什么层面上的生物区域划分才不仅是合生态的，而且是切实可行的？换句话说，比如就整个北美而言，划分成多少个生物区域是更为合理的？问题是，生物区域主义的方法注定了这方面不会有、也不应该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尽管大家在原则上都同意，目前的民族国家体系应该逐渐分解为自我维持的、立足于相互合作的、合生态规模的实体在技术路线层面上，我们究竟如何实现从此岸到彼岸的“过渡”——从一种盛行军事主义、竞争、毁坏自然与剥夺民众的文化、技术和社会框架，转向一种植根于生态和谐与多样性中的统一性的文化、技术和社会框架？对此，布赖恩·托卡的回答是一个“三步走”战略①：首先是从自己周边的示范性实例中发现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尤其是形成对现行政治与社会现实的批评性反思;第二步是促进同一个生物区域中不同部门的、志同道合的人们的聚会与合作，两年一度的北美生物区域大会正在扮演着这样一种功能;第三步是充分发挥绿党的政治作用那么，生物区域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状况如何呢？在理论层面上，20世纪90年代末，道格·阿伯利（Doug Aberley）和迈克尔·麦金尼斯（Michael McGinnis）分别主编了《家的边界：面向地方授权行动的图画》和《生物区域主义》②。

前者致力于借助地方性的自然生态与文化历史元素，来构建与描绘一些各具特色的社区（共同体）地图，以便服务于人们反对砍伐或有毒废弃物倾倒、参与地方建设规划和主动熟悉周围环境，最终实现对各自社区更民主的控制全书包括30张地图及其阐释，试图通过展示从我们应如何观察世界并在其中行动，努力修复被毁坏的生态系统或绿化城市，到对未来后代的培养的丰富关切，以此来激励新的生态健康文化与社区的建设后者从一种跨学科的视角系统阐释了生物区域主义的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尤其是在全球政治的视野下审视生物区域身份的地理方位把生物区域这一新概念作为共同的分析框架，各章节作者深入探讨了土著居民、地方知识、全球化、科学、全球性环境议题、现代社会、生态保育、历史、教育和生态恢复等议题，而对地理方位和社区的强调，则深刻挑战着我们理解与应对人类和生态议题的方式进入新世纪后，科克帕特里克·塞尔再版了他的《大地之子：生物区域主义观点》③，并在导言中评述了生物区域主义所取得的新进展他强调指出，在过去20年中，生物区域主义运动与其他运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