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献忠与洋人的交际史.docx
9页张献忠与洋人的交际史江口沉银浮出水面张献忠在四川的那段血腥历史又被人提及,关于大西皇帝张献忠的史料鱼龙混杂.但《圣教人川记》以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在张献忠阵营所待两年多时间的亲历为主线.可谓口述实录.值得一读 利类思、安文思与《圣教入川记》关于大西皇帝张献忠的史料鱼龙混杂,或取自稗官野史,或来于道听途说,呈现良莠不齐、难以廓清面目的状态因此,法国传教士古洛东1918年整理印行的《圣教入川记》就凸显出无以伦比的价值这本书记录了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在四川的经历,尤以两人在张献忠阵营所待两年多时间的亲历为贵,说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张献忠以及大西政权的非虚构之书,并不为过利类思(1606-1684年),原名Ludovicus Buglio,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西西里岛人,贵族出身1635年4月13日起程赴澳门,1636年抵达,取名利类思,字再可崇祯十年(1637年)来到内地,在江商传教二年后,赴北京助修历法,1640年入川传教,创建成都教堂@是天主教进入巴蜀的滥觞,异域的教堂随之在天府之国相继建立利类思也撰写有大量的传讲天主教的著作,在当时耶稣会会士中被公认为汉语造诣最高深者,所遗著作、译作达20余种。
利类思于康熙二十三年十月(1684年10月7日)卒于北京,赐葬栅栏教堂墓地,位于利玛窦墓附近,墓碑上刻有康熙皇帝的谕旨安文思(?-1677年),字景明,原名Gabriel Magallaens,葡萄牙人崇祯十三年(1640年)来华,先住杭州,后入川传教,崇祯十五年(1642年)8月28日由杭州抵达成都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起义军再度入川,攻克成都,两位传教士于城陷前逃到山区避难,不久即为张献忠手下所获,遂在起义军中为大西政权制造天文仪器,并从事传教活动清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在西充县被一箭穿胸毙命,利、安二人又为清军所获,被肃王豪格留在军营,后随军到西安,顺治五年(1648年)到达北京,先后受到顺治、康熙皇帝的优遇,允许他们传教豪格死后,利类思和安文思获得自由,参与天文台的工作,皇室赐给两人一座宅院,他们在此修建了一座教堂,被称为东堂,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76号安文思具有一流工匠技艺,善于制造机械,先后曾为张献忠和清朝政府制造过许多仪器,康熙帝称赞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除了制造机械,他还于1668年以葡萄牙文写成《中国的十二特点》一文称颂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后以《中国新史》为名,于1688年刊行于巴黎,是西方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著作。
何高济的汉译本作《中国新史》安文思在北京传教期间著有《张献忠记》一书,叙述他和利类思在张献忠大西宫阙中的经历和见闻古洛东所说他在上海见到的耶稣会神父出示的抄本,即与《张献忠记》有关他加以摘录、编纂,注释,写成《圣教入川记》,从而保存了《张献忠记》的主要内容安文思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逝世,赐葬滕公栅栏教堂墓地在北京市西城区北营房北街(马尾沟)教堂,保存有清康熙十六年四月六日树立的“安文思墓碑” 铸造术、天象与《天书》崇祯十七年八月初九日(1644年8月9日),张献忠率领起义军攻破成都城池(《圣教入川记》记录的张献忠进入成都城的时间为九月初五),末代蜀王朱至澍走投无路,带妃妾自沉于蜀王府内的“菊井”,太平王朱至渌也赶紧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农民军处死张献忠分军四掠,迅速控制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1644年12月14日),张献忠据蜀王府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称帝,以成都为西京此时,尚在绵竹传教的利类思与安文思,见到了从成都逃出来的教堂执事安当先生,听他讲成都屠杀惨状后,几乎是面无人色估计绵竹县即将成为瓦砾,他们连夜坠城逃跑,来到几百华里之外的雅安天全县。
《圣教入川记》没有交代清楚的是,两位传教士是如何返回成都的?他们之所以要返回成都,主要是风闻张献忠雄才大略,“有勇有为,能任国事”;其次,在于曾经担任成都县令的吴继善,已摇身一变,升任大西国的礼部尚书了这个吴继善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推荐两位司铎?出身江苏太仓的吴继善,乃是写《圆圆曲》和《绥冠纪略》的著名诗人和历史学家吴伟业(梅村)的族兄崇祯十一年(1638)进士,后在翰林院任庶吉士,认识被崇祯重用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吴继善奉命到成都任县令,离京前他与汤若望告别,汤请吴给利类思带了一封书信,吴到成都接印视事后即到圣堂拜谒利类思,“畅谈间,殊为相得”,遂成为朋友吴继善向皇帝大力推举两位洋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张献忠早已知道洋传教士向明朝皇帝进呈过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稀奇玩意儿,对此,张献忠也渴望一睹为快他下令,派遣礼部尚书立即请两位洋人出山觐见见到礼部来人,两位传教士星夜从天全县赶往成都当日黄昏,入住成都光禄寺署,受到御宴款待次日一早,他们来到蜀王府,见到了高高在上的皇帝当时,这两个人都还算年轻,毕恭毕敬,穿着传教士的黑袍,胸口挂十字架,手里还捧着西文版《圣经》一名传教士自我介绍道:“我是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中文名叫利类思,是意大利人。
另一名传教士也自我介绍道:“我是葡萄牙人,中文名叫安文思两人的汉语都说得不错,为了传教,他们下过很大的语言功夫利类思道:“我们在澳门学了两年的汉语,风闻皇帝雄才大略,所以我们就来了……”那天,大西皇帝心情很好,他希望跟洋人留下好印象再一想,这两人胆子够大,能够进入正在战乱的内陆积极传教,可以说是明末时期最有冒险精神的两名传教士他们对传教的那份执念,让久经沙场的张献忠暗暗称奇,于是放低身段,“问泰西各国政事”,二位传教士也应对如流献忠大悦,待以上宾之礼,请二位司铎驻成都,以便顾问并令遵己命,同享国福且许将来辅助教会,国家太平之后,由库给赀,建修华丽大堂,崇祀天地大主,使中国人民敬神者有所遵循云云二司铎唯唯而退《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20页) 张献忠是最求立竿?影效果的人,不喜欢口惠而实不至两位洋人前脚回光禄寺署,他已经派人送来了各色点心、数匹绸缎、60两白银,朝袍各两件两人受宠若惊,翌日上朝拜谢一见洋人没有穿中国式朝衣朝冠觐见,张献忠有些不悦,洋人解释说早已绝世俗荣华,张献忠对此发表了一通宏论:“吾固知尔等是传教司铎,已绝世荣世爵吾赐袍之意,是出自爱慕之诚,非有任官赐爵之心。
然按中国风气,凡入朝见君者,非朝衣朝冠不能入朝,若用小帽素服入朝者,是亵渎至尊,乃有罪之人也且尔等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又是西国学士,吾当屡次请见若衣素服在王前往来,与朝臣不同,令人诧异,非吾尊敬贤人之心,亦非顾问员之所为也,尔等勿得推却这是一番入情入理的话,思维严密,滴水不漏,这也成为学者们引为张献忠“智识非凡”的铁证两位洋人理屈词穷,只得领受了大西国的朝服张献忠一见目的已经达成,不禁龙心大悦,封洋人为“天学国师”,每人每月发给10两银子的俸禄这就是说,他们已经是大西国的国师了张献忠经常在金銮殿求学问道,涉及天文地理、民主选举,表达出了好学上进的君子势头洋人老实,岂能探之水深转眼就到了1644年冬至日,在成都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一直到请春酒的正月十七,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张献忠决定不能一味追求花天酒地,而是要过一个“有意思”的冬至日他在蜀王府大宴官僚与宾客,“列筵丰美,堪比王家,宾客众多,难以尽计”,宴会设在“宫内正厅,此厅广阔,有七十二柱分两行对立,足壮观瞻”这表明此时明蜀王府宫殿虽然经过政权易手,依旧蔚为大观,宏丽雄伟张献忠下令,请两位洋人升坐张献忠首席,阁老次席,洋人竟然位列第三。
张献忠的老丈人列第四,余下才是文武百官酒席开始,张献忠嘘长问短,首先问及天主教以及传教事情他关心的是“西学”,问及算学之事甚多更有意思的是,张献忠每每听完洋人的答复,转身就与左右辩论,舌灿莲花,出天文进算数,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他已经颇有心得洋人耳濡目染,不得不承认:“其智识宏深,决断过人他们暗暗称奇,进而忘情山呼万岁:皇帝“天姿英敏,智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这一评语,已是一代明主轰然崛起之兆奇妙的是,恰在于紧接此句之后的一句话:“然有神经病,残害生灵,不足以为人主张献忠重用传教士的动机,首先在于铸造天象仪、地球仪这满足了他极大的好奇心西汉时,蜀地奇才落下闳就提出了“浑天说”,他认为整个天体浑圆如一个巨大的蛋,天如同蛋壳,而地就像蛋黄天上的日月星辰,每天都绕着南北两极不停地旋转他还发明制作了浑天仪,用来证明“浑天说”肉眼能看到的星座,都被精确地标刻在他的仪器上,仪器的转动,能演示出它们在天空运行的轨迹对此,张献忠并非一窍不通何况,劲敌李自成称帝,就是获得了天象启示他也渴望借此预知自己的帝位与霸业是否可以永固1645年,张献忠给两位天学国师下令:制造天球仪与地球仪二司铎接旨,立即绘制设计图并指挥数十名工匠费时半年用红铜铸成,另造日晷配合。
成都周边彭州以及荥经县、瓦屋山历来产铜,但他们使用的铜应该不是来自铜矿,而是直接用抢劫而来的铜器皿、佛像熔铸而成,这与大西国铸造“大顺通宝”和“西王赏功”近似经历8个多月的连夜奋战,两个铜质仪器完工按二球之大,须二人围之天球有各星宿及其部位,七政星官环列其上,配以中国天文家所演各畜类;又分二十八宿,以合中国天文家之天图而地球分五大部州,国名、省名、城名及名山大川历历可数;经线、纬线、南北两极与黄道、赤道、南北温道无不具备至于日晷,列有黄道午线及十二星官与各度数,日月轨道如何而明,岁时因何而定,了如指掌完成后,“见者莫不称奇,献忠尤为称羡,视若异宝饬令将天、地球仪排列宫中大殿上,以壮观瞻又令厚赏司铎献忠深赞二司铎之才能,尤加敬重不独厚爱司铎,即司铎之佣人亦均赏赐《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23-24页)现在,张献忠不但睁眼看清了世界,而且还可以伸手抚摸宇宙他终于发现“老天”的权力构造了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寻找上天入地的路径了既然自己拥有了地球与宇宙,已经是“天子”,那么天子的言论,就是“天言”,汇而成书,就是“天书”他立即下令把自己的语录编为《天书》一册,“谓此书所言无人得知,惟天子独知,因天子奉天之命,独能解释故也。
此书多隐语,乃献忠伪作《天书》的本质是预言之书,预示大西国未来诸事任乃强先生指出张献忠“初通文墨”,举他的几首顺口溜为证,其实,他有意回避了《天书》的写作,“张献忠语录”才是其本体论到方法论的集成张献忠迷信甚深他热衷“天文”,主要是渴望在“天象”的指掌图里,看到对于大西国运、个人气数的预兆自从拥有了浑天仪与地球仪,张献忠经常站在空旷的坝子里(现在的天府广场)独立向天,这分明是屈原“天问”的函授弟子某天,他似有所悟,发出一道圣旨:自己亲眼在天上看到了弓,看到了箭,看到了刀,看到了矛自己奉上天之命,不特为中国之皇,且将为普世之帝随令百官仰视天空,百官等一无所见献忠谓今日天不清朗,故尔等未能见之,且其中亦有天意存焉天显奇异,只令天子独见,以便将来代天行之除此之外,张献忠一再称梦中得到“天启”,上帝赐“天书”命他杀罪人沈苟蔚《蜀难叙略》记载:“逆尝向天诅云:人民甚多且狡,若吾力所不及,愿天大降灾殃,灭其种类又每于随身夹袋中取书册方二三寸许,屏人检阅,然逆初不识字,不知何故这一记载也佐证,这部张献忠秘不示人的《天书》的确有,并非洋人的虚构 由此可见,张献忠这番话并非向天虚构,他极可能与晚期的洪秀全一样,陷入了对“天”的极度痴迷与虔信。
某天,他向两位国师提出了“何以天圆地方”这个终极问题洋人详细阐释地方天圆之理,并引多方证据:“地球非方形也久走山路的张献忠心目里的“地理”,就是草灰蛇线,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