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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银文化的变革与苗族银饰的产生及发展    Reference：苗族银饰的发生发展一直是研究苗族银饰所要思考的问题实际上，苗族银饰在历史上的产生和发展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它的演变与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资本输入等因素密切相关，且在清中后期逐渐表现出繁荣趋势苗族银饰的审美模式及与之相关的地理环境因素是苗族最终选择白银装饰材质的根本动因基于此来理解具有时代烙印的民族传统工艺，对于理解中华民族银饰工艺的盛衰变化和历史进程都将是非常重要的Keys：苗族银饰；白银；货币；产生；发展基金项目：本文为2014年国家民族委员会科研项目《武陵山片区苗族银饰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4JSZ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苗族各大民俗节日的相继恢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列入，苗族银饰的发展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学界对于苗族银饰的产生和发展也做了很多细致的研究，但是对于苗族银饰的产生背景以及白银的使用、流通、变革所带来的对银饰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却显的较为缺乏为了更全面地了解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国际因素等对苗族银饰的产生与发展的影响，本文将从白银在历史上的用途、地位进行展开，并基于此来管窥白银对苗族银饰的产生及其历史源流的影响。

一、白银货币与器饰的历史渊源苗族将银作为装饰物品由来已久，这自然不是由于法律的规定或人民的议定，人们对白银的喜爱有很多原因，其中有它的象征寓意，白银有着像黄金一样闪亮而美丽的光泽，但是，人类萌生对白银的喜爱恐怕仅出于这点还不够，在美学界，学者们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说明金银的审美属性是与它的自然属性相连的，而银反射出一切光线的自然地混合，故它是“满足奢侈、装饰、华丽、炫耀等需要的天然材料，成为剩余和财富的积极形式”1在历史上，中国的天然银很少，且熔冶提炼的难度很大，所以，白银自古就是稀贵金属，《尚书?禹贡》中就有“厥贡惟金三品”金三品实为金、银、铜三种金属贡品，正因为白银的贵重，秦始皇在统一币制的时候曾规定白银只能作为器饰宝藏，不做货币，甚至到汉初还是不用白银做货币，而只做饰物和宝藏，自汉武帝元狩四年将锡、银合金的白金做为货币后，白银才发挥它的货币职能，2这时期的苗族主要聚居区一部分已进入今贵州北部、中部、西北部和川南；一部分则经湖南西南部深入到了贵州东南、西南和广西等地3自春秋战国时期归入楚国的版图后便较早地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开始喜欢使用银制物品，而且自东汉开始由银制器具发展到了身体装饰上。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很多来自波斯等国的胡人通过白银与中国进行物资交流，于是，大部分金银都被作为宝藏进行了窖藏，白银多作为器饰的形式来流通，银匠也随之增加了不少，甚至王公贵族都曾私养银匠在家4银匠的发展是以白银工艺品的需要为前提的，人类之所以采用白银作为价值的储藏工具和支付工具，很大一方面就是因为它有着作为装饰品的用途所以晋代的墓葬中银饰器物非常普遍，银饰类型有如戒指、钗、手镯、圈、珠、顶针、耳挖等，经过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苗族南迁到了今贵州省的大部分地区和川南、桂北等地，此时的苗族银饰较前代有所增加，如1957年在贵州平坝尹关清理六朝墓葬时发掘出的银钗、手镯及戒指等1965年在贵州平坝马场的东晋南朝墓中发掘出银饰一百一十六件发钗四十八件，簪四件，跳脱两件，手镯十三件，戒指二十七件，顶针三件，包金银泡钉五件，耳钩一件，银钮五件等银饰品，5但制作工艺都比较粗糙隋唐时代的白银却是备受重视的，随着唐朝与中亚各国的贸易往来，白银的使用也更加普遍，特别在岭南一带，韩愈曾曰：“五岭买卖皆以银”，张籍也有“蛮州市用银”的诗句，但是唐代的白银并不是都铸成货币，由于货币流通仍旧不怎么发达，私铸银鋌而不做流通用的不算犯罪，所以很多时候白银都制成各种器皿或饰物用以赏赐和馈赠，民间银匠就将白银锻制成了银饰作为佩戴之用。

由于银饰普及到民间，这时候就产生了一批真正的银匠，他们也随着国内和平统一，工商业发达的现状而社会地位、经济力量得到明显提高，并且由巡游的匠人逐渐发展成自立门面专门进行金银器饰制作的金银铺6，生活在中国西南的苗族在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中与汉族交往日益频繁，喜佩银饰的习俗日益增加，有关苗人喜饰银器的记载也多在零星的汉文献记载中出现，白银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民间得到的白银，多被当成宝贝一样做纪念品；富裕人家也会用来辗转馈赠；人们出外也喜欢带上银钱，白银更是被锻成了饰物，贵州清镇县琊陇坝宋朝墓葬中的殉葬品装饰品就有铜、银及铜鎏金手镯、银项圈等，[来自wWw.lW5u.CoM]手镯为薄银片制成，上面钻花，花纹钻好后捶打制成凸出的直轮纹7，风格都较前朝特殊和精美二、明代以后苗族银饰的发展进程明朝时期白银深受中亚币制的影响从洪武末年开始盛行，加上当时纸币的贬值和铜钱的减少，白银为了补充货币数量的不足开始了广泛而深入的流通，并且闽广一带在万历年间就已完全用银8，因元代欧亚交通方便，白银移动毫无阻碍，所以在元初就有很多商人把白银带到西南，以一对五的比价收购当地居民黄金9从15世纪30年代起，民间开始大部分的支付都用银，特别在纸币贬值之时，人们则更是追求它来保存自己财富的价值，于是白银超过商品流通对于货币的正常需要，因而中国的白银就显得不够使用了，这时候白银开始向国外输入，所以其增加除了库藏白银的抛出外还有从美洲、日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流入的白银。

白银成为法定货币后，虽然带动了商业的兴旺，但却没有给百姓带来实质性的好处，2005年李隆生博士认为明末中国白银总存储量可达到七亿五千万两，但市面上流通的白银不过一二亿两，大量的白银都被文武百官及商人、百姓“窖藏”了所以，白银在苗疆积聚下来是完全有可能的，它除了与全国性的“窖藏”有关外还有着很多其他因素，首先，明永乐十一年，贵州正式建省，从而使得白银以货币的形式进入西南山区，苗区由于经济并不发达，人们仍喜欢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这是白银积聚的一个方面其次，贵州的军饷主要仰给川、湖协济每年折银三万零七百二十两，四川协济四万石纳本色，三万石折布，三万石折银，而当时当属四川的播州宣慰司所征折银三千余量，于是，白银也大量积聚再者，土官朝贡时，朝廷皆赏赐白银、钱、纱，这也是白银增加的一个方面，最后，万历八年以来实行的“一条鞭法”使得银钱更为重要，10人们更愿意掌握白银硬通货而不用纸币另外，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的开矿高潮也使得白银极具大增，仅万历一朝就开出八百七十万两白银，其数目是嘉靖朝的4.5倍，国外输入的数目也有所增加，从万历十三年到二十八年的十六年间共获得三百二十两白银11由于在贵州地界使用茴香花银，同时也开采出一些银矿，这些都成为苗族银饰最终繁荣的主要原因，所以苗族银饰应该在明万历朝左右开始日趋普遍成熟，而明代史籍在此时对于苗族银饰的记载也较为全面和系统了，如万历年间郭子章在《黔记》中描述的“其妇女发髻散绾，额前插木梳，富者以金银，耳环亦以金银，多者五六如连环”以及翟九思的《万历武功录》卷六也有苗族“以银环、银圈饰耳”的记载。

但此时的苗族银饰多是由汉族银匠通过游走的方式来到苗疆进行锻制的，银饰毕竟是一种奢侈品，加之苗疆老百姓普遍生活贫困，所以银饰在此时只是少数富裕人家的专属品但汉族银匠所带来的银饰锻制技艺和汉族文化的审美观念却深刻影响并渗透到了苗族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白银的大量流入，银饰锻制技艺及审美的影响使得苗族银饰在清代发生了重大变化，清代社会上流通的白银种类有元宝、中锭、小锞、小锭以及散碎银子，而散碎银子中的滴珠、福珠重量均在一两以下12在交易中需要折合计算和称重，很麻烦于是，自外国银元流入内地时很快便大受欢迎，其中最通行的则是由墨西哥铸造的本洋，鸦片战争前大约有四亿多本洋流入中国，随着1821年墨西哥的独立，本洋停产后相当大一部分就被销熔而做他用了随后在1823年所生产的墨西哥新币鹰洋由于成色好，又成为了中国各都市的标准货币，其影响势力甚至超过了本洋，自1877年到1910年墨西哥输出银元共四亿六千八百多万元，其中绝大部分都流到了中国13除此之外，清代[来自wWW]各省份还曾自铸银锭和银饼（贵州就有很多曹银，这种银含铅，不纯，但质地很软，适合制作小件银饰，是当时最早的银饰材质）清代不仅大量使用这些外国银币，同时还将清初输入中国的外国银元改铸成银锭，而且还进行了器饰的打造。

清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开始对西南苗族实行裁革土司、开辟生苗的“改土归流”，从而改变了苗族的内部生活以及历史发展，在改土归流后苗族地区的金属加工业、商业、农业等均有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在贸易发展上，苗族商人通过木材生意每年成交总额在二三百万两白银以上14白银进入苗疆以后就成为了苗族人们银饰加工的主要原料但是在清代，官银代表信誉，民间改变官银是由金银铺这样的专业部门操作的，私自销毁及铸造都是重罪，再加上将银锭销毁而做银饰势必影响银锭的重量而亏本，所以，到清中后期，银饰材质的获得主要是外国银元和象滴珠、福珠这样不方便流通的散碎银子，特别是在道光年间，很多外国银元都被销毁而做了苗族银饰的锻制材料，由此可知，苗族银饰的发展不仅与清代的银本位制有关，也与中国大量的外币流入有很大关系通过笔者对苗族银匠的访谈，苗区的很多银匠传承都在五六代以上，所以，苗族银匠的产生应该在道光年间左右，由于苗族的制铁技术在清代发展迅速，故苗族第一代银匠从铁匠改行开始向汉族银匠学习制银技艺，他们曾南下广州、梅州，东去宁波、江西学艺，所以苗族银饰也是苗汉文化多元互动的结果进入民国后银匠继续熔化鹰洋来制作银饰，之后也有使用广东、云南两省出产的银毫为原料制作的，但成色较差。

这时期，白洋军阀政府向国外贷款并由墨西哥铸造袁大头继续将银元作为主币，直到1935年法币流通，银钱本位制被废止，银元才开始大量销毁而制作银饰，以至抗战时期苗族银饰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种类上都空前增加，抗战时期的苗族第三四代银匠还在前人的基础上作出了很多审美的改进，从而呈现出现代的繁荣景象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每年给银匠提供定量的银锭来制作银饰，20世纪80年代，银饰工艺品逐渐发展成大型的身体装饰品，现在，银匠的白银主要由湖南郴州的永兴县提供货源而进行来料加工，继续翻新着银饰的工艺及纹样它不仅是国家多元文化的产物，也是货币经济兴衰荣辱的有力见证因而，以白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市场环境必然带来与之相适应的银饰审美及佩饰文化三、结语千百年来，苗族银饰的形成发展状况、历史演进轨迹从一个侧面不仅促成了银饰艺术的发展，同时也折射出中华民族政治、经济以及人们在价值观念上的总体需求，折射出了中华民族曾经辉煌的银饰文化，这是其他少数民族乃至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它是苗族的象征文化、民俗文化、地域文化、造型艺术文化的概括与总合，它揭示了苗族从古至今的民族传统和审美美学，这种古老而连续的传承性从另一个方面也昭示出了中华民族的货币历史、民族风俗及人情交往等多方面的内容，是华夏银器文化的再现与复活，因此，苗族银饰对于研究人类历史的演变和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1.刘叔成，夏之放，楼昔勇.《美学基本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99.2.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10.3.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上）.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90.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72.5.王菊荣， 王克松.《苗族银饰源流考》.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5（5）：69.6.参见（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唐）赵璘：《因语录》.7.同5.8.参见（明）谢肇浙.《五杂俎》卷一二9.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20.10.尹浩英.《苗族银饰制作工艺初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6）：52.11.转引自李连利.《白银帝国》.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169-171.12.彭信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