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裱作的初步研究.docx

清宫裱作的初步研究 沈子怡　周华摘 要：清宫裱作是官式建筑营造“八大作”之一因特殊的时代背景，裱作日渐式微，并欠缺对其的历史研究，因此迫切需要恢复裱作，要对裱作进行系统的研究，以满足古建筑保护和技艺传承的需要通过整理相关档案，对清宫裱作的设立与内容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结果表明裱作历经了从康熙朝正式形成造办处作坊，到乾隆朝的鼎盛发展，再到清末衰败随着造办处的撤销，官式裱作技艺被迫与民间裱糊工艺融为一体，失去了官式裱作技艺的特征，不利于后世裱作恢复和技艺传承系统研究裱作技艺对推动清宫裱作技艺传承及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造办处;裱作;现状0 引言清雍正十二年（1734），工部颁布《工程做法》，共计七十四卷，将裱作正式列入官式建筑营造技艺之中，至清代晚期营造业趋于成熟，形成了“瓦木扎石土，油漆彩画糊”八大作其中“糊”即指裱作，在古建营造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清廷的覆灭，裱作由机构分解成持有宫廷裱作技艺的裱匠个人，这些裱匠流入了民间由于民间建筑营造规模、用材、技艺、风格及需求都无法与官式建筑相比，造成这种曾经服务于皇家建筑的糊饰技艺濒临失传目前有大量官式建筑亟待修缮，对裱作的需求明显增加因此需要对裱作进行系统的梳理，并要了解裱作存续的现状，为实现古建筑保护和裱作技艺的传承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1 裱作的设立与演变裱作是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常设作房之一，其掌“成造诸器用之物”，是清宫内廷手工业生产和工艺制作的重要机构其构成规模形成了一定的体制，随着造办处的发展逐渐成熟在《内务府册》中记载：“顺治十二年（1633）于养心殿东暖阁设裱作”，并下设如意馆等其他相关部门，“凡绘工、文史及雕刻玉器、装潢帖轴皆在焉”①清康熙时期学者王士禛所著《北池偶谈》记载：“康熙十七年（1678）八月入直，又同陈、叶、张三学士和御制《赐辅国将军俄启诗》，仍命次日携名字印章入内，各书一幅，即发养心殿装潢，随御笔同赐之，皆异数也此时的裱作作为御用生产制作部门参与“造办”活动，但不能解释为裱作属于造办处据清史料可知，康熙二十八年（1689）出现“造办处”字样的红票，标志着造办处的正式运行，康熙三十二年（1693），造办处设立作房自此，裱作正式以作房的形式列入造办处的管辖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得到后续发展随着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先后对造办处进行改革和调整，裱作作为常设作房之一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载：“将本处三十余作择作厂相类者归并五处，每作派库掌、催长、委署、催总，令其专视活计、领办钱粮，使伊等互相稽查。

酌定：将匣作、裱作、画作、广木作此四作归并一作;木作、漆作、雕銮作、镟作、刻字作此五作归并一作……以上共二十八作归并五作，其余如意馆、做钟处、玻璃厂、铸炉处、炮枪处、舆图房、弓作、鞍甲作、珐琅作、画院处等十作仍各为一作②由此可知，乾隆皇帝根据有相似活计的作房将裱作与匣作、画作和乾隆年间新增加的广木作合并成新作，即匣裱作但是从《活计档》的目录可以看出，归并为匣裱作后，又陆续将其再分化成匣作和裱作，甚至有匣作、裱作、匣裱作同时出现的情况造办处各作具有弹性的调度，其主要是随宫廷内需求的变化而调整的，这也是清代宫廷传统手工艺发展的体现第四阶段的造办处在乾隆后期至道光年间发展逐渐势弱，但基于乾隆时期的发展情况尚能维持以乾隆五十二年（1787）和嘉庆四年（1799）十月造办处裱匠数量变化对比为例乾隆五十二年（1787）正月）二十三日员外郎五德、大连色库掌金江、催长舒舆、笔帖式福海来说：‘大监鄂鲁里传旨：方壶胜境前殿着传与舒文带人踏勘……于正月二十四日奴才舒文谨奏为遵旨带领各作匠役亲至方壶胜境踏勘，得前殿地罩、床罩现糊纱绢，字画俱各糟旧，间有破坏虫蛀顶棚四角……圆明园长春园各殿座顶棚、墙壁字画间有虫蛀……外雇油匠、裱匠三千八百三十四工五分，每工银一钱五分四厘，计工银五百九十两五钱一分三厘。

家内裱匠三百五十八工，每工饭银三分六厘，计饭银十二两八钱八分八厘……”①另有嘉庆四年（1799）十月《各处各作各房苏拉匠人花名数目总册》中对匣裱作匠人的人数统计为61人②从上述文献资料可知，自乾隆朝后期开始，裱匠人数逐渐减少，道光年间还常出现裁撤匠役的情况国势的衰弱和宫廷财税收支入不敷出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因造办处整体规模减小，从而引起裱作规模的缩减及裱匠的流失，这是导致后期裱作淡出宫廷、传统手工技艺甚至濒临失传的主要原因随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退位，造办处搬出紫禁城，清宫造办处的历史就此结束裱作作为造办处的重要机构之一也随之瓦解此时，清宫裱作技艺的传承问题也直面而来2 裱作主要内容根据《活计档》中对裱作相关记载的整理，可将裱作内容归纳为装裱、纸张加工与殿座修缮三部分，其中装裱与古建筑修缮为裱作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装裱的活计与如意馆装裱活计交叉承做一是裱作承做的装裱类工作据《活计档》记载，裱作中从事装裱活计时，主要是将交来的书画作品按照皇帝的要求进行托裱以及绢绫材料的托染，富丽堂皇，带有浓厚的宫廷审美特色，能体现皇家的威严与精湛的工艺书画作品主要来自皇帝收藏、御笔书写的对联、外事进贡、作房奉旨画作等。

如：“（乾隆元年（1736）五月）十五日，首领夏安持来《耕织图》四十六张，御笔序一篇，汉字图记帖内开宫殿监督领侍苏培盛、首领郑爱贵、夏安传，着将序与《耕织图》托裱册页于乾隆二年四月十三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将御笔序、《耕织图》四十六张，托裱得册页一册，交太监毛团，胡世杰呈进訖③二是裱作承接纸张加工类工作，其中承接书画装裱活计尤以乾隆朝为最乾隆皇帝除自身收藏的大量书画作品，还常命如意馆画师作画乾隆年间从江南调至造办处的画师人数最多《造办处则例》中有这样的描述：“（内务府总管大臣）臣查得造办处珐琅等各作各房之南匠，从前俱系广东、江西、苏州等处钞官及织造官员，拣选好手匠人送赴来京应艺这些“南匠”大多被安排进了如意馆、裱作房等六处供职此外，对书画作品装裱的要求更加严格，具细到装裱用料的选用和装裱的尺寸三是裱作承接殿座修缮类活计，在档案中多称为“糊饰”，这也是裱作最重要的内容顾名思义，“糊饰”起到对室内的装饰作用，具体可以体现在室内的隔扇上，所裱的隔扇心均为字画据《活计档》记载，室内隔扇心、横披、楣子心大多出自西洋画师郎世宁之手如雍正四年（1726）正月“四宜堂后穿堂隔断上面着郎世宁照样画人物画片”④，雍正五年（1727）七月“万方安和南一路六扇写字围屏上空白纸处，着郎世宁二面各画隔扇六扇”⑤等相关记载。

根据《活计档记事录》《活计档》《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清代匠作则例》等有关“裱作”条目文献记载内容的整理，可将裱作在古建修缮中承做内容分为对顶棚、墙壁、贴落、门窗、隔扇及室内陈设装饰（如福寿方、匾联、横披、屏等）的糊饰例如雍正七年（1729）“裱作”曾对绣作房重新糊饰，对西洋画师郎世宁屋内的顶棚进行糊饰;雍正九年（1731）分别对珐琅作房与画画作房新造棚壁（顶棚和墙壁）进行糊饰⑥;“（乾隆五十二年（1787）正月）顶棚四边虫蛀甚重者找补糊饰三成，较轻者找补糊饰二成其墙壁详勘，虫蛀甚重者必须将旧纸满行去净，用油□□饰二遍后干透，仍用番木鳖、黄柏、□椒水打糨，用高丽纸打底，照例盖面糊饰……”⑦裱作承接殿座修缮类活计还散见于其他清代营造档案，“糊饰天花，糊高丽、榜纸、山西绢各一层……菱花心糊高丽纸一层，壁子糊高丽纸二层，硬背缝打合背，裱料纸五十层……”由此可知，裱作在建筑营造中主要起到对建筑内部环境的装饰作用，对纸张和防虫糨糊进行合理利用，在保证糊饰起到装饰室内环境的基础上，还能实现对木构件进行一定防虫蛀等实用性保护的目标除此之外，裱作还与广木作、油作、匣作合作，为其他作活计的实施提供材料，尤其是向匣作提供大量制作囊匣所需内里衬各色多层纸张托合成的纸板（袼褙）。

可以说裱作在完成自身所承接工作之外，还有为其他作提供托合纸张和绢绫制作基本材料的活计安排3 裱作的发展现状裱作的存在为清宫官式裱作传统技艺建立了发展的平台，然而随着造办处的消失，传统官式裱作技艺不再具有宫廷生产制作的风格和韵味，也大大降低了清宫工艺的品质清朝结束后，裱作从机构演变成个体，裱匠带着传统官式裱作技艺回归民间在他们以手艺养家糊口的过程中，宫廷裱作手工艺与民间手工艺产生了碰撞，传统官式裱作技艺中的一部分内容与民间裱糊业逐渐融合起来，形成了新的糊饰技艺，并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发展也有一部分官式裱作技艺在民间因没有合适的发展环境，无法延续和发展，甚至已经失传清宫裱作从宫廷的需要中来，又服务于宫廷的需要，因此其技艺、材料等均要求符合皇家的审美和风格，但并不适用于实用性大于装饰性的民间技艺需求，官式裱作技艺在民间自然难以生存对于从宫廷走出去的裱匠来说，为生存而改行的人也不在少数，这些因素都不利于传统官式裱作技艺的延续一方面，自然环境的变化使清宫裱作在材料的选择上产生了局限，造纸原材料等的变化也影响着纸张的实用效果，尤其是传统裱作技艺对纸张的质量要求较高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市场上出现仿制纸类，如仿乾隆高丽纸、迁安高丽纸等，但其纸张性能远不及乾隆高丽纸。

此类劣质纸张用于裱作一方面是对造纸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古建筑及室内陈设文物的保存与保护裱作技艺集中体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以及其附属的皇家园林，如北海、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沈阳故宫等官式建筑集中区域（图1～图3）它们都因保存条件和环境因素，面临不同程度的病害，比如因长期不维护，导致顶棚糊饰的大面积脱落（图4）;由于纸张老化或其他外力因素，导致的破损（图5）;由于修缮工艺不成熟，导致修缮效果失真;虫蛀和污渍等因此，亟待需要利用官式裱作技艺进行修缮，以达到文物及古建筑长久保存的目的目前，传统官式裱作技艺的传承人稀缺，加上社会需求变化、材料不易制作、工匠来源及技艺变化等因素，它们都制约着清代官式裱作传统技艺的再现、发展与创新4 结论综上所述，裱作从康熙朝正式形成造办处作房，到乾隆朝的鼎盛发展，在乾隆年间已经形成“内檐糊饰”和“装裱”两大完整理论体系和具有丰富操作经验的机构清末裱作日渐衰败，随着造办处的撤销，装裱作为裱作工作的内容之一，在民间得以延续但用于殿座营造及修缮的裱作技艺随着故宫建筑修缮的停滞而濒临失传，不但用材质量难以满足建筑营造和保护的要求，技艺传承人也非常缺乏本文通过对记录清代活计和匠作档案资料的研究，对裱作进行了较为清晰的知识梳理，为裱作发展的理论体系构建提供了文字资料和历史依据，对推动清宫裱作技艺传承和在古建修缮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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