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明、王志伟：曹植《洛神赋》新解.doc

王元明、王志伟：曹植《洛神赋》新解三国曹魏时期的《洛神赋》 ，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父子曾将《洛神赋》各写数十本，可见其对此赋之倾爱至极但是，关于《洛神赋》的许多问题，诸如洛神形象的渊源及其演变、《洛神赋》的作年、 《洛神赋》的主题，至今仍然聚讼不一，故愿重新探讨，试为解之 一、关于洛神形象 洛神，即所谓洛水之神按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自然是子虚乌有之事古代人迷信，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神灵所主宰，于是山有山神，水有水神于是，洛水自然也就应该有洛神了 关于“洛神” ，历来有各种传说这些传说，大体上可分两类 其一，洛神为龙《洛阳志》 、 《拾遗记》载：唐武则天时，天大旱敕选洛阳僧徒数百人于天宫寺讲人王经以祈雨在人群中有两个须眉皓白的老者，僧昙林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伊、洛水的两位水神 ”昙林又问他们“现在这里讲经是为了祈雨，你们知道吗？”伊、洛二神说：“我们怎能不知道呢？但是要想让天上下雨，须有天符才行 ”昙林问：“那又怎么能得到天符呢？”伊、洛二神说：“如果有修道的人用章疏上奏天庭，我们二位自当竭力相助 ”昙林将此事立即上奏武则天武则天命昙林到嵩阳观将孙思邈召至洛阳内殿，书写了一封祈雨章疏上奏天庭。

当天晚上，洛阳一带大雨滂沱，旱象顿除从这则传说中可知，洛水神为龙，可以化为老翁而且可以奉天帝之命为人间降雨 其二，洛神为人此类有三种传说 第一种传说,洛神为男性洛伯用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定补》 （新知识出版社 1956 年 7 月 1 版）载：“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 ”既然称“伯” ，显然是男性其名用，也属男性之名 第二种传说，洛神为男性骆子渊此出于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孝昌初，妖贼四侵，州郡失据，朝廷设募征格于堂之此，从戎者拜旷掖将军、偏将军、裨将军当时甲胄之士，号明堂队时有虎贲骆子渊者，自云洛阳人昔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营人樊元宝得假还京师，子渊附书一封，令达其家云：‘宅在灵台南，近洛河，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 ’元宝如其言，至灵台南，了无人家可问徙倚欲去，忽见一老翁来，问从何而来，彷徨于此元宝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儿也 ’取书引元宝入，遂见馆阁崇宽，屋宇佳丽既坐，命婢取酒，须臾见婢抱一死小儿而过元宝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红，香美异常兼设珍羞，海陆备具饮讫，辞还老翁送元宝出云：‘后会难期，以为凄恨！’别甚殷勤老翁还入，元宝不复见其门巷，但见高岸对水，绿波东倾，唯见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饮酒是其血也。

及还彭城，子渊已失矣元宝与子渊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孝昌，为北魏孝明帝元诩的年号（公元５２５—公元５２７年） 灵台，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县佃庄乡岗上村与大郊寨之间 第三种传说，洛神为女性宓（一作伏）妃按宓妃，早在屈原《离骚》中就已出现：“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 ”东汉王逸注云：“宓妃，神女，以喻隐士言我令云师丰隆，乘云同行，求隐士清洁若宓妃者，欲与并心力也 ”《史记·司马相如传》引《上林赋》云：“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刘宋时裴 《史记集解》：“《汉书音义》 曰：‘皆古神女名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伏俨曰：‘青琴，古神女也 ’如淳曰：‘宓妃，伏羲女，溺死洛水，遂为洛水之神 ’”东汉张衡《思玄赋》云：“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 ”三国魏曹植《洛神赋并序》云：“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其词曰： 余从京城，言归东藩背伊阙，越轩辕经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倾，东 殆马烦尔乃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俯则未察，仰以殊观睹一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睹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绝也！’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之所见也，无乃是乎？其状若何，臣愿闻之。

’”由上可知，在东汉张衡《思玄赋》之前，宓妃仅为传说中的一位神女，并不一定与洛水有关到张衡的《思玄赋》 ，才将洛浦与“宓妃”联系起来但“洛浦之宓妃”与上句“太华之玉女”上下相对，互文见义，说明“洛浦之宓妃”并不就等于洛水之神宓妃直到曹植的《洛神赋》才明白指出：“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 ”但既然是“古人”所“言” ，那么洛水之神名曰宓妃当亦是由来已久了至于这里的“古人”究指何代何人，则已是莫可稽考了再到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如淳曰：‘宓妃，伏羲女，溺死洛水，遂为洛水之神 ’”从这里，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出洛水女神宓妃这一传说的演变过程其实，所谓“宓妃”为“伏羲女”的说法，应该是从屈原《离骚》中演变而来 《离骚》中的“蹇修” ，王逸注云：“蹇修，伏羲氏之臣也 ”既如此，那么“宓”又与“伏”同，所以便很自然地将“宓妃”演变成“伏羲女”了 至于说“宓妃” “溺死洛水，遂为洛水之神” ，则又从张衡《思玄赋》及曹植《洛神赋》演变而来 关于洛水女神宓妃之说，显然以曹植《洛神赋》中的说法最为完整，也最为合理司马贞《史记索隐》所引如淳之说，与曹植《洛神赋》中的形象不合，故不足取 在以上两类四种洛水之神的传说中， 应该说也以曹植《洛神赋》中的说法为上。

再加上曹植这篇天下妙文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遂使这位美丽的洛水女神的形象，更具有永久的魅力于是，这一种传说也就压倒了其他三种说法，成为最通行的一种说法现在， 《辞海》 、 《辞源》及《中文大辞典》均采用了这一说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二、关于《洛神赋》的作年 要想探讨《洛神赋》的主题，关键的问题是确定《洛神赋》的作年关于《洛神赋》的作年，过去学术界大致有二种说法 （一）黄初三年说 在《文选·曹子建〈洛神赋〉 》中，李善于肯定《洛神赋》作于黄初四年后又注云：“一云：《魏志》三年不言植朝，盖《魏志》略也 ”可见此说由来已久近人张可礼在《三曹年谱》 （山东齐鲁书社 1983 年 5月 1 版）云： 黄初三年四月，立曹植为鄄城王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诬告曹植植获罪，诣京都，陈诬告之罪，作《当墙欲高行》 、 《乐府歌》 诏令复国 《全三国文》卷一四引曹植《自诚令》曰：“吾昔以信人之心，无忌于左右，深为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任所诬白，获罪圣朝身轻于鸿毛，而谤重于太山赖蒙帝主天地之仁，违百僚之典仪，赦三千之首戾，反我旧居，袭我初服云雨之施，焉有量哉！反旋在国 ” 《曹集考异》卷一二引东阿县鱼山《陈思王墓道隋碑文》曰：“皇初二年（“皇初”即“黄初” ，避隋讳） ，奸臣谤奏，遂贬爵为安乡侯。

三年立为囗王，诣京师面陈滥谤之罪，诏令复国曹植归国途中渡洛川，作《洛神赋》 （二）黄初四年说 《文选·曹子建〈洛神赋〉 》李善注云：“《魏志》曰：黄初三年，立植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师又《文纪》曰：黄初三年，行幸许雍：四年三月，还雒阳宫然京城谓雒阳，东蕃即鄄城《魏志》及诸诗序并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误 ”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 6月 1 版）从李善说：“案李注是 ”瞿蜕园《汉魏六朝赋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3 月 1 版）亦从李说，但又说：“似乎作者有意不写真实年代 ，以表明所写是寓言而不是事实 ” 笔者认为， 《洛神赋》应作于黄初四年（公元 223 年） 其据有五： 1、据曹植《黄初六年令》 （一作《自诚令》 ）不仅不能断定曹植曾于黄初三年朝京师，反而可证曹植“朝京师”应在“黄初四年” 《黄初六年令》云： 　　令：吾昔以信人之心无忌于左右，深为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任所诬白，获罪圣朝身轻于鸿毛，而谤重于太山赖蒙帝王天地之仁，违百师之典议舍三千之首戾，反我旧居，袭我初服 云雨之施，焉有量哉！反旋在国， 门退扫形景相守，出入二载。

机等吹毛求瑕，千端万绪，然终无可言！及到雍，又为监官所举，亦以纷若，于今复三年矣按曹植于黄初二年由安乡侯改封鄄城侯此见 《三国志·魏志·任城陈萧王传》：“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 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其年改封鄄城侯又“（黄初）三年，立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户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 ”又“（黄初）六年，帝东征，还过雍丘，幸植宫，增户五百” 既然从黄初四年徙封雍丘王至黄初六年为“于今复三年”，那么从黄初二年“改封鄄城侯”至黄初四年曹植仍任鄄城王就不是“出入二载” ，而应该是“出入三载” 由此可知，曹植由“安乡侯” “改封鄄城侯”虽然是在“黄初二年” ，但他“入” （即到达）鄄城赴任则应在黄初三年这样，由“黄初三年到黄初四年才是“出入二载” 那么，曹植“诣京师面陈滥谤之罪，诏令复国”亦应在黄初四年 “赖蒙帝王天地之仁，违百师之典议舍三千之首戾，反我旧居，袭我初服”及“反旋在国”均属黄初四年之事也就是说，曹植于黄初三年并无“诣京师面陈滥谤之罪，诏令复国”之事 2、曹丕驾还京师洛阳及曹植“朝京师”均为朝廷及郡国大事， 《魏志》应无“略”记之理《三国志·魏志·文帝纪》云：“（黄初二年）十二月，行东巡。

”又黄初三年春“庚午，行幸许昌宫 ”“三月……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为鄄城王癸亥，行还许昌宫 ”“冬十月……帝自许昌南征……十一月辛丑，行幸宛 ”“（黄初）四年春……三月丙申，行自宛还洛阳宫……六月，任城王彰薨于京都……九月甲辰，行幸许昌宫 ”以上所记曹丕行止极为详尽，应无“略”记之误 又《三国志·魏志·任城陈萧王传》云：“任城王彰，字子文……（黄初三年） ，立为任城王四年，朝京师，疾薨于邸，谥曰威 ”“陈思王植，字子建……黄初二年……贬爵安乡侯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户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 ”亦极详周，无“略”记之侯再有《赠白马王彪并序》云：“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 ”历历分明，足资佐证 3、曹丕在位时，诸侯王如不奏诏，决无私自朝京师之理同时，在黄初三年其他诸侯王亦均无朝京师之事 《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 “赵王干，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高祖践阼，慎万机，申著诸侯不朝之令朕感诗人《常棣》之作，嘉《采菽》之义，亦缘诏文曰：‘若有诏得诣京都’ ，故命诸王以朝聘之礼 ” 黄初四年，曹植、曹彰及曹彪等奉诏赴京师洛阳“会节气” ，但曹植初到洛阳时，仍然“不得见”曹丕。

《三国志·魏志·任城陈萧王传》于陈思王传“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下注引“《魏略》曰：’初植未到关，自念有过，宜当谢帝乃留其从官著关东，单将两三人微行，入见清河长公主，欲因主谢而关吏以闻，帝使人逆之，不得见太后以为自杀也，对帝泣会植科头负 ，徙跣诣阙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见之，帝犹严颜色，不与语，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为不乐诏乃听复王服 ”而且，由此可知， “诏乃听复王服”则正是曹植《黄初六年令》中的“袭我初服”之意这更可证明，曹植“诣京师面陈滥谤之罪，诏令复国”当在黄初四年同时亦可证明，虽然王机、仓辑对曹丕有诬白、滥谤之事，但曹植亦有过错，不然便不会有“自念有过”之说了4、 《陈思王墓道隋碑文》所云“三年立为囗王，诣京师面陈滥谤之罪，诏令复国” ，当有漏记，不足为据张可礼先生的《三曹年谱》 ，主要是依据《曹集考异》卷一二引东阿县鱼山《陈思王墓道隋碑文》而云曹植有黄初三年“诣京都， 陈诬告之罪” ，并据此将《洛神赋》定为是年所作但是， 《陈思王墓道隋碑文》则极为简略，确有“略”记之嫌如就“皇（黄）初二年”来说，与《三国志·魏志·任城陈萧王传》相比，就漏记了“其年改封鄄城侯”这一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