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关系.docx

论沈从文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关系 论沈从文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关系　沈从文与现代哲学的关系是十分复杂而充满悖论的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我们既可以发现他与西方现代理性哲学具有紧密的联系，又可以发现他受到西方现代非理性哲学的深刻影响；我们既可以发现他的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情怀，又可以发现他具有推崇生命强力重估一切价值的尼采哲学色彩；我们既可以发现他对民族国家重造的关注，也不难发现他倾心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个体人性进行解剖在沈从文思想意识中，种种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哲学思想往往同时存在，显示出沈从文哲学思想的复杂性和两歧性为此，沈从文曾对自己的哲学思想作了这样的描述，他说：“唯心论和唯物论，科学和玄学，当时却无选择的陆续侵入我观念意识中，因此对我的影响，也就混乱而无章次思想形式既多方，更容易和个人情感结合，不是马克思条理谨严的，为人类社会的新设计，却是个人中心的纪德、尼采一流一些断片印象感想沈从文这一自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思想所受的影响沈从文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复杂关系中，主要表现为与西方现代理性哲学、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心理学以及存在主义哲学等多种哲学的关系下文就此进行深入的探讨　　沈从文与西方现代理性哲学关系　　中国现代理性哲学主要来自西方。

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思想启蒙给沈从文以深刻影响并形成沈从文理性思想的重要来源沈从文在多篇文章里谈到自己在湘西因接触“五四”新书刊受到的影响沈从文在《从文自传》里谈道《新青年》等新书刊征服了“我”，并使“我”人生观发生重大的变化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可以说，这是沈从文最初对启蒙思想的接受在以后的文章中，沈从文多次肯定“五四”精神，并以此作为他批判现代人生的理论资源之一，认为现代社会的堕落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背离了“五四”精神沈从文与现代理性哲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沈从文以现代启蒙理性意识审视“乡下人”的精神蒙昧，对于“乡下人”理f生的缺乏，生命意识的麻木进行了批判，痛感他们在现代竞争环境下将会遭受灭亡的命运《柏子》中柏子，《萧萧》中萧萧重复着相同的命运，作者对他们精神麻木，理性蒙昧进行了批判《丈夫》里不少丈夫将妻子送到城里河船上“做生意”，理性麻木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表现出一种“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贵生》中贵生无论是迷信命运还是盲目反抗，都表现了他缺乏生命的理性同样，沈从文在《湘行散记》、《湘西》等散文中以现代理性启蒙精神审视湘西人蒙昧的生命形式，这种生命形式显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甚至面临生存的危机。

沈从文热切希望湘西人理性觉醒，从而走向民族复兴　　其次，沈从文对现代知识分子不思不虑的动物式的生活进行深入的批判，提出生命的理性追求，他借用巴斯卡、罗素等西方现代理性哲学观点，希望现代知识分子能够“独立思索”，树立“健全坚韧的人生观”，以重造民族和国家的未来抗战时期，成千上万的人在前方英勇奋战，流血牺牲，而作为大后方的昆明知识分子中却流行着一种可怕的“实际主义”和“市侩”哲学沈从文将这种人愤激地称之为“动物”，他说这种人“满足一个生物的基本欲望，食与性，别无更多幻想和贪心，倒很像个知足的动物”，针对这种不思不虑的动物性存在状态，沈从文借鉴巴斯卡、罗素等西方现代理性哲学思想，突出“能思想”“远虑”对人生的重要意义沈从文说：“巴斯卡所谓‘人生全部的尊严在能思想’这句话的意义，真值得人重新分析认识沈从文还在《小说作者和读者》、《一种新希望》、《烛虚》等文章多次引用罗素的“远虑”来谈论人生，认为“远虑”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重要特征沈从文特别注重“怀疑”、“否定”、“独立思索”等理性精神对人生的作用在阳光之下能自由思索，培养疑惑和否定的种子，这是支持我们情绪唯一的撑柱，也是重造这个民族品德的一点转机!”“对一切加以疑惑，思维追究，不受任何拘束，惟以理性批判是非，选择取舍。

换言之，就是思想自由沈从文还分别着重从作家、妇女、青年等方面谈了自由思索的重要作用沈从文在《读英雄崇拜》一文中表现出对强权的反对，对理性的服膺沈从文一些关于“五四”的文章都强调“五四”人的独立人格与不惧强权的精神沈从文对于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强调，其内在本质与萨义德、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哲学家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相一致这导致沈从文与当时两大权势集团的游离，从而注定了沈从文的孤独及至在以后文坛上的消失　　沈从文与西方现代心理学的关系　　沈从文与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心理学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他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是持久关注与深入了解的沈从文很早便开始接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他在《答瑞典友人问》中提到自己通过在燕京大学心理系作助教的夏云接触到弗洛伊德的学说“是一九二四或一九二五年”沈从文于1925年9月5日发表的《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就出现“下意识”的术语沈从文对心理学，特别是变态心理学始终如一地爱好1937年11月6日，沈从文给张兆和回信说自己近来“读了些关于生理学和人生哲学的书籍1938年7月30日沈从文在信中提到：“近来看一本《变态心理学》1940年代，沈从文在多篇文章中谈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

沈从文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文艺创作动力以及自己文学作品，他在《小说作者和读者》中写道：“他的创作动力，可说是从性本能分出，加上一种想象的贪心而成的沈从文在《水云》中以弗洛伊德学说为依据来解释自己创作《八骏图》、《边城》、《看虹录》以及《月下小景》佛经改编故事等沈从文还在《性与政治》文章中写道：“佛洛依德谈心理分析，把人类活动的基因，都归纳到一个‘性’字上去以为一切愿望与动力都和‘性’相会通，相连结1949年张兆和在信中提到沈从文：“他平常喜读《变态心理学》而沈从文则在《一个人的自白》里写道：“我企图由一个在‘病理学或变态心理学可作标本参考’目的下，写下这点东西凌宇曾经在一篇论文里指出：“沈从文生前在一次与笔者的谈话中，曾颇为自得地说：‘我对病态心理学很有研究’”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沈从文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沈从文坦承《七色魇》“显然有佛洛依德、乔依司等等作品支离破碎的反映其实，我们不仅可以在沈从文整个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发现其作用，而且可以在沈从文各类创作题材中发现其深刻的影响　　沈从文都市题材小说，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描写现代都市人情欲被社会道德和各种名分压抑和束缚，人性受到压抑，人格的分离，形成病态，需要疗治。

《八骏图》里被称为“千里马”的八位大学教授表面上个个“为人显得很庄严，很老成”，但在他们的下意识中却时时流露出爱欲的冲动，形成人格分离的病态人生沈从文“自命为医治人类魂灵的医生”和“人性的治疗者”他洞幽烛微，烛照现代都市人生的“性心理错综情感”，将其隐秘的心理穷形尽相地勾画出来，对其病态人生进行嘲讽如何治疗这病态的人生?沈从文以“人性的治疗者”开出了他的“药方”，即顺应人的自然要求，释放压抑的里比多的能量，从而恢复人性健康对此，《八骏图》中达士在教授庚的那位美丽姑娘的暗示下，决心冒险尝试“用海”来治疗，本能战胜理智，符合沈从文一贯的本能主义观点，并与他的乡村抒情想象题材相一致沈从文小说《第四》中那位饶舌朋友从不讲起自己与女人关系的事，乃是因为他过去追求一个牧师的夫人遭到了失败，心灵受到创伤，形成一个心理情结，作者通过与他交谈，让他将这遭遇叙述出来，心理情结解开之后，朋友的病居然好了，后来与一个女医生订了婚这与弗洛伊德通过交谈治疗精神疾病的谈疗方式相似沈从文在《给某教授》里对某教授指出结婚是治疗因压抑而产生的疾病的良方　　与沈从文都市题材小说描绘病态的情欲形成对照，沈从文乡村题材小说更多的是抒写一种优美健康自然合乎人性的性爱方式。

沈从文乡村题材小说的性爱大都建立在“美的身体”和“美的歌声”两情相悦的本质上，爱能“超越一切利害”自由自在地去追求《边城》便是对湘西乡下人性爱所表现出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了最动情的抒写但是，沈从文在抒写湘西这种优美健康自然性爱的同时，也感受到这种性爱方式的危机，并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展现乡下人因为性压抑而导致人生的悲剧沈从文在《湘西凤凰》里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解释了老年妇人作蛊，中年女人成巫，以及少女落洞致死现象，“三者同源而异流，都源于人神错综，一种情绪被压抑后变态的发展……三者都以神为对象，产生一种变质女性神经病小说《医生》、《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描写了青年男子尸恋，《阿黑小史》中五明、《山鬼》中癫子都因恋爱不成转成疯癫，《巧秀和冬生》中族祖因性压抑而导致的虐待行为这些小说都写到湘西人因性压抑而导致的心理变态失常，形成人生悲剧　　沈从文《看虹录》、《摘星录》等“诗与火”内在爱欲小说以“一个性心理分析专家”“严峻而诚实”地记录了“情感发炎”过程，其所受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更为明显沈从文在《看虹录》、《摘星录绿的梦》、《梦与现实》中“以科学的客观的态度”正视爱欲过程中性心理的真实，对人类的“情感发炎”过程进行了纪录，这些小说对男女性爱的过程从起始到结束作了完整而精细的描述，女性肉体之美，性爱本身的美丽精致，情感的纤细微妙，以及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灵魂在狂热中的愉悦，成为其描写的中心。

由此沈从文在《<看虹摘星录>后记》里写道：“另外合乎理想的读者，当是一位医生，一个性心理分析专家，或一个教授，如陈雪屏先生，因为也许可以作为他要‘知道’或‘得到’的一分‘情感发炎’的过程纪录　沈从文与存在主义的关系　　沈从文称“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他在《绿魇》里提出了“生命的本体”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生命”在沈从文世界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并形成他的人生哲学的重要基础而这一生命哲学在内在本质上与西方存在主义相契合相一致，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时期的创作：　　其一，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沈从文创作具有与存在主义相似的生命体验与精神实质譬如《从文自传》描写“我”因好友的意外死亡和自己差点病死而筹划人生开拓未来，《灯》、《新与旧》、《会明》中老湘西儿子在现代社会所感受到的存在的荒谬，《都市一妇人》、《一个女剧员的生活》、《如蕤》等小说中年轻女子在爱的抉择中展示出对生命主体地位的坚守，生命的自主自为，特别是如蕤因“坟墓”意象的出现，具有存在主义的“向死而在”的意义，从而使她自我意识的觉醒，决心放弃经过三年追求才得到的男子的爱《湘行散记》、《湘西》对湘西人世的“悲悯”和对其未来命运的“忧惧”，希望他们对“明天”的“惶恐”，对“本身覆灭的忧虑”而“有所选择”，正是对将来的关心和担忧，能使他们放弃现在的“沉沦”，勇于直面死亡，敢于自由选择，“用一种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总之，这些作品其精神实质与西方存在主义关于“向死而在”、“存在的荒谬”等等论述具有共同性和一致性。

《边城》里对人生命运的忧郁和对未来的担忧也具有存在主义的特征这在翠翠的身上得到了较鲜明的体现翠翠为爷爷可能随时去世而担忧，为祖父没法理解自己心事而感到忧愁她暗地里喜欢二老傩送，但王团总女儿以一座碾坊作陪嫁妆奁诱惑傩送二老，想到自己只是一个“光人”，翠翠内心不能不感到不安大老天保请人上门求婚，翠翠忧心忡忡翠翠在潜意识里企图摆脱祖父，独自一人“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但又畏惧来自外力的阻挠，具体表现就是祖父“拿把刀”会“杀了她”，翠翠吓怕起来这是翠翠对自己未来的生命把握感到“茫然失据”的畏惧，是一种“无家可归状态”，这跟海德格尔所说的畏惧在深层上具有某种相似性与契合性　　其二，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昆明时期创作受到以尼采为代表的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深刻影响沈从文如尼采一样对现代社会人的平庸，自我的丧失，人性的异化，文明的颓废进行激烈的抨击他用自己“乡下人”的价值尺度，将一个价值颠倒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