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高薪和清代养廉的反思.docx

宋代高薪和清代养廉的反思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总结腐败、防治腐败较为全面的时期在宋代统治者看来，历朝历代之所以贪官辈出，原因只有一个，俸禄太低，官员穷困导致集体腐败，因此，推出了高薪养廉制度但是，高薪养廉制度过度强调了物质水平对官员腐败的影响程度，忽略了道德品质、政治操守对为官从政的重要性，自然难以避免失败的结局 错误观念推进下的高薪养廉顶层设计纵观历史，宋代官员的工资水平之高可以说是空前的北宋实行官员高俸制，目的在于养廉宋太祖早在开宝年间就宣称：“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此后，范仲淹、王安石等人都主张高薪养廉范仲淹说：“养贤之方，必先厚禄厚禄然后可以责廉隅，安职业也从皇帝到大臣，都同意这种顶层设计，因此，宋代的高薪养廉制度从一开始就实行得非常彻底从宋太祖至宋徽宗，都曾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增俸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宋代官员在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喂马草料以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以宋朝的一品大员（宰相、枢密主官）为例，即使没有爵位，其月薪也能达到300贯至400贯，是汉代的10倍，清代的6倍有学者以黄金为参照物计算，宋代的300贯，相当于人民币20万元。

无论换算是否精确，可以肯定的是，宋代官员的高工资水平是毋庸置疑的，大小官员皆锦衣玉食，生活奢华，但事实证明，高薪就能养廉只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宋代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的朝代之一造成这种局面，高薪养廉的错误顶层设计应当负主要责任高薪养廉造成从政为享乐，出发点极其庸俗宋代初期，宋太祖对武将过度管控，间接造成过度依赖文臣，培植了庞大的文官系统，以此强化自我权力稳定，与此同时，他亲自立下了不杀文臣的誓约，并使其成为既定国策这也为日后北宋官员肆意挥霍贪腐埋下了巨大隐患宋太宗进一步提高文臣待遇，确保他们都能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并使“与士大夫共天下”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在宋代，高薪养廉造成想当官者如“雪片般”蜂拥而来，因为只要能够当上官，就等于过上了吃尽穿绝的奢靡生活在高工资和高福利的联动作用下，导致了官员贪渎和为官不为高薪没有养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官员的庸俗从政思想据史料记载，在宋代，“夜饮”是极其时髦的高官腐败现象这种豪奢在当时已成为高级官员们的共同嗜好，由此引发了吃请、比富，拉关系、结朋党等种种不良风气在高薪的助推下，人人比着收入和享受，造就了宋代官员大多贪污受贿、穷奢极侈的现象超编超配严重损害了国家财政及政治风气宋代高薪养廉制度的持续推进，形成了庞大的官僚机构。

真宗以后，官员不断增加，机构更加庞大，科举取士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此外，还有多种授官法例如，遇有灾荒，地主如肯开仓出粮，按出粮多少授官朝廷甚至公然卖官，导致官员越来越多、越来越滥当时，就有人指出：“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究其原因，就是高薪的巨大诱惑由于为官的出发点日趋庸俗现实，导致混杂在官员队伍中的人员鱼龙混杂，道德修养日趋不堪，政治生态日趋腐化高薪还导致为官不为真宗时宣扬遵循“祖宗旧法”，一切因循守旧，官员皆以老成持重相标榜，遇事唯恐承担责任有一位名叫田疏的官员给皇帝上疏直言：政出吏胥之手，吏胥行遣，只捡旧例，无旧例则不行就是说，这些高层官员，只要遇到政务，就会找过去的老办法，没有老办法的事就不知如何处理或干脆不处理这种死板的工作方法如何能解决不断变化的新问题？结果就是，“臣下得优逸，而君上担焦劳”在宋代，三年进行一次官员考核，只要官员在任内不发生大的过错，就能够得到提拔于是，大家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种不作为式为官法，在一位名叫李沆的宰相那里发挥到了极致每次接待宾客或处理政务，他都很少讲话，他的弟弟李维对他说：“外边人议论，大哥是个没嘴葫芦李沆对外界给他的评价非常满意，因为这正符合他的政治预期，“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这种看似城府高深，实则自私自保的从政心理严重影响了为政风气，极大地阻碍了社会进步和人才使用无独有偶，还有一个叫章得像的人同样是以默默“无为”著称，同样也升到了宰相高位宋朝就在这样的官员“整体沉默”中一步步走向了沉沦当然，宋朝也有廉洁有为的官员，如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但是，他们绝不是高薪养廉制度的产物，而是继承了真正的士大夫精神在清廉自律方面，王安石堪称第一典范，吃穿用度皆以简朴为要做知制诰时，有人来给他送信，竟误认为他只是个家仆，左右人赶忙说，这就是你要找的“舍人”送信人忍不住赞叹，“好舍人，好舍人！”王安石晚年居住在南京钟山，只有几间简朴的小房，出行骑一匹小驴，对此，苏轼曾形容他是“骑驴渺渺入荒陂”遇有游客来访，在道旁相遇，即下驴坐个小板凳和对方交谈王安石的政敌很多，但是对他的指责也仅限于政治观点方面，在生活方面，都承认他“质朴简素”持志如心痛”，在他眼里，改革政治，增强国力，造福百姓才是最大的愿望，对其他的个人享乐毫无兴趣其他如范仲淹、苏轼等人，都是心怀天下的官员，其为政准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不是只为一己之私正所谓“士大夫若爱一文，不值一文”，计利当计天下利，这就是纯粹士大夫的为政宗旨。

然而，在庞大的腐化官僚机构内，能保持高尚人格操守的官员实在不多，大部分都是充斥于体制内不作为的高薪官员北宋末年，官员俸禄水平发展到最高，但却贪风蔓延宋徽宗时，整个官场几乎全烂掉了，腐败呈现集团化、一体化趋势，朝政为利益集团所控制腐化已侵蚀了整个国家肌体高薪养廉是一个伪命题官员的廉与贪，主要是由官员的道德操守、人格追求决定的，而不是由俸禄的多少“养”成的在同等俸禄的情况下，往往是廉者自廉，贪者自贪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公用钱”和“职田”上此制的目的本在养廉，然而，廉者将其尽归公有，贪者则“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一言以蔽之，高新养廉只是一种善良的、主观的愿望而已禄厚，终有止境，而贪官污吏的欲壑则是无底黑洞，决不是任何厚禄所能填满的！且贪官污吏的人品低下，全无底线，对于本来就没有的品质，岂是厚禄所能“养”出来的？因此，说高薪养廉是一个伪命题不无道理在高薪养廉的薪酬制度设计上，宋朝并不是唯一清代雍正在官员俸禄基础上，以养廉银名义对官员进行经济补贴，提高官员福利待遇，力求在根本上遏制贪腐养廉银，又称养廉钱，是清朝官员的俸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为清朝特有雍正元年（1723年），清世宗创立了这种薪酬制度，本意是想借由高薪来培养鼓励官员的廉洁习性，并避免贪污腐败现象，因此取名为“养廉”。

但是，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后，清政府将所有税收（包括酒醋税等地方税）改归朝廷所有，致使地方财政困难，看似高薪养廉，实际上将地方行政费用归于地方首长所有，养廉银并没有完全解决官员的生计问题，反而加重贪污一般的京官因为没有火耗或税赋，未有足够的银钱收入，在京城开销又大，所依赖的就是地方官的冰敬与炭敬等行贿李慈铭在日记中称：“京官贫不能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论年世乡谊，曲计攀援而各地又有肥瘦之分，能调到繁荣地区当官当然收益大，这就促使地方官和京官的权钱交易关系，谁能调到哪里去当官，京官往往有实质影响力与此同时，养廉银又助推了官员的豪奢张集馨从道员升任按察使后进京觐见的花费是：“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清朝文献通考》批评：“入愈丰而累愈重，知有私不知有公纵倍给薪津，岁增经费，何补若人之挥霍，空益小民之负担这是因为“廪入既厚，纵侈随之，酬应则踵事增华，服用则豪奢逾度”再加上晚清财政困难，俸银、养廉银常常停支，官员“借口于养廉不足，肆行侵渔”。

无论宋代还是清代，在力图彻底解决官员腐败问题上的愿望是好的，但仅仅依靠增加俸禄或是发放各种补助津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腐问题解决政治弊端，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不仅要紧跟时代步伐，更要借鉴历史经验教训，使得国家政权避免陷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责编 / 傅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