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人可见与何时可见：双重语境崩溃下社交媒体用户的自我呈现管理.docx

    “何人可见”与“何时可见”双重语境崩溃下社交媒体用户的自我呈现管理    吕行 金忻淳摘 要 以朋友圈这一社交媒体平台自我展示空间为研究对象，从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时间、空间两个维度的语境崩溃入手，重点探讨了时间、空间双重语境崩溃下的语境冲突感知如何影响了朋友圈用户的自我呈现可见性控制研究发现，时空语境冲突感知都能够正向影响对于时间、空间、内容单独可见性的控制，但对于时空共同限制下的内容可见性控制却并没有显著影响，说明了“安全时空”对“自我呈现”的激活作用同时，研究证实了回避意愿与行为成本在语境冲突感知与呈现可见性控制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这说明从“感知”到“控制”对于一些用户来说往往是一个“牺牲部分呈现可能以换取便捷、高效、正确”自我呈现的过程社交媒体用户“自我呈现”愿望满足与对“时空语境冲突”可能引发展示风险的担忧相互博弈，共同塑造了社交媒体上个人展演的基本形态Key 语境崩溃；自我呈现；朋友圈（COF）；可见性G2 A 2096-0360（2021）18-0037-051 问题缘起与问题提出随着移动数字时代“平台社会”[1]的崛起，社交媒体已经逐渐成为了网络用户进行数字交往普遍使用的“基础设施”。

可以说，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给用户同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它给用户提供了丰富而灵活的自我呈现机会；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平台在为用户打开一扇“选择性自我展示之窗”的同时，也因为其线上社交的“去身体化”[2]与“非人际线索化”“超个人化”[3]，在允许用户同时进行“一对多”的自我展示过程中可能出现“语境融合”[4]与“信息边界消融”，使用户在同时面临多重异质性社交网络、社交对象时发生“语境崩溃”，最终引发由于自我展示形象“崩塌”而产生的“社交危机”[5]，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情境融合导致（自我展示）行为的混乱”[6]语境崩溃”这一概念最早由传播学者博伊德借鉴戈夫曼与梅罗维茨的相关理论提出，Marwick和boyd将其阐释为“社交媒体技术将原本异质化的不同受众混到了同一个语境中，导致人们无法再用线下对话中管理多重身份的技巧来处理线上的交往的现象”[7]进入到Web2.0时代，“社交关系的数字化连接”让社交“场景化”[8]的重要性提升，社交媒体中依托于不同语境的自我呈现愈发频繁，也让“语境崩溃”的风险大大提升用户如果不具有根据不同语境受众改变信息的呈现的能力，就很有可能冒着被误解的风险”社交媒体兴起以来，研究者对于社交媒体用户自我呈现过程中过程所发生的“语境崩溃”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其中既包括对于不同社交媒体自我呈现过程中“语境崩溃”现象自身的讨论，也探讨了用户为了避免崩溃带来的尴尬而采取的对于自我呈现的管理策略。

本研究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朋友圈中的自我呈现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其置于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语境崩溃”条件下进行考察，重点关注社交媒体用户自我呈现过程中由“时空双重语境崩溃”所引发的语境冲突感知与社交媒体用户自我呈现管理之间的关系，提出并试图回答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时间与空间层面的语境冲突感知如何影响社交媒体用户自我呈现的管理？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2.1 语境崩溃、语境冲突感知与可见性控制戈夫曼认为个人身份的维持需要依靠在不同舞台中的持续性表演，这里的“舞台”在数字时代及指向了社交媒体用户所要面对的不同“社交语境”一旦语境发生崩溃，彼此区隔的场景发生交融、碰撞，不同场景中的“观众”重叠在一起，这会给表演者带来对于语境冲突的强烈感知，进而根据“交叠的语境”带来的“交融的受众”来重新确定“表演方式”——自我呈现策略这种由于语境崩溃而引发的冲突性感知不仅是空间上的，同时也是时间上的空间层面的冲突感主要集中于对不同社会网络混合导致的“角色身份重叠”的感知，当用户需要在同一空间内向过去分属于不同空间的受众进行表演时，“表演者”自身的多重身份就有可能发生矛盾时间层面，在不同阶段，用户的分享偏好[9]、展示目标和网络构成不同[10]，自我呈现也可能存在冲突。

当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的“语境崩溃”逐渐成为了一种普遍的问题，用户对于这种冲感性的感知也越发明显，为了避免潜在的社交危机，越来越多的社交媒体用户选择对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而这种管理的核心则是对社交媒体个人展示“可见性”的控制[11]通过对于既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这种“可见性”的控制基本上涵盖了以下四个维度：时间可见性控制、空间可见性控制和内容可见性控制与混合可见性控制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H1：用户对于语境冲突的感知越强，越可能对朋友圈的可见性进行控制2.2 语境冲突感知与回避意愿、行为成本回避意愿在本研究中指向的是当用户在社交媒体自我呈现过程中产生上述语境冲突感知时，其自身为对这种“冲突感”产生的心理层面的避免、抗拒意愿当人们感知到明显的“语境崩溃”发生时，为了退往自我呈现的“安全空间”，“维持其表演所建立的情境定义”会本能地因为感知到的崩溃、冲突所可能引发的“表演失控”等一系列不合适后果而对语境冲突产生回避性心理实践成本感知在本研究中指向的是在语境崩溃条件下，用户在感知到多语境交叠造成的呈现冲突时，为了尽力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所需要消耗的内容编辑时间、精力成本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H2：用户对语境冲突的感知越强，越可能产生对于这种冲突感的回避意愿。

H3：用户对语境冲突的感知越强，越可能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进行自我呈现2.3 回避意愿、行为成本与可见性控制Marder等人的研究证实了社会焦虑与回避性心理在受众期望与Facebook上减少展示行为、自我审查行为以及隐私设置行为实施的中介作用[12]，研究表明当用户认为自己展示的内容没有达到自身心理预期或者没有符合他人对自身形象预期时，会产生基于回避性心理的自我呈现调节管理行为（ABSR）类似地，在语境崩溃条件下进行“艰难的自我呈现”所要花费的時间、精力成本同样有可能触发社交媒体用户对于可见性的积极自我管理，当“语境崩溃”使“闯入者”意外成为到社交媒体用户的“观众”，表演者“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才能谦虚地向陌生人或朋友展示自己”“与标准的、熟悉的自我呈现风格相比，从事非典型的自我呈现风格需要更多的监管努力，并消耗更多的自我行动资源”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H4：用户对于语境冲突的回避意愿越强，其越有可能对朋友圈的可见性进行控制（时间层面，空间层面，内容层面，混合层面）H5：用户在语境崩溃引发的呈现冲突时自我展示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越多，其越有可能对朋友圈的可见性进行控制（时间层面，空间层面，内容层面，混合层面）。

综合上述文献讨论与假设，本研究尝试建构图1所示的语境崩溃—可见性控制模型3 研究方法3.1 数据收集本研究的数据样本收集对象为使用及朋友圈的中国社交媒体用户，数据主要通过线上专业网络问卷平台随机发放，正式填答内容包括个人的人口统计学基本信息、语境冲突感知、回避意愿、实践成本与具体的可见性控制情况为保证问卷数据质量，根据CNNIC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进行数据的结构修正，最终完成数据收集，共回收有效问卷340份3.2 变量测量测量量表借鉴既有研究修改而成，包含了语境冲突感知、回避意愿、行为成本、可见性控制及人口统计学变量5个主要测量变量的29个题项3.3 数据分析方法本研究的在对量表进行基本信效度检验的基础上，尝试对构建基于上述“语境崩溃—可见性控制”的SEM模型进行假设验证并使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4 数据分析结果4.1 量表信效度检验本研究使用量表涵盖了语境冲突感知、回避意愿、实践成本、可见性控制以四类主要变量，共得到10个细分变量与29个变量题项，对问卷各量表中题项进行信效度检验，经过信度检验，量表各变量题项的组合Cronbach α系数均大于0.7，说明信度均可以接受。

经过效度检验，29个题项的因子荷载系数均大于0.6，KMO值在0.8以上，Bartlett球形度检验都呈现显著，说明效度可接受之后为了验证整体量表的质量，对题项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以检验各变量题项的聚合与区分效度，分析结果中各变量平均方差萃取AVE值均大于0.5，组合CR值均大于0.7，说明量表整体的聚合效度良好区分效度分析中各AVE平方根值均大于同行其他相关系数，说明量表整体的区分效度良好4.2 SEM分析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H1至H5，本研究建构了变量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2所示模型χ2/df为2.2560.8，AGFI为0.86>0.8，其余各项指标均符合标准，说明模型拟合具有较好适配度数据分析结果发现，语境冲突对可见性控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72，p<0.05）与行为成本（0.871，p<0.01）对可见性控制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4，H5得到验证4.3 中介作用验证为了进一步检验回避意愿、实践成本对语境冲突感知与可见性控制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Hayes提出的Bootstrap方法对变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间接效应检验，重点关注间接（中介）效应值的显著性（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含0）。

检验结果表明，回避意愿、行动成本在冲突感知与时间、空间、内容可见性控制、时间限制下的内容可见性控制、空间限制下的内容可见性控制之间均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但在冲突感知与时空共同限制下的内容可见性控制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5 结论与讨论5.1 防卫与激活：双重语境崩溃下交叠、变动的自我呈现本研究验证了语境崩溃引发的用户对于语境冲突感知正向影响了朋友圈的可见性控制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作为语境崩溃在社交媒体用户心理认知层面表征的语境冲突的感知对于朋友圈时间可见性控制、空间可见性控制、内容可见性分别都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当朋友圈用户感知到双重语境崩溃带来的语境冲突时，为了防止这种冲突可能进一步造成的“展演危机”[13]，用户会通过朋友圈提供的隐私设置功能（分组、期限设置、删除内容）以及自我对于内容及呈现形式的筛选来完成呈现过程中的“自我防卫”，这印证了Brandtzaeg和Lüders对于“社交媒体上过去与现在的时间边界混淆影响了用户如何在社交媒体上管理自己的身份和表现”这一理论判断研究结果表明，在分别单独限制了时间、空间的可见性后，对于时空语境冲突的感知依然能够显著正向影响用户对于内容可见性的积极控制，这进一步说明了对时间、或者空间可见性进行单因素限制并不能完全解除“语境崩溃”的风险：仅对时间进行限制时用户同样有可能因为面临着空间层面的语境崩溃造成的异质“观众”共同监视的威胁而不能够充分地进行内容上的自我呈现，仍然需要进行空间可见性控制来将“观众”重新区隔到不同“舞台”，在那里向他们呈现他们应该看得的内容。

这个过程被视为用户利用社交媒体技术对“交叠受众的导航”而仅对空间可见性进行限制时，同样不能“放开手脚”地进行内容的随意呈现，因为用户随时面临着“时间语境崩溃”后社交媒体自我呈现留下的过往“数字痕迹”被他人轻易地搜索到并用来与现在的用户自我呈现相比较、进而发生“人设崩塌”的可能风险，仍然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时间可见性控制来阻断他人的“形象回溯”以维持表演的“连贯性”但实际上，用户对于可见性的控制并非一成不变研究发现，在同时对时间、空间可见性进行限制后，语境冲突的感知并不能够对内容可见性的控制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同时控制时空可见性后的内容可见性控制”的行动认同均值明显低于其他可见性控制，这说明了时空可见性的共同控制弱化了用户进一步对内容可见性控制的意愿，用户在通过对于“安全时空”范围的限定，规避了由于语境崩溃造成的时空冲突感，将原本需要面对的来自不同時空的“想象的受众”成功转化为“可控的受众”，正如戈夫曼所言：“缜密的表演者还会试图选择观众，这种观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