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经济时期“工分制”及其效率产生机制.docx

集体经济时期的“工分制”及其效率产生机制 ——基于 J 小队“工分制”的历史考察孙敏    摘要：工分制作为集体时代农业生产中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以J小队会计的口述为基础史料，展现集体时代工分制在一个普通农村的生产小队具体实践，分别从工分制的管理者、劳动组织形式、工分的制定和评定、工分年终核算四个方面来分析工分制的运行机制从中发现工分制的运行由于深深地嵌入在乡土社会之中，其运行的效果不仅受制度设计本身的影响，更受乡土社会中的熟人社会、地方性共识等因素的制约关键词：工分制；熟人社会；队委会；劳动小组一、问题的提出工分制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计量农民参加生产劳动的数量以及计算劳动报酬的一种方法，亦称劳动日制，也是农村集体组织对农民进行劳动管理的一种形式”，[]根据该定义，工分制至少包含三层含义首先是作为劳动数量的计量单位，即在集体劳动中个体劳动数量与质量的体现其次作为劳动报酬的计量单位，是集体劳动成果分配的重要依据再者，作为劳动管理的组织形式，即集体对社员的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的方法可见，工分制既是一种农业生产制度又是一种农业产品分配制度，既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组织制度，其内在复杂性和外延丰富性使得学术界对其效率问题一直未达成共识。

已有的学术研究对此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无效论者”从工分制的组织角度出发，认为在集体劳作过程中因低效甚至无效的监督机制出现社员“磨洋工”、“搭便车”“大呼隆”等出工不出力的现象，从而降低了劳动生产效率[]另外“无效论者”还从工分制作为分配制度出发，认为“工分制由于未对劳动进行准确的度量”[]以及分配过程中的平均主义大大难以对劳动者产生激励有效论者”则从历史实践的具体个案出发，以数据模型和定量分析为方法，论证工分制对绝大部分社员的劳动激励和行动效率是具有制度优势的，而“无效论者”中所提及的懒汉只是村落中的少数[]这些研究都从不同的层面展现工分制的运行逻辑，为本文的所讨论的问题奠定了研究基础但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运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定量研究难以体现制度落地过程中的人事影响学界当前研究资料主要为官方的统计数据和民间的草根账册这两类资料共同的特点是具有较大的可计算性，从数据分析的角度显示其结论的科学性但数据往往反映的是基于宏观视野下的主流与趋势，是一种客观主义研究的视角，有其合理性但这种量化的历史研究方法剔除了制度在实践过程中的“人事”即行动者在实践制度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任何历史制度实践与不同的区域社会后，其制度的实际效果千差万别。

其次，工分制往往被研究者作为一个相关变量纳入到整个集体时代的体制之中，其回应的问题往往是工分制从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大集体”的生产的效率这种寓局部于系统的分析容易忽视了工分制作为相对独立的完整体系的研究价值结合前人的研究，文章试图将个案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从乡土社会的视角解剖麻雀，揭示工分制作为独立形态下运作逻辑，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工分制的效率问题具体而言，本文则以小队会计的访谈记录为主，以口述史资料形式展现集体时代的工分制在一个普通农村的实践过程，主要包括工分制的管理者、劳动组织形式、工分的制定和评定、工分年终核算四个方面，进而从工分制的制度本身所蕴藏的“微机制”和乡土社会的特殊性来论证正常形态下工分制是有其内在效率的二、方法与背景（一）方法：来自亲历者的口述资料本文主要采用半结构式的访谈为主，通过田野调查收集的相关文献资料与访谈者的口述资料为依据，重点分析60年代稳定发展时期的工分制而所访谈得对象是武汉江夏区老屋胡村的一名老干部，他1946年出生，69岁，1962年开始参与集体生产，1964年-1968年为J小队会计，1968年-1981年大队副业会计，1981年-2005年为村书记。

2005年从村干部退出后就在家务农作为从群众锻炼出来的小队干部，对其所经历后两个阶段的工分制在生产小队的实践过程有清醒的记忆，从而为本文提供了相当丰富而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二）J小队概况J小队现在为武昌江夏区W村的十二村民小组，据村部2014年的统计，该村民小组目前有24户共83口人，其中劳动力63人水田面积250亩，旱地面积334亩，水塘10口由于该村地理位置低于该灌溉渠内的大型水库，在正常的降水条件下，基本上可以依靠自流满足该小组的农业生产用水由于该小组的户口迁出人口不多，集体时代的人口70-80人左右，其中劳动力40-50个水田面积200-300亩，与2014的统计数据相比并无较大的出入由于该村属于江夏区远郊村，城市发展规模还未达到该区域，暂未出现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用地的征地情况，因此该小队集体时代的水田和旱地面积与当前的数据基本一致，总的可用耕地，包括水田和旱地大约为550亩左右据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人的回忆，集体时代的生产是非常忙碌的，几乎都是从白天干到晚上，很少有休息一年下来，在农忙的时候每月只有1号和15号放假休息，而冬季农闲时经常被小队集体组织起来去开荒、肥田和兴修水利其生产的大致过程：清明之前的2-3月份开始整理土地即耕地，为了保证亩产，往往是先耕后耙，如此翻耕2-3次，在没有机械的的情况下都是依靠人力和畜力相结合的牛耕劳作。

清明时节播种育秧，其中1亩秧田可栽8亩水田5月开始插秧，由于该小队主要劳动力的人均水田面积约为5.5亩，在主要劳动力全部调用的情况下，也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插秧的环节在秧苗生长过程中的灌溉与排涝、除草与施肥等环节也需要不断地调配劳动力10月开始收割，到11月结束，由于该小队只种一季水稻，农忙到此基本结束大部分的旱地主要生产经济作物，如花生、芝麻、油菜、玉米、棉花、红薯等等    （三）工分制的四个阶段、四种形态    长达30年的集体时代在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是“三级所有，对为基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该制度以生产小队为基础，通过工分制实行集体劳动、集体分配，具有浓烈的共产主义气息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由于其内部具体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形态的“工分制”为此，本文根据小队会计提供的口述资料，可将J队在长达30年的工分制实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1952年-1957年的工分制确立期，即合作社时期该地区大致经历了互助组、低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三个阶段与全国合作社普遍情况一致，“常年互助组内设立组长和农工员，……组员劳动实行工顶工，按劳评分……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生产资料无偿归功，取消了土地报酬，农民个人收入完全按照社员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工分成为广大农民维系生活的关键”。

[]第二阶段，1958年-1961年的工分制挫折期，即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J小队以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一大二公”的“大公社”体制取代了工分制小队社员在合作社保留的田地、生产工具全部上交，包括自家的犁、镰刀、锄头等等所有大小型生产工具基本上都交给生产小队生产队长哨子一吹，大家就集体出工收工回来后就吃‘大锅饭’，当时湾子里宣传的是‘吃饭不要钱，人人拿工资’第一年（1958）我们就把前几年留存下来的粮食吃完了，还发放了1个月的工资随后就进入到‘三年困难’，村民们靠挖野菜、扒树皮来充饥，很多村民半年内没有吃到1粒米”[]遇到如此重大的灾难，口述者冷静地分析道：“有人磨洋工并不代表所有的社员都不劳动，不记工分、吃大食堂是影响了生产的效率，但不至于颗粒无收当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干旱1958年吃完合作社留下来的口粮后，到1959年在农作物生产最需要水的时候，100多天三个月里我们这里没下一滴雨碰到这样的大干旱，在没有什么大型水利的情况下，农民再多的投入也是没有用的当时开春播下去种子到七八月份几乎没有碰到一滴水，怎么可能收到粮食？大伙只能在干旱过后抓紧时间广种薄收，前大半年里只能是到处挖野菜、扒树皮[]可见，在当地老百姓的眼中，低效的生产组织方式和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确实对集体的经济效益产生不良影响，但“三年困难”中最困难的1959年“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百年难遇的大旱与政治上激进持续的“共产风”共同造成的。

三分人祸，七分天灾”是该湾子的基本写照第三阶段，1962年-1966年，工分制的稳定期随着1962年全国农村经济建设政策的调整，根据1962年9月出台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中“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的规定，[]该生产小队首先恢复工分制，通过制定较为精准且易操作的工分制实施细则压缩社员磨洋工、搭便车的空间，通过“多劳多得工分”的分配方案提高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其次根据1959年关于自留地调整规定，允许生产小队恢复自留地制度，“规定只要社员愿意要，都应该给他，并长期归社员自由使用”[]J队于1961年按照每户1人1分地的标准分给社员自留地，自留地以旱地为主，一般分配在房前屋后社员在完成集体生产后可以经营自留地，他们在自留地上种点蔬菜，放养点鸡鸭来补充家用最后，取消“大食堂、大锅饭”在纠正前期“共产风”的前提下工分制在J小队进入稳定发展期第四阶段，1967年-1978年，工分制的异化期工分制的异化主要表现为“文革”中政治工分和社队在平调劳动力中所产生的越级工分政治工分主要是“看劳动态度、思想表现、家庭出身等政治因素，使得评工记分呈现出更多地人为因素”，[]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工分制中“按劳分配”的原则。

而越级工分则主要表现为超越生产小队之外的基层组织对小队劳动力的平调和无偿征用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劳动对征用劳力者而言并不是无效劳动，但对被征用劳力所在的生产对而言，除了农田水利工程与生产队的产出大概有间接关系外，其他的劳动与生产队的集体收益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任何关联，农民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劳动所产生的价值并没进入其集体分配之中[]这两类工分在年终分红中稀释了生产小队的工分价值，工分制遂逐步走向了其反面正如口述者所描述的：“1974年-1975年，生产大队修了两个大型水库，到下半年的我们小队的社员都是全部上江堤、修水利社员的劳动成果归大队，但劳动力的成本归小队，社员的工分所得由小队负责还有生产大队大兴副业，大办集体企业，当时先后办起了7个小厂，化肥磷厂、茶厂、养猪厂、大米加工厂、灰厂、养鸭厂，还把大队的木匠和泥瓦匠组织起来到外面揽活等等而这些集体企业的工人，都是从每个生产小队调劳力去工作的，社员在企业的劳动成果还是归生产大队，但工分却记在生产小队的帐上去集体企业劳动的社员一般都得按中等劳力计分，年底结账也是在生产小队分配”这些工分在生产小队看来，基本上属于无效的空头工分，但又必须参与年终分红，由此引起了社员和小队的不满，成为工分制的异化的集中表现。

三、工分制的运行实践     不同时期的工分制的农业生产效率有不同表现形式及成因由于访谈时间的限制和访谈对象经历的特殊性，难以对四个阶段的工分制进行详细的描述，因此本小节以J小队稳定期的工分制形态为主要论述对象，其具体运作情况如下：    （一）工分制的管理者——队委会所谓“队委会”即每个生产小队选举产生的小队干部，主要包括生产小队长、会计、出纳、记工员、民兵队长、妇女队长等等，一般5-7人组成队委会，共同安排本小队的农业生产J小队当时共有7个小队干部，每个小队干部都有明确的分工，在参加集体劳动的同时要完成公职任务小队长主要负责全盘，安排、调度和监督生产大队开会一般都是由小队长参加，生产小队的收入和开支都由小队长来决策副队长一名，主要负责具体生产工作的安排贫雇农组长一名，专门代表贫农和雇农，主要负责反映该群体50-60%的意见，在实际管理中不起实质性的作用技术队长一名，主要是负责小队生产技术的把关会计一名，主要负责计算和管理生产小队集体的财务记工员一名，专门负责登记每天社员劳动所得的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