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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倭刀及其使用与传布研究 董威廷摘要：日本刀剑制造在经历了由汉至唐对中国的模仿后，至镰仓时代脱胎换骨，形成了日本刀的独特风格明代，伴随着倭寇活动的猖獗，倭刀在东亚充当了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兵器之一，它虽是倭寇掀起血雨腥风的兵刃，但也使明朝人得以借鉴其形神而创造了中国本土的倭刀，其使用技法在军中和民间得到了不断创新和传承倭刀及明代人探索的倭刀使用方法甚至通过军官传到了朝鲜，此过程也是当时东亚三国文明在冲突中进行交流并融合的一个缩影关键词：明代倭刀;中日交流;文明融合：K248文獻标识码：A ：1003-2177（2020）08-0001-11中华文明与日本文明都是善于学习域外先进成果的文明，特别是两者之间的互相学习日本刀剑的制造技术是在中国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但随着中华大地的几次战乱，古老的兵器制造工艺与其使用技法很多因此湮灭不传，作为岛国的日本有着不同于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的众多文明成果反而在日本得到了较好的保存乃至传承发扬日本在经历了由汉至唐的中华文化冲击后，自平安时代开始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在兵器制造方面跳出了中国文化的窠臼，后来居上并且已经逐渐形成自己的刀剑体系，刀几乎成为了武士及其精神的象征，武器被赋予了文化内涵，其至今仍是日本显著的文化符号。

到明代，倭寇的活动几乎与这个朝代相始终，倭刀给明朝人留下的印象不可谓不深，这种兵器大量进入中国，从北国蓟镇的军营到江南名妓的案头都有它的光影，给明代的兵器演变和武艺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通过明人传入了朝鲜在兵器的碰撞中，以武器为载体的东亚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悄然发生着1研究现状当前，学术界主要有从兵器形制及武术史方面对于倭刀的研究在研究倭刀兵器形制方面，周纬的《中国兵器史稿》对明代宫廷中的倭刀形制进行了记载并有相应图像，为人们直观了解明代宫廷中的倭刀提供了宝贵资料尚泉的《十三妹的“雁翎倭刀”考》通过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得出了中国仿照倭刀形制进行相应改造的结论邓铭一的《东瀛刀》介绍了日本刀的发展时代、特点、分类等内容严勇的《漫谈日本刀剑》回顾了自中国汉代以来日本刀的发展过程及对中国的影响杨丽丽的《浅谈日本武士刀的发展过程》对日本刀的分类、锻造、刀装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着重指出了武士刀与日本现代军刀的区别在研究与倭刀相关的武术史方面，曹云的《从明代“抗倭”中寻绎中国武术交融的整合路径》分析了倭寇对明代倭刀及刀技的影响明达的《历史上中日两国剑刀武艺的交流》认为中国倭刀技法直接来源于日本，既在军中习练，也在民间习练，并对几家刀法的特点进行了对比。

杨祥全，宋晓忠的《苗刀运河中日交流》和马召兵的《中国苗刀源流考证及技法研究》以明代倭刀的引入为切入点，主要介绍了清以后的“苗刀”技法陈耀荣的《明代程式长刀技法的武学价值研究》对程宗猷的生平、师承及其长刀技法与日本剑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林伯原的《明代刀术的丰富与发展》充分肯定了日本刀法的输入对中国长刀武艺的重大作用胡宏东的《吴殳研究》和周伟良的《杂纯相返，万派归源（1），明代著名武术家石电考辩》则对民间倭刀术的另一分支石电、吴殳师徒进行了研究当前学术界对倭刀在武术史上地位的相关论著较多，而尚无专门论及明代倭刀从形制、输入、仿制、使用到再传布的全貌研究，且武术史方面的学者由于各方面条件所限在这一问题上使用史料有所不足，如对明代的倭刀形制考证不够清楚，对倭刀的来源研究及在军队中的使用情况研究不够深入，对倭刀在民间的形象变化及通过中国传往朝鲜的情况认识有所欠缺等，这些问题使得人们还无法对倭刀在明代的情况形成一个全面立体的认识，本文旨在解决这一问题，揭示倭刀在明代的全貌2倭刀的形制“倭”在中朝文献中即指日本，是带有轻视的蔑称在中国历代的正史中，“倭”的称呼只限于《旧唐书》之前，之后的正史便使用“日本”这一称呼，同时从“四夷传”列入了“外国传”之中。

所谓“倭刀”即日本刀，之所以明代人在多数情况下仍以倭刀相称，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长期以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了用“倭”“倭人”称呼日本人;二是倭寇对中国沿海的杀掠已经在中国人心中积下了仇怨;三是传统的天朝意识仍在起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倭刀不应包括近代以来的日本军刀，日本军刀虽然在外形上与古代日本刀相似，但两者打造所用的材质、打造流程、用途、价值等方面都是不同的传统日本刀需要玉刚、庖丁铁等作为原料，玉刚需用日本土法炼成，炉温不超过1000℃，低温炼钢炼出的钢材较硬，不易打造，经传统工艺打造日本刀需要经过丸锻、水减、钢材搭配、素延、烧刃、收尾、锻冶押、刀茎、铭切等工艺流程，虽然有些刀具属于工艺品，价值颇高，保养也十分有讲究，不轻易用于战阵搏杀，但在数量上，用于作战的刀具是占大多数的在明治维新初期，近代日本军刀的刀装多数仿自西式指挥刀1934年以后，军刀的刀装开始仿照日本太刀军刀的材质多为近代工业用钢，不同于日本土法，军刀用钢是由高温炼钢法炼出，钢材相对较软，容易打造成形，但品质相比日本土法则要差，制刀工序也被简化，其更多是作为武士道精神的象征，而不是一种用于作战的兵器，其价值也无法与古代日本名刀相提并论。

倭刀形制有很多，根据形状、尺寸等可分为打刀、太刀、短刀、胁差、薙刀等，对明代中国影响较大的主要为太刀与打刀太刀的弯曲度较打刀大， 刀身一般在1～1.5m之间，1m以下的太刀成为小太刀，1.5m以上的则称为大太刀（也称野太刀）太刀更适合于劈砍，适合骑兵使用区分太刀与大刀主要看以下几点：（1）长度，一般而言，太刀要较打刀长，但也有打刀长于太刀;（2）刀刃朝向，太刀刀刃向下，打刀刀刃向上，这是二者最明显的区别;（3）用途，太刀多为骑兵使用，打刀更适合步兵作战;（4）拔刀手法不同，太刀可以单手从下往上拔出，而打刀的拔刀手法相对自由，可以从下往上拔，也可以将刀身放到水平状态后拔刀一般而言，室町时代（1336—1573）后所说的“刀”指的通常是打刀有关在明代中国出现的倭刀形制记载颇多，以下列举一部分，作为今人对倭刀形制的参考循名责实，名既混沌，实实难求，因而事先需要做一个说明，在明代，“倭刀”“长刀”“单刀”等词在许多情况下是指的一种兵器，茅元仪在《石民四十集》中记载：“武经总要所载刀凡八种，而小异者犹不列焉其习法皆不传今，所习惟长刀腰刀腰刀非团牌不用，故载于牌中长刀则倭奴所习，世宗时寇犯东南故始得之。

戚少保于辛酉阵上得其习法，又从而演之，并载于后此法未传时所用刀制略同，但短而重可废也[1]又有“曰长刀，则倭奴之制，甚利于步，古所未备[1]从中我们可以知道由宋到明仅存的刀法只剩下了长刀和腰刀之法，长刀虽然形制略通于倭刀，但因短且重不如倭刀因而被取代戚继光在《纪效新书（十四卷本）》的长刀解中有如下记载：“此自倭犯中国始有之[2]《单刀法选》开篇也提到：“器名单刀，以双手用一刀也[3]可见这几种名词有混用的情况周纬在《中国兵器史稿》中提到的明代御林军刀，其推测为日本馈赠明帝之刀，清宫藏器也见图1，从左到右，1、2明御林军大刀，均装铁木柄长一英尺十英寸，刃长三英尺六英寸五分，总长约162.6cm;3、4、5、6明御林军长刀均木柄长七英尺五英寸，刃长一英尺七英寸，总长约274cm）[4]鉴于这种“大刀”“长刀”符合日本刀之形制，特别是周纬所称的“明御林军长刀”的薙刀形制为日本所独有，加之明代有关日本进贡物品的记录（下文详述），应为可信程宗猷在《单刀法选》中载：“古云快马轻刀，今以倭刀为式，刀三尺八寸，靶一尺二寸，则长有五尺[3]”见图2，总长约160cm）陈仁锡在《无梦园初集》中称：“倭之刀最精利，长六尺，两手两刀共长一丈八尺，虽左刀以木假之，然其右之真者亦足以杀人而无敌。

故中国之畏倭者，畏其刀也[5]（六尺约为192cm）《纪效新书（十四卷本）》中记载长刀：“刃长五尺，使用铜护刃一尺，柄长一尺五寸，共六尺五寸，重二斤八两[2]”见图3，长约208cm，重约1.475kg）茅元仪《武备志》及朝鲜的《御定武艺图谱通志》中对长刀的记载与《纪效新书（十四卷本）》相同综上所述，如果以上记载全部真实且采用明代营造尺计算刀的长度，那么见于记载的明代倭刀长度均在160cm以上如果戚继光、茅元仪及《御定武艺图谱通志》是采用周尺计算长度（周尺一尺约为23cm），那么这种长刀的长度则约为150cm戚继光在《纪效新书（十四卷本）》中就说：“彼以何器，我必求长于彼，使彼器技未到我身，我举器先杀到他身上，便有神技，只短我一寸，亦无用矣[6]”“一寸长，一寸强”“短见长，脚下忙”经过戚继光改造之后的长刀长于绝大多数倭寇所使用的刀，长于对手的兵器在交战中既可以占据优势也可减轻使用者的恐惧心理这种长刀也借鉴了中卷野太刀的制法，因为这种长刀依靠双手持握刀柄来挥舞，是十分消耗体力的，中卷野太刀将刀镡之上刀刃的一部分用皮革包裹起来，以此增加刀的可持握部分，减少体力消耗，增强持久作战能力，戚继光等人所记载的这种长刀则使用了铜护刃。

令人称奇的是这种刀的重量控制的也十分得当，如果戚、茅的记载属实，那么整把刀仅重约1.5kg戚继光没有记载这种刀的工艺，我们可以从程宗猷《单刀法选》的记载中进行参考：“如要坚硬，则刀必厚，厚必重，非有力者不能用也故制法惟以刀背要厚，自下至尖，渐渐薄去，两旁脊线要高起，刀口要薄，此即轻重得宜也[3]”用这种不断收尖的方式可以减轻刀的重量长刀之轻也可从戚继光所说的“惟此刀轻且长，可以兼用，以备临身弃铳用此[2]”得到印证3倭刀的输入与仿制作为舶来品的倭刀通过多种途径进入明朝并传布开来，其中最主要的是贸易和仿制明朝建立伊始，倭寇的活动就十分频繁明太祖时期多次派出使者与当时日本的南朝、北朝政权进行交涉，要求来贡并取缔倭寇虽然在几经反复后，明朝册封了南朝的怀良亲王，南朝及北朝也曾八次遣使来贡，但入贡中因“无表”“无国王之命”“不奉正朔”“表词不诚”等原因，明朝多次拒绝日本的入贡，并移书责之两国关系因与胡惟庸事件有牵连的“林贤事件”而降到了冰点，明太祖同日本断交，直到永乐时期，双方关系回暖，勘合贸易开始实行，明日之间以官方为主导的交往才开始频繁起来应永八年（1401），商人肥富向足利义满极言与明交往通好的利益所在（此时足利义满已经将征夷大将军之位让给儿子足利义持），足利义满被说动，决定向明朝派遣使者。

日本贡使的进贡物品中刀已在列，《善邻国宝记》中记载此次入贡的众多物品中有“剑十腰，刀一柄[7]”遣明使在次年（1402）和明朝使者一起回到日本，带来了建文帝的诏书此时明朝政局变动，靖难之役结束，朱棣登上了帝位应永十年（1403）足利义满以天龙寺坚中圭密为正使与明使同行到明朝朝贡，并预先准备了致明惠帝与致明成祖两道表文，以便遣明使到达明朝时，不管是谁在位，均可立即呈上表文与此同时，明成祖也准备遣使日本，使者还未出发，日本使者便到达了宁波礼部尚书李至刚奏：“故事，番使入中国，不得私携兵器鬻民宜敕所司核其舶，诸犯禁者悉籍送京师[8]”但明成祖则准许日本使团进行兵器交易，可想而知，明成祖的这一决定将会为倭刀对华出售提供极大便利永乐二年（1404）明朝使者赵居任送日使回到了日本，这一年，明成祖同意与日本进行贸易，“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8]”但明日双方均未严格执行关于勘合贸易时间、船只及人员数量的规定藤家里之助对日本入贡有如下统计：永乐二年（1404）至永乐八年（1410）间，日本6次入贡，每次均为38艘船宣德八年（1433）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勘合贸易终止，日本11次入贡，每次3艘到9艘船不等[9]。

倭刀始终是日本进贡的重要物品，虽然文献中并不是对每次日本进贡物品及其数量有详细记录，但我们也可以从几次有记录的进贡物品中一定程度上推测倭刀进入明廷的数量，下面举以下几例：宣德八年（1433），日本“入贡人船踰数，刀剑过多，特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