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视角下延安时期党员形象初探.docx

    图像视角下延安时期党员形象初探    邱跃强摘 要：延安时期的图像有着自身的独特性，不仅具有丰富的实用价值与美学内涵，而且也蕴涵着鲜明的政治意味与文化考量，是革命现实环境、经济水平、文化策略等多种因素合力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有关党的图像，无论是普通战士、党员，还是党的干部、领袖，为我们全面深刻地理解与把握中国共产党员的形象提供了多元而独特的视角而且，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日报》上所刊登的有关共产党员的图像，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形象与中国力量Key：图像;《解放日报》;延安时期;党员形象图像作为一种视觉体验，具有跨越种族、语言，且生动、直观的审美共情功效，尤其是在革命年代，图像可以超越语言、文化的限制在更大程度与范围内联接每一颗具有激情与爱国之心的种子，在抗战的烽火中破土而出笔者所说的图像，主要指的是木刻版画、漫画等手工绘制完成的图画，延安时期，尤其是《解放日报》上有关党的图像是不同于当今时代报刊上有关党的图像的，而这也正是《解放日报》上图像的独特性所在只有厘清这种独特性，才能在正确的语境与含义下把握与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是如何塑造的，既而才能知晓塑造的是什么样的形象以及这些形象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什么作用与意义。

也只有如此，才能全方位、多层次地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有一个全面认识与深刻理解一、《解放日报》中图像的独特性不同历史时期的图像具有不同的特点与作用《解放日报》中的图像产生于抗日救亡的革命时期，即这一时期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便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赶走外国侵略者，因此，这一时期更为注重和强调的是图像的政治功用与革命价值，利用图像的直观性与生动性等特点，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团结起来，共同服务于抗战;其次，《解放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机关报，是党政治政策的有力载体与主要宣传渠道;《解放日报》于1941年5月16日星期五第一版的《社论发刊词》中说“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确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自觉担负起抗日救亡的重大责任从中可以看出，延安时期图像的作用与意义既不同于五四时期的个性化与商业性，也有别于当今世界图像的普遍性与任意性《解放日报》上有关党的图像与当时的政治政策、物质条件、文化策略、读者的文化水平等是密切相关的就图像产生和制作而言，被称为“图像时代”的今天，“机器性视觉媒介主导并制约了人类‘视觉性的方方面面。

置身其间，无论是我们的‘看与‘被看，还是视觉的呈现与体验，无论是媒介的图像、社会的奇观还是自然的景致、日常的生活，都逃不脱视觉媒介机器及其所生成的影像的制约”②现代技术和机器的广泛使用使得图像的批量化、程式化得以最大程度地实现，而《解放日报》上所刊登的图像的制作与完成，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木刻家或画家的双手独立完成，几乎很少使用机器参与其中，这既是当时物质条件的局限所致，同时也是其图像的独特性所在，每一笔、每一划都浸透着画家本人的思考，最后还需要反复琢磨和修改才使得图像得以最终呈现因此，相比于当今视觉媒介机器的图像生产，延安时期图像的生产更具个性与丰富性，与创作者本身有着更为直接密切的关联同时，正是由于延安时期物质条件差、科学技术落后、经济水平低等因素，延安时期的图像才更加显得珍贵和来之不易，这种珍贵和来之不易放在当今可能不值一提，只是多费一些胶卷或多占一些内存的事情，而在当时，它的珍贵性和来之不易性决定了图像本身或图像塑造的客体是经过选择和思考的，是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的，是值得占用版面的，特别是其中所刊登的有关党的领导人和普通党员的图像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最终相继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赢得了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

而图像的产生和制作，可以使得这种影响传播得更广泛，不仅给身处在陕北的民众知道和了解党的形象，而且也给全国乃至世界的人们所了解图像作为人的实践产物，是人的理念的凝结人对图像的认识建立在最初的直观认识的基础上③也就是说，有关党的图像的制作和展示，是创作者和与党有接触的人对党的最直观的认识，不管是艰苦朴素，还是勇敢无畏，图像是党的形象在外观上最直观的展现相对于文字，图像更容易把握与消费，更能给观众带来感官的刺激与感性的愉悦④同时党的形象的塑造是党的建設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当时革命战争年代里，具有连接情感的作用，它可以起到民心所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带领中国人民赶走外国侵略者的强大效力陈剑在《图像的表征与“内里”——古元延安时期婚姻题材木刻版画作品的视觉文化解读》一文中说：“‘图像并非是单纯的‘画，而是更高意义的文化视觉系统……但就传播需求的角度而言，对图像的筛选则应当符合一定的政治标准和图像的政治生产规范，这既是时代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图像本身的社会规律决定的⑤延安时期图像的选择与刊登，同样地也蕴含着强烈的政治意蕴，这些图像有些是独立的，有些是与文字互为整体的，这其中自然也会涉及到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

而“图像的思想来源于图像表象所表征的事物本身的意义，以及艺术家主观因素的渗入图像的意义产生于图像与观众的互动”⑥因此，一幅图像的最终“完成”与意义的呈现来自于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双向作用文章对图像下中国共产党形象的研究，主要是将图像看成一个完整的个体，从图像本身所蕴涵与展现的形象层面来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进行研究二、乐观自信、勇敢无畏的形象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编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 — 一九四九）》一书对党的形象的定义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党的性质、宗旨、任务、指导思想，在开展政治活动中呈现出的行为状态和整体面貌，并通过外部展示和媒介传输后，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感觉认知和价值判断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那天起，就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形象也在党走过的峥嵘岁月中逐渐建构、确立与完善延安时期，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图像主要以报刊作为载体，而《解放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机关报，其所刊登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图像对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建构、传播等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意义《解放日报》中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图像不少，比如1942年8月15日星期六第四版刊登工柳《和人民在一起——纪念左参谋长》一文，并配图工柳刻《左权同志遗像》、1942年9月1日星期二第四版刊登《何云同志传略》一文中配图何云同志的素描人物头像、1942年11月7日星期六第一版毛泽东《祝十月革命廿五周年》一文中配图毛泽东的头像、1942年11月7日星期六第一版朱德《祝苏联十月革命》一文中配图朱德的头像、1942年11月7日星期六第四版高岗《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纪念苏联十月革命廿五周年》中配图高岗的头像、1943年7月2日星期五第四版吴玉章《共产党改造了我的思想》中吴玉章的图像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又构成了党的干部甚或主要领导人这一类型的群体形象。

不妨来做些具体探讨比如上面例举的《和人民在一起——纪念左参谋长》一文及其配图《左权同志遗像》就很有意思語言表述作为这篇文章的主体，占据着版面的绝大部分，处于主导和强势地位，而图像只有一张，占版面的一小部分，属于辅助正如赵宪章在《语图符号的实指和虚指——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一文中所说：“语言作为声音符号具有实指性，图像则是虚指性符号;‘实指和‘虚指的不同，决定了当它们共享同一个文本时，语言符号具有主导性质，图像符号只是它的‘辅号⑧从语言的“辅号”即图像中，我们可以更为直观和形象地感受到左权同志作为党的干部所具有的形象特征对于那些不识字的读者来说，这篇文章中的文字已经失去意义，其地位也由“主导”变为“无导”，图像的意义成为文本的全部意义，图像主导着文本，图像由一个辅助的功能，变成了文本意义的生成与可能由于读者的不同，它充当和替代了原本属于语言所具有的功能与意义，并将自身的意义与作用进行扩张，而这一点，又是与当下研究者所说的“图像霸权”等意义是不同的同时，由于图像具有的“虚指性”特征，当没有语言强势的介入，或语言的主导性失效时，图像的虚指便会给予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延展作者的言说空间，这种给予与延展，从更深层面来说，可以看作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种深层有效互动，当然也是一种有限互动，由于特定环境和文化的影响，读者的想象不可能越过现实的海洋，而这又是一种合理、合乎作者预期的一种互动。

对于既能读图又能识字的读者来说，语言和图像依然维持着一种和谐、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如文中所写：“然而，他有一个东西在活着，活得更旺盛，更强壮这个东西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像他在生时一样这个东西正在组织着和指挥着更伟大的力量⑨这是语言所要传达的准确的唯一的含义，图像则强化与凸显了这层含义，人们透过文字脑海中会浮现左权同志一心为民、为党，甘于奉献与牺牲的光辉形象，同时，人们即使不看文字，只看到图像，也会由图像联想到左权同志的光辉形象，这种形象的生成与浮现，不仅是左权同志个人的，而且是党的群体形象的生动展现不管读者是以何种渠道（语言或是图像，或二者兼备）进入作者所构建的视觉空间，其最终的抵达却是相同的，都参与和最终共同完成了作者的文本或视觉形象建构中国共产党乐观自信、勇敢无畏的形象主要是通过图像中人物的外貌特征，即人物的眼神、动作、表情等展现出来的例如1943年12月2日星期四第一版毛泽东《组织起来》中毛泽东的头像《组织起来》这篇文章是毛泽东1943年1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尤其是1941年之后，由于日军的不断进攻与侵略，加之国民党部分势力的经济封锁、政治压迫等，解放区的经济日益困难，人们的生存生活都受到极大的威胁和挑战。

在这时，毛泽东为边区的军民指明了方向和生存的道路，那就是自己动手，努力生产，由此，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人人参与的大生产运动，不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军官要领，大家都自觉地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在面对吃饭问题、温饱问题、危及人的生命问题的时候，是共产党站出来为人民群众指明了方向，解决了温饱，党是人民群众最为信赖，也最值得依赖的力量图像中毛泽东目光如炬，眼睛坚定地望着前方，给人一种自信与乐观，这种自信与乐观感染着边区的每一个人，成为他们度过艰难时光、克服困难的一种精神支柱，因为他们从毛泽东的脸上看到了自信，看到了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和决心，“劳动成英雄，生产受表彰，极大地提高了边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⑩边区人民的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越过越好三、艰苦朴素、人人平等的形象党的乐观自信、勇敢无畏通过图像中人物的面部表情、眼神、动作等体现，而艰苦朴素、人人平等的形象则主要体现在图像中人物的着装在延安时期，尤其是在初期，延安革命队伍里实行物质生活供给制，“所有生活资料都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组织系统发放，在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确保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供应，维持革命队伍集体生活的温暖”{11}在战时这样一种政策下，它所带来的不仅是个人生存的保障，同时也加强和巩固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关系，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复始之旅》一文中在谈到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时说：“红军跟我过去见到过的任何别的军事组织不太一样：军官廉洁，官兵生活待遇平等，十分注重政治训练，军队在每个村庄组织穷人参加革命委员会。

简而言之，共产党人尽量要让每一个男人、妇女和儿童都积极参加一个组织{12}虽然每个人的工作不同、职位不同，但是人与人之间不仅在物质上是平等的，而且在人格上也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因为“主持社会公平正义，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延安革命队伍在物质生活资料分配上实行供给制，在社会生活中实行一律平等的同志关系，在政治生活中对于领导干部有更高的标准、更高的要求，努力实现法律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