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各自然到体物为妙-论郭象哲学对南朝咏物诗的影响.docx

    从“物各自然”到“体物为妙”论郭象哲学对南朝咏物诗的影响    黄溢芝（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摘 要] 由于魏晋清谈风尚的推动，郭象“物各自然”哲学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多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哲学思想源于王弼的“无”而发展成万物自身的“有”，从而引领士人逐步发现并认识“物”本身，对物的发现与认识在文学领域发展到极致的表现便是南朝咏物诗的出现和繁荣，因此从思想史角度而言郭象哲学是南朝咏物诗产生的思想基础[Keys] 郭象； 自性； 自然； 体物I206.2：A：1672 - 8610( 2010) 03 - 0014 - 03咏物诗是中国诗学史中的一个大类，历来都受到文学研究者的重视，而南朝咏物诗作为咏物诗家族中的一个异类尤令人瞩目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南朝咏物诗中的宫体诗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对这类诗的研究也从之前的一味批判逐步转向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对于南朝时期这类特异的咏物诗兴起并达到全盛的原因研究者们也从社会背景、政治因素、文学思潮、审美机制、创作心理等多方面进行了详细深入的探讨然而历史上一类特殊现象的集中出现往往与当时的思想观念有密切联系，文学作为思想意识的产物也不能例外，南朝咏物诗的出现正是一定思想观念影响下的产物。

毋庸置疑，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潮是玄学，玄学不仅在思想上也在生活上对六朝士人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因此要从思想史角度探讨咏物诗的产生我们也必然无法绕过魏晋玄学自东汉末年始，战乱频仍，国家倾颓，“生民百遗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两汉时建立的礼教秩序完全被打破，中国社会似乎再次陷入礼崩乐坏的局面面对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人们开始对生命产生了疑问，“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因此士人也对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产生了疑问：“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而社会、政治的混乱也使人们从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中解放了出来，思想之逍遥自由成为魏晋时期最鲜明的时代特征现实生活之不可期，政治理想之不可实现，使人们将目光转向了精神与内心世界，“其时之思想中心不在社会而在个人，不在环境而在内心，不在形质而在精神”玄学的产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自由、大解放的背景之下玄学的核心问题是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关系，首先想从形而上层面建立政治秩序以解决二者矛盾的是正始玄学的代表王弼王弼主张以“无”为体，“无”具有怀疑性，没有规定性，也就是自然地“道”道是本，是体；名教是末，是用，“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

换言之，遵循道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存其子，举其末”，亦即维护名教这样王弼就从理论上证明了名教出于自然的观点但是这种理论并不能在人生方式上指导人们获得精神的慰藉司马氏篡权后，以名教为工具铲除异己，士人遭到精神、政治迫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既然名教出于自然，最终的追求又是与道为一，那何妨越名教而任自然由此竹林玄学将王弼的玄学从理论变成了一种人生方式，任心而为，放达纵情成为这一时期的社会风尚这种风气对道德秩序和政治统治的破坏可想而知，绝不可能容于上位者，因而竹林玄学的领袖之一嵇康成为第一个牺牲品，血腥的迫害直至“天下名士去者大半”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不但没有调和反而更加激化了真正解决名教与自然矛盾的是郭象郭象与嵇康的思想皆出于王弼，嵇康是从无的“道之自然”意义出发发展了王弼的思想，而郭象则是从无的“物之自然”②意义出发阐发了名教即自然的思想王弼的物之自然是说“物有常性”，故要“顺物之性，不别不析”，“顺自然而行，不造不施”，使物自为，才能使“万物各适其所用”而“畅万物之情”，若“造为之，故必败也”郭象从这一点出发进一步阐发物的自然本性，“自生耳，非我生也”，“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物的自然本性是天理自然，“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是“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因此“戴黄屋，佩玉玺”，“历山川，同民事”要是在自性之内便是自然。

在郭象看来庙堂与山林，名教与自然均是性中所有，是性之必然，故无对立可言夫仁义自是人之情性，但当任之耳”，“自得其为，则众务自适，群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至此名教与自然得到了统一，二者的矛盾也就不存在了名教与自然的统一得益于物之自性的发现，事物的存在本身即是物的本性的充分表现，万物各自顺应自然，只要充分展示了自身的存在，那么“形虽弥异，其然弥同也”事物的外在也是事物本然状态的一部分，处于事物的性分之内，它无关于社会道德礼教，无关于人的喜怒冀求而独立存在，它的直接呈现本身即是真，是美这一思想应用于文学艺术便是物的发现因此到东晋末期，“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人们首先发现了自然山水的美：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日：“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一《世说新语·言语》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世说新语·言语》白然山川终于从仅仅是人们托怀寄兴的载体的身份中逐渐摆脱了出来，开始拥有了作为客观的物而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种变化使这一时期的诗歌从“体道开始向体物转变”为南朝咏物诗的兴盛创造了基本条件。

早在元嘉时期土人已经慢慢注意到不仅自然广袤是美，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四时季象都有其美：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世说新语，言语》这种对物之本性的关注以及观照对象的细小化倾向正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南朝咏物诗的滥觞经过元嘉时期的短暂治世，南渡士人已经习惯了江南的物阜民丰，安逸繁华，秦汉以来的昂扬壮志都在魏晋的战乱和南朝的温软秀美中被消磨得所剩无几土人沉迷于现实的偏安享乐，目光也逐渐转向更加美轮美奂的宫廷园林以及奢侈的日常生活，观察的对象越来越琐碎细巧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得分，而物物之名各当其形也”，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土人更加无所顾忌地尽情欣赏日常生活中的各类事物，那些看来平淡无奇的事物、无伤大雅的情趣大量人诗，造成日常生活普遍诗化的风尚：从风、雨、雷、电、花、鸟、鱼、虫，到帘前灯下的琴、棋，扇、香、灯烛、碗盘，甚至镜台、坐席、帐幔、脚下履、领边袖这些与女性密切相关而难登大雅之堂的俗物也都成为土人津津乐道的对象人们乐此不疲地对这些日常用品集中描摹，细致勾勒，力图用最准确的辞藻淋漓尽致地刻画出物的自性，从而能够单纯地欣赏这些事物的美。

正因为这种欣赏的纯粹性，人们很少加入个人的感受，寄托、咏怀、言志等主观思想内容慢慢从诗歌中淡出直至完全捐弃白水满春塘，旅雁每回翔唼流牵弱藻，敛翮带佘霜群浮动轻浪，单泛逐孤光悬飞竟不下，乱起未成行刷羽同摇漾，一举还故乡一沈约《咏湖中雁》 动静结合，将雁啄食之貌，振翅之态通过声音、动作表现得细致入微，跃然纸上风轻不动叶，雨细未沾衣入楼如雾上，拂马似尘飞——萧绎《咏细雨》白描和比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雨之细密的特点显然这些诗都注重描写对象本身的特征和神韵，绘形绘声，工笔细画，而没有加入任何作者的思想感情难怪刘勰说：“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印字而知时也然而同时，南朝的这些纯粹的咏物诗又绝不是汉代那样“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的穷形尽相和“君形者亡”‘而是要“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以便更加充分地体物以领会物之性分及其自然美到了萧梁时期，率性从欲，任性自然的风气更为普遍，“体物为妙”的思想进一步扩张不仅是精致的日常用品，连娇美的江南佳丽也成为体物的客体以满足观赏的需要，人们将笔触从女性贴身用品伸向了女性本身。

华丽的衣饰，袅娜的姿态，都受到人们细细地观赏和生动地描绘，诗歌的辞藻也自然变得靡丽轻艳，被后人称为“宫体诗”然而宫体诗的创作动机和之前的南朝咏物诗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两者都是为了体物，为了纯粹地欣赏观察对象的性分之美，从这一角度而言宫体诗就是特殊的咏物诗，故并不能称其只是“纵欲要求的升华”洛浦疑回雪，巫山似旦云倾城今始见，倾国昔曾闻媚眼随羞合，丹唇逐笑分风卷葡萄带，日照石榴裙自有狂夫在，空持劳使君——何思澄《南苑逢美人》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攀钩落绮障，插捩举琵琶梦笑开妖靥，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萧纲《咏内人昼眠》 清丽奢靡有余，倒还不至于淫糜低俗如果把美人仅仅看作如同团扇、琴瑟之类的器物一样的客体，单纯地欣赏她的娇美，那这些诗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结构严谨，工巧精致而又不失创新的咏物杰作了最大的区别大概是宫体诗受体物思想的影响远比同时代一般咏物诗深远，因此也比咏物诗走得更为极端在宫体诗中虽然也随处可见对美人心思的描写，或描绘美人的哀怨，或表现美人的惆怅，或显露出美人惹人同情叹惋之态，但是这些描写从诗人创作立场出发并不包含诗人本身的思想感情，只是客观地刻画美人的内心世界而已，或者说美人的情感作为美人这一客体性分的一部分也成为诗人观赏的客观存在。

因此，面对美人的闺怨诗人可能不但没有太多同情，反而对因这种怨情而流露出来的神态津津有味地加以玩赏并兴致勃勃地在诗中细致刻画入堂值小妇，出门遇故夫含辞未及吐，绞袖且踟躇摇兹扇似月，掩此泪如珠今怀固无已，故情今有余一萧绎《戏作艳诗》这样一来，所谓的“宫体”也就成了有特定内容的咏物诗了咏物诗是源，宫体诗是流，宫体诗是咏物诗的延伸和变种”，这一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自隋唐以来学术界多对南朝咏物诗严加鞭挞，称其“雅道沦缺，渐乖典则”，“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似乎除了彩丽竞繁，韵奇字巧外便一无是处南朝咏物诗存在过于雕琢等弊端其实有梁一代的诗人们自己已经意识到了，简文帝萧纲雅好题诗，自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虽伤于轻艳，仍笔耕不辍，实在非其本人胸无大志，沉迷享乐，而是“崇有”的体物思想烙印过于深刻，无法摆脱即使“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的裴子野亦不能免俗地创作了不少咏物诗飘飘千里雪，倏忽度龙沙从云合且散，因风卷复斜拂草如连蝶，落树似飞花若赠离居者，折以代瑶华——裴子野《咏雪》‘’’若说这首诗有什么缘情言志的成分在里面恐怕大多数人都不会同意，很显然这仅是一首以奇特的想象连缀而成的单纯地赏雪的咏物诗而已。

这位特意写《雕虫论》批判当时放荡文风的儒家士子也不免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可见当下之思想意识对士人影响之深且巨事实上，这种崇有的体物思想一直到唐宋之间仍有流风余韵，对南朝咏物诗持否定态度的唐代大诗人也不是没作过兴寄都绝的咏物诗紫骝行且嘶，双翻碧玉蹄临流不肯渡，似惜锦障泥．白雪关山远，黄云海戍迷挥鞭万里去，安得念春闺——李白《紫骝马》月好好独坐，双松在前轩西南微风来，潜入枝叶间萧寥发为声，半夜明月前寒山飒飒雨，秋琴泠泠弦一闻涤炎署，再听破昏烦竟夕遂不寐，心体俱倏南陌车马动，西邻歌吹繁谁知兹檐下，满耳不为喧——白居易《松声》思想意识对士人的影响往往是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之深刻巨大也许身处当下的人们完全无法察觉，更遑论避免南朝咏物诗的产生和繁荣正是郭象物各自然，顺物之性思想的极端表现，有其特定的思想史意义，也是在哲学思潮影响下的文学史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这是我们现今研究南朝咏物诗不宜忽略的重要方面[注释]①本文的咏物诗指的是广义的咏物诗，即既包括吟咏风花雪月、日常器物的狭义咏物诗，又包括以女性容貌、衣饰、姿态为吟咏对象的宫体诗关于这一界定的具体阐述详见正文②关于王弼的自然学说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