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守义方能长取利.doc

恒守义方能长取利——读《论语与算盘》有感陈 栋《论语》是中国文化的源头，高扬“义”的旗帜，代表仁义、伦理和道德；“算盘”是中国传统的理财工具，充当“利”的象征，代表精打细算，缁铢必较在常人眼中，这两者犹如针尖对麦芒，而在日本商界“教父”涩泽荣一眼中，这两者丝丝入扣，无缝结合涩泽荣一，1840年出生于日本的工商家庭，从小便修汉学、练剑术1867年作为日本使节团成员，他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后游历欧洲两年此番经历开阔了他的眼界，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也为他日后的商业活动奠定了基础回国后，他受明治新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职，一度升任大藏大臣但不久便辞职转投实业1873年，他开设了第一家银行——第一国立银行，随后建立了东京海上火灾保险、日本邮船、东京纺织、王子造纸、札幌啤酒、日本水泥、东京煤气、帝国饭店等近500家公司，并且都是“日本株式会社”的代表公司，业务范围横跨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日本近代的“实业之父”、“金融之王”《论语与算盘》是涩泽荣一总结其一生学习《论语》的体会与经营企业的经验，辑录平日讲演与言论而成的书。

全书共十章，集中表达了儒家的经营理念与儒商的处世之道《论语与算盘》出版以后，一版再版，深受读者欢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术界也竞相翻译此书，有多种译本问世，广泛传播其“仁富合一”、“德财合一”的理念，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论语与算盘》不仅论经济、讲道德，还涉及教育、人格等人生许多问题，有不少方面值得我们借鉴首先，涩泽荣一匡正了后世对《论语》中孔子谈“义”与“利”思想的误读他仔细研读《论语·里仁篇》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和《论语·述而篇》中“富而可求也，虽执鞭士，吾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等章句他认为，前一句的要旨是，财富与地位是每个人都想要的东西后一句则强调，如果财富可以追求到手，即使是执鞭之类的下贱差事，我也去干；如果不可求，我还是干我所喜欢的事吧涩泽荣一据此宣称，《论语》一贯重视财富和利益，孔子决不反对经商致富，孔子只反对“不义”、“不仁”的富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观点，是后世学人对孔子原义的曲解，是对孔子义利观的误读他从孔子的义利观切入，提出自己的新观点，主要目的是让日本民众明白求“利”并不违背先圣的古训，普通百姓只要取之有道，尽可放手追求。

其次，涩泽荣一强调“论语”与“算盘”的高度一致性，认为只有信奉“论语”，才能拔动“算盘”传统观念总是把“义”与“利”对立起来，或者总要争辩孰先孰后，认为两者互相割裂、不可协调如中国一直有“为富不仁”之说，古希腊有亚里士多德“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的论述这些传统观念的形成与播迁，当然与少数不法商人无视信用，弄虚作假有关，以至形成“无商不奸”的成见，极大地影响了商业的地位，阻碍了正当经济活动的开展涩泽荣一大力反对经济活动与伦理道德互不相容的旧观念，反复以自己的亲身经验说明《论语》与“算盘”是可以一致的，“算盘因为《论语》可打得更精，《论语》也因算盘而得出真正的致富之道，这才是两者息息相通、近在咫尺的关系他认为，“增加财富有什么方法和根源可寻吗？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以仁义道德为本、公平正义为理，只有这样凡事才能长久” 他不断强调，“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因此，他明确表示，既要把《论语》奉作修身的根本“经典”，也一定要把《论语》作为商战上的“兵书”涩泽荣一还大力呼吁国家抛弃陈腐观点，实行重商政策涩泽荣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官尊民卑”、“重官轻商”的时代，日本仿效中国实行传统的重农抑商、重官抑商政策。

涩泽荣一深知要振兴经济，强国富民，必须转变“重官轻商”的世俗观念，“如果轻视金钱，国家又怎能富强？”轻商、抑商者从儒家思想中寻找支撑自己观点的理由，涩泽荣一就从儒家经典《论语》中寻找自己的理论依据他指出，孔子在《论语·里仁篇》和《论语·述而篇》中已清楚表明了重视商业的理念，追求财富的态度孔子从来不鼓励贫穷，而是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涩泽荣一告诫道，“利益与仁义道德要相互协调，空谈理论只会产生负面效应，挫伤自己的元气，生产力减弱，导致国家灭亡，”这简直是一个国家的灾难涩泽荣一又提出“士魂商才”的概念，勾勒了近代日本儒商的形象涩泽荣一是日本商界的精神导师，被称为“第一儒商”，这不完全是因为他自身学养深厚、商才杰出，还在于他提出了近代日本“士魂商才”的儒商概念他说，“人立足社会、为人处世，一定要有士道精神，但仅此而无商才的话，在经济上会容易遭受灭亡的打击，所以士魂还必须有商才”也就是说，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务实与才干他不仅提出“士魂商才”这个概念，还清晰指出了培养的途径，认为“《论语》是最能培养士魂的根本之基”，而“商才的培养之道，在《论语》中可以充分的学习”这一刻，《论语》已集道德“圣经”与商业教材于一体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涩泽荣一不崇空谈，知行合一明治维新以后，他毅然从政界抽身，投身亟待发展的工商业，是重商主义的典型实践者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他左手《论语》，右手算盘，修身与经商并重，也不愧是义利结合的实践者他以自己的实践和巨大成功，亲证了《论语》与算盘、道德与商业的神奇结合，亲证了东方资本主义与孔子儒学之间的相应关系《论语与算盘》本质上是在诠释“义”与“利”的关系长期以来，“义”与“利”一直是个很纠结的问题涩泽荣一以前，有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涩泽荣一以后，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从理论上阐释了宗教、道德和伦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中国，“义利之辨”也是儒家传统的重要义法之一，远有孔子、朱熹等人的论述，近有温家宝总理“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血液”的殷切期望但在现实经济领域，这个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商业活动中，都始终没有解决好美国的 “安然事件”、“庞氏骗局”，中国的“黑砖窑”、“三鹿奶粉”等等，充分暴露出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与“利”之间出现的严重脱节和分裂；客观表明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国内也存在于国外；不仅过去有、现在也有，如果不认真对待，将来还会有。

现在，各界都在热议如何构建现代商业伦理和商业文明的问题，提出了“企业公民”、“企业社会责任”、“企业道德指数”等许多概念其实这个问题，一定意义上就是传统“义利之辨”的演变进入二十一世纪，构建新的理论体系，我们不能完全拘泥于《论语》，也不能停留于《论语与算盘》我们需要有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精华；也要回到中国文化的源头，汲取传统文化的精粹，还要密切关注社会嬗变和未来走势，撷取时代的精彩，打造出兼具历史元素、时代特征、未来概念的商业伦理和商业文明理论体系然而，构建现代商业伦理和商业文明，是一个理论问题；但说到底，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不应该只是学界热热闹闹地提出几个前沿命题，创造一些新鲜概念；批判的武器总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现在更重要的，是行动，是实践这是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一书和他一生商业活动对我的极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