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三国文化遗址一览.doc

成都三国文化遗址一览古蜀文明的起源是岷山河谷，包括成都平原、临邛（今邛崃）、江源（今崇州）、南安（今乐山）这一“三角地带”蒙文通先生《巴蜀史的问题》指出：“中国农业在古代是从三个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是关中，一个是黄河下游，在长江流域则是从蜀开始的”他主张“农业是从江源入成都平原的，江源、临邛，正是岷山河谷，蜀的文化可能从这里开始”如果说古蜀文明从一个“三角地带”开始，那么，蜀汉文化遗址的“铁三角”，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特色是城市的标志，而城市最大的特性是文化性蜀汉文化核心区域是成都的心灵、神韵和独特风俗的实体代表西汉至东汉，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天府之国已基本形成；三国时期，成都作为蜀汉政权的中心虽然从刘备建都到后主投降才短短42年，但成都在三国文化里的核心地位当仁不让，而且是三国文化的“首府”既是“首府”，其凝聚的核心在哪里？成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四座帝陵一是惠陵；二是成汉李雄的安都陵；三是前蜀王建的永陵；四是后蜀孟知祥的和陵年代最早、影响最大、又是首批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便是刘备的惠陵惠陵不但是西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帝陵，而且是唯一保存至今、毋庸置疑的三国时期皇帝陵。

惠陵还是一座合葬墓，除刘备外，还葬有甘夫人和吴夫人历代修葺，均有史志书、舆地书等详细记载旧时坟堆甚大，异峰突起，成为回望城内皇城的一个瞭望台后来在惠陵旁边修建刘备庙，南北朝时在刘备庙旁再建武侯祠惠陵边那棵盛传为诸葛亮手植的古柏，俨然已经成为他鞠躬尽瘁的象征密叶四时同一色，高枝千岁对孤峰此中疑有精灵在，为见盘根似卧龙这是唐朝诗人雍陶的描绘据《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二引《陆游记》记载，有位唐代节度使曾来武侯祠，从该古柏上取下一树枝，制成手板，以书写记事，被记入后来的一种《图志》，遭到批评可见在蜀人心目中，即使是节度使，也不能擅取武侯祠一草一木成都城内，存在一个蜀汉文化的“铁三角”如果以浆洗街为南北纵向轴，偏西方向是刘备墓惠陵，东北方向四五华里是关羽的衣冠庙，西南方向四五华里是张飞的衣冠冢（成都民间把位于今华西医院高干病房区内的小土坡认为是“张飞墓”，实为“成汉贵族墓”，1985年成都市考古队就发掘过，出土有上百件文物这一误会，深切体现出成都百姓对张飞的缅怀之情）成都市考古队蒋成曾经表达过自己的猜测：“三国和四川渊源甚深，离此墓不远的武侯祠有刘备的惠陵，洗面桥旁有祭祀关羽的衣冠冢此三处如三角形三个顶点，犄角而立，恰如桃园结义之三兄弟。

从位置而言，三个坟地恰如三角形，三个顶点犄角而立本土民俗史学者帅培业进一步阐明了这一“铁三角”的意义，这个三角区域，应该是成都地域文化最重要的所在之一，更是蜀汉历史地理的精华所在因为围绕这个三角区域，惠陵、武侯祠成为核心，黄忠墓、赵云墓以及洗马池、万里桥、诸葛井、九里堤、向宠墓、庞统墓、马超墓、张飞营、牧马山等蜀汉历史文化点位，层列其外，构成蜀汉三国英雄文化的一个有序分布其实，这一“铁三角”布局早已形成南宋《方舆胜览》记载：“关、张祠……俱在府西七里惠陵左右宋朝任渊《重修先主庙记》将分布说得很清楚，刘备庙在东，惠陵在西，武侯祠在庙西稍偏南，君臣紧紧相依《明一统志》中更有“铁三角”的详细地理分布记录，并说到洪武初年，才把诸葛庙与惠陵“合庙祀之”由此，武侯祠成了全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著名巴蜀文化学者王家祐主撰的《汉晋夕阳——三国旅游寻踪》认为：“刘备的惠陵与关羽衣冠庙、张飞桓侯祠，呈三角排列，这绝非偶然，而是民间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表现形式遗憾的是今天仅存刘备的惠陵，而他两位兄弟的祭祀遗迹却荡然无存了蜀汉皇宫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设坛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年号章武，定都成都诸葛亮为丞相。

蜀汉皇宫修建于何时？史无明载，而且经过1800年的变迁，也无准确的遗址可认但武担山则成为后人考证蜀汉皇宫的地理坐标《三国志•先主传》载，公元223年，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武担山，位于新华西路成都军区大院内的东南角是一个高约20米、宽40米、长100余米的小土丘，略呈马蹄形，西高东低，占地面积680平方米按照武担山的坐标推断，刘备皇宫的位置应该在今天人民南路展览馆西北角具体来说，以展览馆从南到北的街道为中轴线，刘备故宫在中轴线西北方向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刘备皇宫的地理位置正好处于成都的中心偏左一点，是真正意义上的“心脏”位置在刘备去世后，刘禅曾对蜀汉皇宫进行了扩建，晋文学家左思写《蜀都赋》，文中备言蜀都之壮丽、皇宫之辉煌，其文曰：“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匝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涂营新宫于爽嶝，拟承明而起庐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至于所提到的“阳城”，即少城东南隅之阳城门，约在今成都文庙后街临近汪家拐处可见蜀汉皇宫在蜀国灭亡之前，规模扩大了不少，成为当时令人惊叹的建筑杰作锦官城蜀锦是成都的一大特产，历史悠久在东汉时期，在成都就有专门管理蜀锦生产的“锦官”，其官署就在成都东南的“流江”岸边，后世称成都为“锦官城”即源于此。

三国时期，蜀锦不仅是全国热销的产品，更成为蜀汉政权赖以生存的命脉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为了提高蜀锦产量，增加政府收入，诸葛亮恢复了“锦官”，专职管理蜀锦的生产和调拨在其治理下，蜀锦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直到蜀亡，国库尚有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织锦业之繁盛可见一斑民国所修的《华阳县志》中记载，李膺《益州记》：“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南岸皆蜀时故锦官处也，号锦里，城墉犹在时至今日，位于武侯祠旁的锦里已经成为成都的一大旅游景点，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前往诸葛亮丞相府《三国演义》中，“安居平五路”的著名桥段令人记忆深刻在刘备去世后，蜀中空虚，诸葛亮立年幼的刘禅为帝，曹丕乘机派五路大军攻击西蜀当时，后主刘禅吓得面如土色，忙问计于孔明，但孔明以“染病”为由在丞相府中连日不出，刘禅亲自登门求教，方知诸葛亮虽在丞相府中安居不出，却已平定五路大军，让蜀国安度危难于是后人不禁好奇，诸葛亮的丞相府到底位于何处由于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具体方位难以确定但刘备入川后住进原益州牧刘璋的州牧署（现人民南路展览馆位置），将州牧署改称左将军府214年，刘备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于是，他就在左将军府内办公，约在今人民南路展览馆附近。

公元223年，刘备病逝，诸葛亮“开府治事……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其丞相府离皇宫不远，约在今红照壁一带衣冠庙、洗面桥和桓侯巷衣冠庙、洗面桥、桓侯巷，跟桃园结义的刘、关、张三兄弟有关其中有两个是衣冠冢衣冠庙位于成都南门外神仙树街附近当年关羽败走麦城被害，尸首取不回来，蜀国百姓只得堆土为衣冠冢冢前有庙，称衣冠庙《四川通志》说，这是刘备用衣冠招兄弟的魂，再葬于此从这一记载分析，衣冠庙在蜀汉时就存在了后来，关羽自宋徽宗始被历代统治者尊崇、加封，衣冠庙得到修葺但到明末基本上毁坏殆尽，清初重建进入民国后，逐渐残破不堪1950年之前，墓、祠全部毁灭，成为仅留其名的历史陈迹与衣冠庙相连的是洗面桥街相传刘备每次来祭奠关羽，走到附近桥下，都要捧一把河水洗脸，以示虔心：他是渴望通过江水，带去对死于临沮（今湖北省南漳县）的二弟的思念洗罢，再到庙里拜祭，所以那桥又叫洗面桥后来更衍生出洗面桥上街、下街、横街等地名而玉泉街和小关庙街，都有奉祀关羽的祠庙另一个衣冠冢是三弟张飞的张飞谥“桓侯”，后人在万里桥与衣冠庙之间择地建立纪念祠堂和衣冠冢，那条巷子因此得名，但该祠早已湮没张祠在巷子的东南方向，冢旁立有石碑，上书“汉张夫子衣冠墓”，格局与关羽的相类，都是前庙后冢。

刘关张三弟兄，当初结拜创业，情深义重，可谓感天动地两千年后，他们在成都还彼此拱卫旧时，提督街有清初修建的三义庙（1997年因城建需要整体迁建于武侯祠内），四进五殿，里面曾有一副佳联：“在三在，亡三亡，而今享祀犹同伴；合义合，战义战，自昔铭勋匪异人称赞刘备、关羽、张飞结义，共图大业的情义，说他们三个人生死与共，肝胆相照，以至千秋共同享受祭祀彪炳千秋的，还是“义”赵云墓与子龙塘赵云墓位于四川省大邑县东郊1公里的锦屏山冢大如丘，依山而建，气势雄伟，四周有石砌女墙，古柏森森墓前有清幽雅静的木结构四合院建筑，正中竖有高2.5米、宽1米的墓碑，康熙年间镌刻汉顺平侯赵云墓”七个篆体大字，两侧刻有填金对联：“赤胆永佑江原父老，忠魂犹壮蜀国山河”匾文“永烈千秋”当时墓前另建有子龙庙，为明朝兴建的三重殿宇，塑有赵云及儿子赵广像由于赵云广受乡民爱戴，墓地保护较好阳春三月，乡民在子龙庙举办庙会，歌舞杂耍，茶棚酒肆，异常热闹成都和平街原名子龙塘，俗称“子龙洗马池”，相传是赵云故宅遗址占地6600平方米的池塘，可以泛舟，塘坎上立碑“赵顺平侯洗马处”晚清成都将军完颜崇实写有对联：“两字勋名高北岳；千秋大义谏东征”，从大节出发评论蜀汉英雄，赞美赵云的名望和功绩高于北岳的大将军，无愧于谥号“顺平”（省文史馆张少成先生指出，柔贤慈惠曰“顺”，执事有班曰“平”，克定祸乱曰“平”）。

清嘉庆时（1815年前后）为周氏世居，同治时期房子易主，建为芙蓉池馆，楼台亭榭依地缘而构造四川总督骆秉章死后，提督周达武购此屋建祠奉祀，街名改称骆公祠街清末改祠为迎宾馆，民国时改建为小学；池畔的祠堂短期作为成都市参议会会址上世纪50年代后池子被填平，改称和平街民国时侨居四川的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祝贺、迎送亲朋或举行宴会，一般都在城内的骆公祠、西来寺或少城内的关帝庙及城东南的望江楼举行那时，这些点位逐渐具备了“公园”的交际功能马超墓马超字孟起，扶风茂陵人，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人，汉末卫尉马腾之子曾在潼关之战杀得曹操“割须弃袍”，由是名声大振后马超依附刘备，官至骠骑将军、斄乡侯，其在羌人中威望颇高，成为刘备镇守西北的大将蜀汉章武二年（222年），马超病逝，年仅47岁，但其死于何地却史料记载不详，因此其墓今存有二，其一位于陕西勉县，另一座则位于成都新都区马超村一社（新都南门外二里许）位于新都的马超墓，历代均受到重视，据说明代四川按察使杨赡、成都知府王九德、新都知县邵年齐等官员，均曾于马超墓前立碑，又于道旁立华表清代雍正、道光年间，当地知县亦保持修缮墓地的习惯四川提督马维祺就曾亲自拜谒马超墓，写下“英风常振”匾额，更撰《马公墓志》命人刻石放存墓旁，以示敬慕之情。

文革”期间，新都马超墓遭到严重破坏，墓石全被取空，仅存土丘碑刻等颓垣败瓦1985年，新都县人民政府将马超墓列为县内重要文物遗址，并立碑保护现马超墓已毁，存墓碑于新都区桂湖公园的碑林里面黄忠墓刘备公元221年称帝时，封黄忠为“关内侯”，位列五虎上将黄忠223年病逝并葬于定军山下，谥号“刚侯”《三国志》里并未有黄忠辅佐刘备功绩最高的评价，为何成都的黄忠墓颇有些不一般？清道光五年（1825年），湖北天门县县令、学者刘沅，在成都西郊化成桥侧鸡矢树村的自家农田内，相继出土发现了“黄刚侯汉升之墓”墓碑和人骨架、剑、玉等文物他认为，尽管黄忠死在定军山，但依礼制，忠戚勋臣、封疆大吏出守边陲，一旦病逝，会扶柩回朝安葬，或在原郡建立生祠衣冠冢，所以不排除黄忠先葬定军山，后迁葬于鸡矢树村——既有墓碑，那就理应修复刘沅主持修墓建祠，墓地侧立有黄忠像，命其子刘桂文撰写楹联：“北伐数中原，溯汉中王业所基，惟公绩最；西城留墓道，与昭烈庙堂相望，有此祠高肯定了黄忠在北伐中原的多次征战中，攻城略地，为刘备称汉中王奠定基业、立下赫赫战功然后又介绍祠墓与南郊汉昭烈庙遥遥相望，老英雄的功业与祀祠同高此地后称为黄忠坟，一度为黄忠大队，今为黄忠小区，“文革”中黄忠墓被毁。

民国初年隐沪山人的《拍案惊异记》记载：清朝道光年间，有人在成都东门外掘得一座古墓，谓之黄忠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