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姆莱特的三重精神困境.docx

    论哈姆莱特的三重精神困境    朱天愉Summary：文艺复兴发生在一个新旧观念激烈冲突的时代，在带来人性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思想的混乱与伦理的失范《哈姆莱特》是文艺复兴后期的产物，主人公哈姆莱特深陷理想、信仰与理性的三重困境残酷的现实使他对人文主义理想产生了怀疑，复仇命运与基督教义的内在冲突拷问着他的心灵，无法重振乾坤的理性导致了他复仇行为的延宕事实上，哈姆莱特的精神困境是一个人类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Key：哈姆莱特 精神困境 文艺复兴 人文主义 基督教一、引言文艺复兴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一方面，它唤醒了沉睡千年的中世纪，通过对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复兴，使欧洲的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人”取代“神”成为生活的中心，这一转变肯定了人的尊严与价值，实现了人性的解放另一方面，它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人性欲望的过度释放带来了道德的紊乱、伦理的失范，欲望横流、冲突不断思想解放冲击着原有的基督教信仰与道德体系，然而新的信仰与道德体系尚未被建立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身处其中的人们日益感到焦虑与怀疑——对于未来，无所适从《哈姆莱特》创作于1601年文艺复兴的后期主人公哈姆莱特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作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文主义者，他在回到丹麦后不断遭受混乱颠倒现实世界的冲击，内心中新旧多重矛盾进行激烈的交战，由此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人文主义理想所受到的现实冲击、复仇命运与基督教义的内在冲突及无法担起重任的焦虑感，都致使他深陷迷惘的精神困境之中对于哈姆莱特的“精神困境”问题，早在2000年翁礼明就以《信仰的动摇理性的缺失——哈姆莱特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一文展开论述，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出发，指出复仇与基督教神学观念发生冲突，理性精神又不足以支撑他重振乾坤，最终导致哈姆莱特陷入精神危机之中OO Wms>这篇论文的叙述角度新颖，为解释哈姆莱特的延宕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切入口然而，文中所涉及的精神困境仅围绕哈姆莱特的基督教神学展开，论述涉及的范围不够完整全面2009年，徐子昂在《脱节的时代断裂的时间——谈哈姆莱特悲剧中的通过仪式》一文中，运用“通过仪式”理论，将哈姆莱特的困境诠释为一个难以完成的通过仪式，他指出哈姆莱特所追问的是一个现代性意味的问题，身处于人类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期，哈姆莱特和现代人一样经历着一场“最深刻和全方位的断裂”②（100-101）这篇文章从侧面印证了此前的“精神困境”问题，并将哈姆莱特的“精神困境”问题上升为了现代人正在经历的“普遍困境”。

2020年，王南在《颠覆与虚无：莎剧与中的主观性困境》中，将哈姆莱特的困境归结于其头脑中的思维与存在、本质于表象、理想与现实的对立，提出哈姆莱特正是“现代社会中高度主观抽象的现代人的真实写照”③（124-163），从“主观性”的角度对于哈姆莱特的困境进行了新的诠释总体而言，近年来对于哈姆莱特“精神困境”的研究不断深化，对于哈姆莱特“精神困境”的产生原因与分析角度日渐多元，且与“现代问题”的联系日益紧密在此基础上，本文试从历史、宗教、精神史多个维度出发，对哈姆莱特的“精神困境”问题进行全面、完整的梳理与剖析，将哈姆莱特的困境归纳划分为理想、信仰、理性三重困境，依托文学文本的发展逻辑，探讨哈姆莱特如何从一位充满理想的人文主义者逐步陷入迷惘的绝境，反思哈姆莱特“精神困境”的现代意义二、第一重困境：对于人文主义理想的怀疑哈姆莱特精神困境的起点，始于戏剧的第一幕第二场他的登场此时，母亲与叔父的乱伦行为极大地冲击了他的思想，致使他陷入了对于人文主义理想的怀疑之中在父亲离世之前，哈姆莱特曾是一位充满理想、充满希望的人文主义者在奥菲利婭的口中，他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是“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④（56）。

他奔赴“宗教改革之乡”威登堡求学，在那里接受新的人文主义教育他崇尚理性、善于思索，相信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以说，如果不是这一场宫廷变故，那么哈姆莱特将始终顺遂地成长下去，怀着对“人”的信心，成为一名贤明的君主宫廷的变故剧烈地冲击着这位人文主义者的思想与信念在叔父与母亲的婚礼上，他不断通过否定词抗拒接受母亲迅速改嫁的事实与其说他在为父亲的离世伤心，不如说他是在为叔父与母亲的“乱伦”式结合痛苦在《圣经}利未记·18”“有关淫乱的禁令”一节中，耶和华说：“不可露你弟兄妻子的下体，这本是你弟兄的下体在旧有的基督教文化中，与兄弟之妻结合是一种淫乱的行为⑤（17-20）可是，这样的结合在文艺复兴时期成为一件允许发生的事《哈姆莱特》虽然取材于十世纪的《丹麦史》，但它所反映的是文艺复兴晚期英国与欧洲社会的真实面貌莎士比亚所处文艺复兴晚期的英国，各类新旧观念和新旧话语进行激烈的冲突在思想上，一部分人坚持基督教的理性控制观念，另一部分人坚持新的人文主义的个性解放观念⑥（116-120）所以，当时并不存在统一的道德价值标尺，伦理失范的出现在所难免宫廷的娇花”哈姆莱特直到此时才意识到，人文主义在带来人类解放的同时，也释放了人性无限的欲望，这些欲望将冲破旧有秩序里的和谐与安宁，带来罪恶与破坏。

在叔父与母亲的婚礼结束，众人散去之后，哈姆莱特发表了如下痛苦的独白：“啊，但愿这一个太坚实的肉体会消融、消散，化成一堆露水！或者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禁止自杀的律法！上帝啊！上帝啊！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④（11）这是哈姆莱特第一重精神困境的显现，是他不得不面对的自己的人文主义理想在残酷现实中的崩塌恰如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所说的：“仅仅将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精神看成是对上帝的反叛，从上帝的怀抱中挣脱出来，用人的双眼取代了上帝的双眼，恐怕过于近视了这双人性的眼睛真正看到的，不是人没有上帝后的美景，而是人性的渺小、卑鄙、脆弱和兽性⑦（146）此时的哈姆莱特不得不面对人文主义的另一张面孔——克劳狄斯，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些以个人利益为最高准则的人事实上，在过去，人们常常把克劳狄斯视作与人文主义者哈姆莱特相对的封建邪恶势力的代表但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其实克劳狄斯也是一位“行动着的人文主义者”⑨（148-154）他靠手段谋取皇位，通过积极的行动迎娶王后，他不择手段地利用身边的人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与哈姆莱特是不同类型的人文主义者。

哈姆莱特侧重于思想，有高尚的追求;克劳狄斯侧重于行动，贪恋欲望，缺乏高尚的追求他们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文主义者的斗争事实上，近代人文主义确实有局限性它有着五个无法回避的弱点——“对人类野蛮的系统性隐瞒”“与古典遗产的虚幻关系”“仍带有种族中心论的成分”“理性概念的局限”与“自然关系的问题”⑨（5-11）对人类野蛮性的系统性隐瞒”这一弱点在克劳狄斯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如果哈姆莱特的人文主义理想要落地，他就必须解决克劳狄斯这类人造成的问题遗憾的是，此时的哈姆莱特是做不到的人文主义的内在矛盾冲突，给他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分裂与痛苦，这种痛苦甚至贯穿于后来的整个复仇过程中在后来那段经典的与吉尔登斯吞的对话中，他谈道：“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外表！多么文雅的举动！行为上多么像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④（41）这段话充分表现出了哈姆莱特内心的交戰，他一面舒展着对人类充分的信心，几乎穷尽一切褒义词形容人类，一个陡转的“可是”与急转直下的言语却反映了他在遭遇种种变故后，对过往天真、单薄的人文主义理想的深刻怀疑。

叔父与母亲的乱伦冲击着他的思想，父亲惨死的真相又使他真正目睹了人间丑恶的一面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哈姆莱特所要面对的是与自身理想全然相悖的现实世界他的幻灭与怀疑正是文艺复兴后期的知识分子所正在经历的精神困境事实上，可以将莎士比亚的这一段书写视为以他为代表的文艺复兴后期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他们反思着人文主义存在的问题，忧虑着文艺复兴狂欢背后潜藏的危机，用怀疑的笔触重新审视正在经历的时代三、第二重困境：复仇命运的内在冲突哈姆莱特的第二重精神困境，在他被告知父亲死亡真相、接受复仇使命时形成这一重精神困境的出现源于哈姆莱特的基督徒身份与基督教复仇“原罪”之间的冲突尽管文艺复兴将人类从神的怀抱中挣脱，欲望与个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舒展，但它还远不是人类真正离开神的时刻身处文艺复兴时代的莎士比亚也不例外，他笔下的哈姆莱特依旧是一位基督教的信奉者，文本中多次出现哈姆莱特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他会时时将“上帝”挂在嘴边，会受制于基督教的教义放弃自杀，会因为不愿意将叔父送上天堂放弃一次刺杀的绝佳机遇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哈姆莱特仍然置身于基督教教义的大框架之下，远非一位真正的反叛者然而，复仇在基督教中是一个“原罪”作为中世纪的来者，哈姆莱特深知以牙还牙、以暴制暴解决仇恨是无视上帝的存在。

复仇这一行为，既是原始罪孽的表征，又将使人堕如罪恶的深渊①（113-116）作为基督教的信仰者，哈姆莱特的内在痛苦可想而知可他为何又毅然决然地选择踏上复仇的征程了呢？这是在探讨哈姆莱特的第二重精神困境时必然要触及的问题哈姆莱特的复仇绝非一个简单的要素促成的需要意识到，哈姆莱特这一形象是西方文化衍生和转型语境下的产物追溯《哈姆莱特》故事的原型，会发现日耳曼文化是哈姆莱特的生命之根最早的“王子复仇记”故事见于十二世纪的《丹麦史》，那时的主人公阿姆来特是日德兰中北部一位酋长的儿子在日耳曼的文化中，复仇是一种伸张正义的手段，在国家制度、法律观念确定之前，纠正伤害的唯一途径便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⑩（140-142）从这个角度来看，莎士比亚笔下作为丹麦王子的哈姆莱特，身上流着的是日耳曼复仇传统的血液，其复仇便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此外，莎士比亚所处的是文艺复兴后期的英国此时，人们对于来世的信仰与热情已经消退，宗教内部的斗争又连绵不断，基督教正在经历发展中的危机这场危机反映在文本中，即曾经前往威登堡学习、接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的哈姆莱特开始对自己所信奉的基督教产生一定程度的怀疑在叔父与母亲的婚礼后，他便产生了有悖于基督教教义的“自杀”想法。

尽管哈姆莱特从未敢真正脱离基督教的大框架，但他已然开始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一定的动摇，这在客观上促成了他迅速地接受了复仇的使命然而，哈姆莱特的精神困境正在于此——他有悖于基督教义出发复仇，心灵上却无时无刻不在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拷问在与奥菲利娅的对话中，他说道：“我自己还不算是一个顶坏的人;可是我可以指出我的许多过失，一个人有了那些过失，他的母亲还是不要生下他来的好我很骄傲，有仇必报，富于野心，我的罪恶是那么多，连我的思想也容纳不下，我的想象也不能给它们形象，甚至于我都没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把它们实行出来像我这样的家伙，匍匐于天地之间，有什么用处呢？我们都是些十足的坏人;一个也不要相信我们④（55）在这段话里，哈姆莱特一语点出了自己复仇的悖论——他不是一个顶坏的人，而是出于正义与公理踏上了复仇之路，可这不能抹去他因为复仇所必然犯下的错误骄傲”“有仇必报”“富于野心”，这些品质皆是不为过去的基督教教义所容的，可哈姆莱特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做着他说自己有“那么多的罪恶”，自己是“十足的坏人”这些话是哈姆莱特对于内心的剖白，此时的他怎么可能不正经历着愧疚的痛苦与良心的质问，他已然把自己归结为了一名“罪人”。

事实上，复仇之路必然会沾上鲜血，必然会对他人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甚至有时伤害到一些无辜的人虽然对于基督教有所动摇，但哈姆莱特从未真正与基督教断裂背负着十字架的他，无法坦然地面对手心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