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捅刀传说在魏玛德国的传播：基于群体心理视角的分析.docx

    “背后捅刀传说”在魏玛德国的传播基于群体心理视角的分析    艾仁贵　于睿珠Key 背后捅刀传说 魏玛德国 民族背叛 集体耻辱 群体心理〔〕Ｋ５１６．４３ 〔〕Ａ 〔〕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３）０２－００７８－１２一、问题的提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社会出现了诸多政治神话，其中“背后捅刀传说”（Ｄｏｌｃｈｓｔｏβｌｅｇｅｎｄｅ／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ｎ－ｔｈｅ－Ｂａｃｋ Ｌｅｇｅｎｄ）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观念，成为右翼势力反对魏玛共和国的最有力武器之一该传说辩称德军在战场上并没有被盟军击败，德国的失败是由国内不爱国的民众、社会主义者特别是犹太人的背叛引起的背后捅刀传说”对后方力量的指责不仅转嫁了军队在战争失败上的责任，而且保全了所谓的民族荣誉，迎合了当时德国社会强烈而普遍的复仇心理拉斯－布罗德·凯尔（Ｌａｒｓ－Ｂｒｏｄｅｒ Ｋｅｉｌ）和斯文·费利克斯·凯勒霍夫（Ｓｖｅｎ Ｆｅｌｉｘ Ｋｅｌｌｅｒｈｏｆｆ）提到，“战无不胜的德意志军队被背后捅刀可能是２０世纪最有影响的历史传说，它严重毒害了魏玛的政治氛围”①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学者们对“背后捅刀传说”的关注始于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１９５８年，理查德·亨特最先注意到“背后捅刀传说”作为深层的心理力量瓦解着德国社会对纳粹主义的抵抗。

②１９６３年，以“背后捅刀传说”为主题的研究在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出现，两位学者对该传说的起源进行了梳理① 这些研究的关注点主要聚焦在一战的战争责任方面进入２１世纪，在运用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背后捅刀传说”的研究获得了更多关注，既有从神话塑造、创伤记忆等角度探讨该传说，②也有对该传说与一战结束、魏玛政体崩溃之间关联的分析，③大大拓展了研究的深度总的来看，传统的研究对“背后捅刀传说”的形成、传播过程和影响进行了多层次的解读，但通常缺乏群体心理视角的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背后捅刀传说”经纳粹党和其他右翼民族主义者的有效宣传，回应了许多德国人根深蒂固的需求，即否认自己国家的战争失败，因为这对他们的民族自尊心是个致命的打击作为魏玛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观念，“背后捅刀传说”与魏玛德国的群体心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它的形成和广泛传播既是群体心理的反映，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群体心理基于此，“背后捅刀传说”不止是一个政治观念或传说，它是魏玛体制走向衰落、纳粹主义得以发展壮大的“社会氛围”之一本文拟从群体心理视角探讨“背后捅刀传说”在魏玛德国的传播，分析该传说的形成、版本和社会基础，进而揭示其与魏玛德国群体心理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１９１８年“背后捅刀传说”的形成与版本作为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解释，“背后捅刀传说”的核心内容是认为德国军队并没有在战场上失败，而是在后方遭到不爱国的民众、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的背叛，并向敌国投降和签订屈辱的停战协定一般认为，德国最高陆军指挥部（Ｏｂｅｒｓｔｅ Ｈｅｅｒｅｓｌｅｉｔｕｎｇ，ＯＨＬ）军需总监埃里希·鲁登道夫（Ｅｒｉｃｈ Ｌｕｄｅｎｄｏｒｆｆ）是“背后捅刀传说”的实际缔造者，鲁登道夫的本意是为自己即将毁于一旦的军事声誉寻找借口，即通过指责国会、海军和后方以达到轉嫁战败责任的政治目的但该传说很快作为前线军事失败的借口而在德军高层受到普遍欢迎从“背后捅刀传说”的形成过程看，以１９１８年十一月革命为分水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集中在德军高层，第二阶段在十一月革命后它进入大众视野并迅速传播开来１９１７年美国加入欧战，致使胜利的天平彻底倒向协约国一边１９１８年夏季，随着德军在西线的最后一次进攻失败，兴登堡和卢登道夫意识到战争失败的不可避免，他们向德皇威廉二世施压，要求与协约国举行停战谈判，并迅速成立文职政府，以便把输掉战争的责任从自己和德军转移到其他人身上④１９１８年９月２８日，鲁登道夫告诉同事们，“现在必须把烂摊子甩给政府……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现在让他们吞下为我们种下的苦果。

⑤兴登堡在停战谈判前给妻子的信中提到，“停火在军事上是必要的，我们的军事力量很快就会崩溃”① 为了避免自身对战败担责，鲁登道夫提出组建文职政府与盟国谈判停战协议，主张把社会民主党人纳入政府，使之成为承担战争失败责任的替罪羊，而不是自己和兴登堡通常情况下，停战谈判由交战双方的军事指挥官举行，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将这项任务交给新的文职政府对此，军方的态度是“左派政党必须承担这种和平带来的负面影响愤怒的风暴随后将转向他们”，之后军方可以再次介入，以确保事情再次“以旧的方式”运转②很大程度上，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９日革命的爆发和１１日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代表签署的停战协议为证明“背后捅刀传说”的“真实性”提供了契机在停战协议上签字的是社会民主党人马蒂亚斯·埃兹伯格（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Ｅｒｚｂｅｒｇｅｒ），他后来因涉嫌叛国罪被谋杀在１１月９日革命之前，“背后捅刀传说”的重点是指责后方不支持前线，现在的焦点转向了指责社会民主党及其发动的革命活动由于１１月９日革命距１１月１１日贡比涅停战协定签署仅两天，两者在时间上的相近容易使人想到彼此的因果联系这种所谓的“联系”为右翼民族主义者谴责革命提供了理由，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１日，奥伊伦堡－威肯的弗里德里希伯爵在对前线士兵的讲话中称，“以自私的煽动者为首的国内叛徒们”，“正利用”协约国前进及德国撤退的时机，“在我们背后捅刀”。

③ 德国国会议员菲利普博士在国会的演讲中认为，“革命剥夺了我们最后的力量，把我们毫无保留的交到敌人手中”，“在１０月和１１月，一切都取决于在停战谈判中对敌人采取坚定的谈判态度，在德国人命运岌岌可危的时候，（革命）打落了我们勇敢的军人手中的剑”④在“背后捅刀传说”形成和传播的同时，有关该词的由来也值得关注学者理查德·施蒂格曼－加尔（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ｔｅｉｇｍａｎｎ－Ｇａｌｌ）认为，“背后捅刀”（Ｄｏｌｃｈｓｔｏβ）的概念可以追溯至１９１８年２月３日宫廷牧师布鲁诺·多赫林（ＢｒｕｎｏＤｏｅｈｒｉｎｇ）在布道词中的使用⑤ 德国学者鲍里斯·巴特（Ｂｏｒｉｓ Ｂａｒｔｈ）则主张，多赫林实际上并没有使用这个词，而只提到了“背叛”⑥ 巴特认为“背后捅刀”（Ｄｏｌｃｈｓｔｏβ）一词首次有记载的使用是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２日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中间派政治会议，进步人民党（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ａｒｔｙ）议员恩斯特·穆勒·梅宁根（Ｅｒｎｓｔ Ｍüｌｌｅｒ Ｍｅｉｎｉｎｇｅｎ）在会议上用该词劝诫听众继续战斗：“只要前线在坚守，我们就有责任在后方坚守如果我们从后方袭击前线并用匕首向它捅刀，就将无颜面对我们的子孙。

⑦在“背后捅刀传说”的社会传播过程中，鲁登道夫、兴登堡等原德国军事领导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从不同侧面为传说提供了证实１９１９年秋天，英国驻柏林军事使团团长、英国将军尼尔·马尔科姆爵士（Ｎｅｉｌｌ Ｍａｌｃｏｌｍ）问鲁登道夫德国输掉战争的原因，后者提出了一系列看法，其中包括国内后方未能支持军队马尔科姆问鲁登道夫：“将军，你是说背后捅刀吗？”鲁登道夫的眼睛亮了起来……他重复了这个短语，“背后捅刀？是的，的确如此，我们被背后捅刀了”⑧ 真正使“背后捅刀传说”进入德国民众层面的事件是１９１９年１１月德国官方开展的关于战败责任的调查，导致该传说更加流行并得以合法化针对保守派的抹黑行为，左翼人士否认了把德国在前线的失利归咎于后方革命的指控，认为这是一种“阴谋论”，于是魏玛政府发起了相关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原德国陆军元帅兴登堡在听证会上的证词扭转了有关“背后捅刀传说”是阴谋论的判断，使该传说成为解释德国战败的“合法证据”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１８日，兴登堡在调查委员会议上发表证词，宣称“如果军队和后方精诚团结的话，这场战争我们本可以取得最终成功”，“一位英国将领指出，德军‘被人从背后捅刀”① 兴登堡有关德国战败是由于“背后捅刀”的说法被媒体反复报道，一些右翼专栏作家宣称“这是真相的胜利”。

② 经过此次听证会，“背后捅刀传说”正式摆脱阴谋论进入主流社会，并发展为右翼民族主义有关德国战败的最流行的解释模式作为在德国右翼圈中普遍相信和广泛传播的观念，“背后捅刀传说”认为德国军队并没有在战场上失败，而是被后方的平民尤其是在“十一月革命”中推翻君主制的社会民主党人所背叛魏玛时代流行的“背后捅刀传说”有三个版本：一是后方不支持前线的“背后捅刀传说”，这是一种宽泛的解读，即经济和社会原因引发了后方崩溃，影响了战时生产，削弱了士气，最终导致德国１９１８年战败；二是“十一月革命”导致前线崩溃的“背后捅刀传说”，这是更具体的解读，声称德国之所以输掉这场战争，是因为在后方的社会民主党人刺伤了不败的军队，具体通过颠覆、罢工、暴乱及国内最终爆发的革命；三是反犹版的“背后捅刀传说”，即把战争的失败归咎于犹太人在国内外蓄意开展破坏活动以实现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企图③在这三个版本中，通常为大众熟知的是第二个版本的“背后捅刀传说”，它成为魏玛共和国初期包括纳粹党在内的许多右翼保守政党宣传的核心形象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的选举中，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和保守派有效地使用了“左翼政党通过制造十一月革命在后方背叛了德国”的口号，并以此获得了不少的支持率。

例如，德国国家人民党（ＤＮＶＰ）利用“背后捅刀传说”来确定对他们受伤的自尊以及民族造成破坏的责任方④ １９２４年，德国国家人民党在其为国民会议（Ｒｅｉｃｈｓｔａｇｓｗａｈｌ）准备的一些竞选材料中采用了德国被背叛和遭背后捅刀的形象，他们的一份競选海报描绘了一名士兵被身着全红色衣服的男子从背后捅刀的情景，该红衣男子寓意为布尔什维克⑤当然，“背后捅刀传说”在传播过程中并非只有欢迎和接受，一些左翼人士对其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和反对，认为德国在前线的失利与后方无关左翼人士大多强调自身对国家的忠诚来证明后方对前线的支持，例如巴伐利亚革命领导人库尔特·埃斯纳（Ｋｕｒｔ Ｅｓｎｅｒ）在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提醒人们，“后方必须不能在战斗前线的背后捅刀”⑥ 左翼和右翼之间围绕“背后捅刀传说”的真实性展开了争论，其中最著名的是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２０日因一起诽谤案引起的“背后捅刀审判”该诽谤案的起因是右翼编辑保罗·科斯曼（Ｐａｕｌ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Ｃｏｓｓｍａｎｎ）起诉社会民主党编辑马丁·格鲁伯（Ｍａｒｔｉｎ Ｇｒｕｂｅｒ），认为后者否认“背后捅刀”说法并因此抹黑了德意志民族的荣誉⑦ 在这次审判中，魏玛时期著名的左翼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Ｈａｎｓ Ｄｅｌｂｒüｃｋ）对“背后捅刀传说”给予了坚决否认，不认为社会主义者的革命打击了前线士兵的士气，并强调德国的失败源自军队失败的战略，这种失败的命运早在１９１８年３月时就已注定。

① 尽管众多左翼人士以及知情人士对“背后捅刀传说”的虚假内容进行了澄清，但“背后捅刀审判”的结果以右翼胜诉而社会民主党编辑败诉告终更为致命的是，该审判起到很强的群体心理暗示，即“背后捅刀”说法是被法律容忍的，对它的否认是对德意志荣誉的亵渎其结果使“背后捅刀传说”成为得到法庭证实的“事实”，导致了魏玛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受到进一步的挑战三、“背后捅刀传说”广泛传播的社会基础根据“背后捅刀传说”的内容，德国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打败，而是被后方不爱国的政客所背叛通过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情况，前线的军事现实是，“德国在１９１８年夏天时就已失败了，一部分是由于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１７年军队的损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１９１８年３月到７月德国最高陆军指挥部由于战术不佳而导致的军队崩溃，１９１８年７月时德国军队就已经崩溃②历史学家威廉·戴斯特同样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德国最高陆军指挥部决定在１９１８年发动进攻，这一战略导致了德国军队崩溃，而不是国内后方③该传说无视鲁登道夫在１９１８年９月２８日敦促政府结束战争的要求，也无视了１９１８年９月后轴心国纷纷投降和签署停火协议的事实，例如保加利亚（９月２９日）、奥斯曼帝国（１０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