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论文-国史定位与清史体例问题.doc

历史学论文-国史定位与清史体例问题新世纪的第一项大规模史学工程是《清史》编纂，而清史编纂工作首先遇到的难题是体例方面的争议，如果就事论事地讨论这些问题，会觉得各有各的道理，很难得出结论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对新修清史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清史地位确定了，对争议的事件便有了判断的标准，于是，我们便有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一、清史的定位问题清史的定位问题其实就是写一部什么样的清史的问题就目前的史学发展趋势看，清史可以有三种定位，其一，清朝史；其二，清代中国史；其三，清代中国人史新世纪所写的中国史，当然不应是清朝史清朝史的写法，是继承传统的史学范畴，它的主题其实就是清朝廷统治中国的历史，或者说是爱新觉罗氏统治中国史；若将明史作为范例，那就意味着写一部朱氏家族统治中国史但是，这一体例的局限性早已受到新史学的批判，例如梁启超将二十四史批为帝王家谱，因为，这一体例必然使清史围绕着帝王运作，而不能反映全面的清代中国史由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史学家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这里不再重复现在所写的清史，也不可能是清代中国人史将对朝代史的研究转到人民方面，这是史学的进步但怎样写一部成功的人民史，至今没有很成功的例子，也就是说，怎样才算一部全面的人民史，我们至今在心中无数。

我们不知道写一部中国人史应当要写那些方面，写足了那些方面，才算是一部完整的中国人民史人民史本质上是无限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可纳入人民史的范畴，写人民史，难道要写四亿人的历史？如果只写其中一部分人，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些人可以代表其它人？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所谓的人民史，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历史？现代史学还无法解决，没有现存的体例可以参考，冒然涉足我们所不熟悉的体例，成功可能性不大我们只能做我们比较熟悉的题材，也就是将清史的范围局限于国史的范畴之内我们所写的清史，应当是一部清代中国史，它的定位是国史，清代的国家史，它所含的内容要比清朝史更广一些，但还不如清代中国人史广泛如果写清朝史，它的内容主要是清代的政治史，而国家的其它重要内容--例如经济、文化方面，都不在传统的朝代史范畴而我们写清代国史，就不能不写经济文化内容新的国史，当然要给经济史以较高的地位经济的增长是现代国家的主题，对清史的看法，若是从皇族转向平民，就得重视经济史，而且，应当以经济史为其重要的内容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应有一个历史的探寻，这是清史离不开经济史的原因对现代人来说，他们最想参考的也许是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亦即清代中国经济史的真况。

经济是国家发展的主要指标，也是主要线索，因此，不可离开这一点其次，文化也是重要的方面，若要衡量清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文化才是最重要的清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应是以考据为主的干嘉学派，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小说，总汇古代文化精华的四库全书，发展成熟的科举制度，离开这一些，光写政治史，不就只剩下窝里斗史？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评价清代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国史应当体现这一代中国人的主要文化成就及经济发展水平二、国史定位与体例问题倘若我们将清史定位为清代中国史，或者说是清代国史，对许多问题就有了判断的标准第一，关于《天文志》要不要收入的问题在前《二十四史》中，《天文志》是一部最重要的志书，每每被列为首位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既有天文影响国运的想法，某种天象的出现，被视为“天”的意志，所谓泰山崩裂、黄河断流，星宿流逝，都被视为上天对帝王的警告，或者是对人间大事发生的预警倘若这一理论成立，天文志当然是最重要的，天象已经出现了预警，人间就应当按照天象行事，否则，逆天行事，就会受到惩罚对于古人来说，以天象示警来告告诫帝王，是改良朝廷政治的一项最好的方式，而且，它又是史学家用以影响政治的绝好方式，历代史学家不忘修天文志，这也和他们的职责有关吧？但是，所谓天文影响人生与国运的想法，历来只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构想，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论证与证明。

在科学盛行的时代，我们是否还采用这一未经证实的理论来写历史？只怕多数人都会觉得这是不可行的，而且使清史的权威性受到质疑事实上，倘若我们不再相信天文变化会影响国家的命运，我们就无法采用这一理论，因此，天文志的作用就必须退位，我们只能将其放在科技志中从属的地位，而且主要是研究清代中国人在天文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或是在这方面的学习过程，而有关天象的资料，且留给天文学家去做专门史，在《清史》中不应当保留第二，南明史的修纂问题假使我们计划写的是清朝史，那么，南明史绝对不该进入，按照传统的史学观念，南明史是明朝的延续，只能收入明史，清史将其整体纳入是不对的，只能收一些个别人物传记，以表彰前朝的顽民，事实上，清史也是这样处理的但是，我们若是写清代的中国史，南明史却是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南明史反映了这一时代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重要政治理念与活动而且南明君臣的活动，对中国边疆的开拓与奠定，其实是有重要影响的南明时代中国人的海上活动也是极为重要的，并影响了东亚及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因此，修清代中国史，肯定不能遗弃南明史，而且还要将其作为一个重点将南明的例子推而广之，准葛尔部在中国西北的活动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不论怎么说，准葛尔部是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我认为准葛尔部也是中国人的一部分，他们的活动对清朝廷对新疆统治的确立是有重要影响的，我们写历史，不能将其忘记。

我认为戴逸先生提出用修载记的方式来修南明史、太平天国史和准葛尔汗国史，是一个较好的方式载记的本质就是纪事本末体，清史浩翰如海，倘若将南明史与准葛尔史分散放入清史编年中，头绪太乱，读者很难有整体的印象，而且，清史也变得过于复杂若有载记将南明史与准葛尔史集中在一起，清史编年对南明史、太平天国史与准葛尔史的记载，就可以大事为主，以索引为主，整体结构更合理一些其次，三藩之乱是清初影响政治的一件大事，分散叙述不易看出事件的整体性，不如以载记为好其实，郑成功、郑经、郑克塽三代人近四十年的经营，也以立载记为清楚第三，关于帝王纪传的改造问题在传统的正史体系中，帝王纪传是提纲挈领的核心而新修清史，大家都觉得不能少了纪，但是，必须进行改造从形式来讲，传统的纪传体，以帝王为其中心，这与其作为皇帝家族史的定位是有关的而新的国史中，无疑应当以国家为其主题，在帝王即为国家的时代，以帝王的年代为纪纲，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新的国史中，帝王的地位应当变化帝王不再是作为国家的主人而列入史册，只是作为主要施政者列入史册这一转变，使我们对纪的写作必须改变我赞成吴量凯先生的观点，将旧史书中的纪改为编年，而另外给皇帝立传这是皇帝在史书中的地位变化而引起的。

因为，在传统的史书中，帝王是中国的主人，他高于一切，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国家大事，而帝王载纪也记载了有关帝王的一切琐事这些琐事，例如他的婚姻、家庭及日常生活，将其放入载纪是对的，但放入编年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新的编年中，帝王的琐碎小事，就是实质上的小事，不再是国家大事只有在这些小事对国家大事产生影响的时候，才有必要将其纳入当然，由于帝王在政治中的核心作用，由于他们成为主要施政者的地位，离开帝王纪载来谈清代政治史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新的清史编年体，只怕还是要以帝王为其核心与线索，为了有系统地叙述历史，离不开施政中枢者的论述，事实上，以施政人为核心论述历史，要比以事件为核心要方便得多，例如：以康熙朝政治定为题目，可以综论康熙朝的大事，不过，皇帝在史册中的地位应有所变化，他们不再主人，而是施政者不涉及国家大事的皇帝身边事，可以不记记载皇帝一生的纪，过去担负了两方面的功能，其一是皇帝一生要事；这些要事可能与国家大事无关，在旧史中不可缺载，但在新史中，可不必记载纪的另一个功能，记载这一时期的国家大事，这一功能则要得到强化，或者使之成为主要功能，有关皇帝的一些事，不如另设小传记载关于这一点，我还有个不成熟的想法，若是以实际施政者为线索记载编年史实，有一些人物在编年中的地位应当重新确定。

例如，多尔衮在顺治帝的前期，实际控制了清代的中枢政治，慈禧太后在清代后期的同治、光绪时期，也是实际上统治了中国，若将编年体分为几个段落，是否可以突出实际的施政者？当然，这不是说要改年号，而是在附加小标题时标明其实际统治者此外，由于定位的转移，清史稿中的宗人传当然没有必要保留宗人传将爱新觉罗氏的所有子孙名字都列入，而新清史只要留下那些对历史有影响的爱新觉罗氏名人，其余诸人的名字，不如留给专门的族谱去记载第四，关于史传人物的褒贬问题对人物的定位来说，新的清史与清史稿也应有些变化，或者说是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关心的主题是人物的忠奸问题，一个人物，是忠于皇族的，给予肯定，即使是小人物也加以记载倘若这一人物背叛了皇族的利益，则将其打入另册，口诛笔伐，使其永世不得翻身这类忠奸教育，在古代社会是极为重要的新的清史当然不必担负这一责任但扬善惩恶的传统功能仍然应当继承，不过，衡量的标准应当有所变化，过去的标准是对皇帝的忠奸，而新时代的标准，应是对国家的忠奸，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体现国家利益，谁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谁的行动中，最能体现国家利益，谁就应当得到歌颂，反之，则应受到批判如果确立这一标准，其一，我认为应当旗帜鲜明地歌颂历史上的清官，因为，他们往往是国家利益的维护者。

贪官应当受到批判，因为，他们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其二，我们可以在新清史中大胆地歌颂反清的义士，例如秋瑾这一类人物，生活于清代，但不忠于清朝，若以帝王为本位，将其列入清史，只能列入叛逆传而在新的清史中，我们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秋瑾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对她及其同仁，我们是可以歌颂的不过，以国家利益为衡量人物的标准，在施行过程中只怕还会遇到一些问题，这就是对国家利益的判定在明清交替时期，那些降清的人物究竟是符合国家利益还是违背国家利益？例如洪承畴、郑芝龙之类人物，清史将其列入二臣传，显然有贬低的意思新的清史怎样处理为好？袁世凯在清代是重臣之一，但又背叛了清朝若从国家利益来讲，袁世凯叛清是民国成立的一个关键，在这一件事上，他是有功的以这个标准进入清史行吗？这是可以商榷的第五，关于军事史的地位问题这一问题的症结不是在古代，因为古人历来重视有关国家命运的军事大事涉及到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战事，作者都要加以详细记载，并讨论但近代以来史册的风格都尽量减少有关军事的记载其实，国之大事，在祀在戎，重大的战争影响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我们若是写国史，对有关国家命运的重大战争，还是应该记载清楚的。

太史公以来的正史，对战争都有详细记载，这与当代史书不记载军事的风格不同在新的清史中，是否要加强对重大战事的论述？我个人意见是有必要的第六，关于跨界人物入传问题在清代历史上，有一些人物生活在两个时代，并在两个时期都很有影响，对这些人物的处理是清史修纂中的一个难题我认为，倘若我们将清史的定位落实在清代中国史，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便有了准则凡是对清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我们都不应漏掉，这肯定是我们实行的准则那么对一些跨越两代的人物应怎样处理？例如：史可法、黄道周这类人物，应放入明史还是清史？我认为这两位都是对清代中国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当然要放入清史不过，在清史中，我们只要写他们对清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而将其在明代的主要事迹留给明史去写为了保证人物的完整性，我们可以将在其明代的事迹简明扼要的作一论述晚清的人物也可以这样处理袁世凯是清末大臣，许多清末的大事都与其有关，但清史稿不入袁世凯传，其实是将其视为清朝的叛臣在以王朝体系的旧清史，当然不会写入袁世凯，若写，也是将其列入叛臣传而新的清史，我想应将袁世凯在清代的历史写清楚，至于他在民国时期称帝的逆行，则留给民国史去详写，在清史袁世凯传中只要作一个简略的交待。

第七，传统史册中记载了一些对国家大事没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似可删去例如循吏传往往记载一些仅有地方意义的地方官的事迹，忠义传记载了为朝廷而死的小人物，孝义传记载了民间人物的生活，烈女传记载了节烈女性，由于新时代观念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