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勿进行置身事外的研究_2.docx

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切勿进行置身事外的研究 【正 文】 华夏正声传七代千年未泯，南灯圣会连十家百岁长荣——1990年碑文 出的执行者他们熟知“革命”歌曲，但奇怪的是：那些古老的笙管乐却延续着固有的功能与此同时，解放后成立的现代型的南高洛村剧团，却未能保留，但是这并不表示全中国所有的农村剧团都如此如在中国南方，一些仪式戏剧就像南高洛村的笙管乐一样顽强地生存着不能简单地认为剧团的领导都具有先进思想，而音乐会的会头思想保守正如何清、蔡安、单荣清等人同时是剧团和音乐会两个组织的骨干，我想，这些受到官方关注的戏剧，被认为是可以改变的，而笙管乐与吟诵经文，被视为世代相传的传统50年代初，村民们执掌了剧团的政治方向1957年，他们选择了传统剧目表演，同时原封不动地保持了音乐会的传统活动文革中，仪式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而剧团为政治服务的倾向性越来越明显随着80年代公社体系解体，南高洛音乐会重又恢复，而剧团却于80年代初就成为市场经济的受害者 的命运了解得更多一些，也许可以绘制出一副类似的曲线图——和解放前那段时间一样，南高洛村和它的“会”并未享受从未间断的和平。

我们一样可以推测如饥荒、战争与火灾之类的天灾人祸引起的中断，还有早期反会道门的运动等19世纪末，封建朝代的衰败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混乱在高洛，封建时期文化兴衰的最根本例证，也许是早在15世纪初南高洛村的初建此前，改朝换代的战争，使整个地区的人口急剧下降，造成了传统文化的衰落以及新文化的孕育和产生战争、火灾或饥荒等“偶然性”灾难，也许是与思想意识方面造成冲击的不同形式，这在1940年到1970年间十分普遍贯穿于帝王时期与民国时期，民间信仰颇易受到攻击20世纪初以来，当中央政府试图扩展控制时，村落仪式组织的公共角色逐渐弱化17世纪以来的传承与20世纪一样，历经沧桑的仪式音乐本身似乎少有变化如果传统仍然设法与帝王时期、民国时期、共产主义时期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变化无关，一直顽强延续着，那么村民们也许会认为，各种冲击无关紧要理论上说：思想形态的持续压力，当然比类似盗贼这样的偶然事件更具破坏性，但这一看法很难从实践和村民的经历中得到证实也许近年来“碑文”所呈现的音乐会，与“世代相传”的简单主张相争论无异于“鸡蛋里挑骨头”如果人们能够远距离地观察和研究文化史，看起来会更具有整体性假设我的高洛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英国的圣诞习俗到底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一个世俗的、缺乏地方特点的节日？是什么运动造成这一结果？回答这些问题，对这两个地方都非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

但是可以为高洛民间艺人的经历找到一个颇引人注意的呼应：即生活于80年代遭受政治与经济冲击的英国北部铜管乐队的音乐家们1996年的英国电影Brassed Off中，对这点有极好地呈现影片讲述到：个人的执着与传统的共鸣，共同抗争着来自强加于个人与共同尊严的侵蚀，这种侵蚀也许是冷酷的中央经济目标的结果这类团体的活动，也许代表了一种文化凝结，一种在遭受多方冲击中的持续的传统在老外的想象中：虽然存在极权主义，但地方传统并未被抹杀；对中央思想体系被动接受，但并未成为村民行为的准则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地假定文化生活中的中央控制：对“毛泽东时代音乐”传播过程中的多方自治和现实多样化的样式，应引人深思甚至村剧团时断时续的现代化进程中，也仍旧保持了地方姿态：如上演京剧并不是为了迎合官方的表演，它造就了自己的风格本书重在探讨社会与个性化实践两方面的问题正如Finnegan所说：“我的结论是：地方音乐既不是无形的、也并非是个人努力的产物，而是依照一系列的文化习俗与有组织的实践形成的……在其演变过程中，社会的连续性与个性化的选择起着一定作用当我们在传统的遗失、保存、变迁中追寻社会、政治、经济的因素时，就会发现无论是前辈还是新生力量的个性化热情，遍及各处，这一因素不容忽视。

这个组织在民间艺人世代相传的实践中构成，这种传承决非自发，由世世代代的心血浇铸而成而且，自解放以来，村民的责任感就更加明显操演音乐的人的个性，也许既利于传承，也能带来危机对经历20年代的民间艺人来说，目睹了当时南乐会的风行但对其他人来说——如南高洛村——传统与“文明”禁止传承的改变在流行趋势的压力之下，有的音乐会干脆放弃活动 驱邪或祈雨仪式，遭到严格限制，时至今日都较少见毛泽东时代，那些恒久的仪式含义，必定遭遇了挑战那时的意识形态，无视人们的内在情感，抨击其为“封建迷信”20世纪末，村民们的政治概念可能与解放前或毛泽东时代有了很大差异公社体系解体后，80年代的复兴颇有意义毫无疑问的是，它“融合了各类文化创新，受到各地对毛泽东思想的地方经历的形制，还包含了当代关注点的渗透”到90年代，南高洛村音乐会的“权利”，比起30年代来说要少得多：20世纪国家现代化的持续强化，长期地削弱了他们的公共角色80年代以来，高洛村的仪式实践，也许含有肯定前共产主义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年长的村民感觉到，音乐会对生命轮回与农历节气仪式有一定程度的淡化仪式活动少而简，攀比摆阔之风，确实是对“老规矩”的逾越音乐方面，我们已经记录了总体构架中对细节的淡化。

音乐会的音乐属于光谱一端的旧式音乐，在光谱中，首先是“革命性”的、继而是流行音乐得到更广泛地宣传尽管人们可以构筑一个重在强调功能与含义变迁的有说服力的叙述，村民们对自己生活的描述，和我对他们及其祖先持续经历的观察，导致我强调当地传统的适应性甚至解放前，高洛村对他们仪式的专门技术与摆阔心理都难以察觉，村民们的仪式实践，从未在毛泽东时期的社会变革中荒废音乐会主要的形式——丧葬仪式——只有在1964—79年间才遭到严格限制作为家庭的适当仪式——如“尊祖”，音乐会的参与也从未受到挑战从给亡者叩首到有次序的念经，从棺木前的笙管与打击乐，均俨然有序官方规定的“追悼会”形式，根本没有执行过同样，对新年表演的音乐会的需求，从未在毛泽东时代被遗弃如同当时一样，现在它仍旧是村民们敦乡睦里的显著表达虽然我只是勉强承认，我的到来加速了传承，但新会头们很清楚地看到：人们对传统的选择正逐渐消逝与此同时，还存在使仪式组织遭到冲击的另一些因素尽管组织一直都在延续它的传统仪式功能，但XX年省级政府发布的火葬规定，最终还是被强制执行火葬早已被官方强调了数十年，但就像中国生活的许多方面一样，对许多传统，官方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传统的丧葬长期受制约，那么这类组织就被无助地剥夺了主要的表演内容，而这是为好奇者们表演的偶然性“音乐会”无法替代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课题份量和难易程度要恰当，博士生能在二年内作出结果，硕士生能在一年内作出结果，特别是对实验条件等要有恰当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