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945战争时期的民艺运动刍议.docx

    1937-1945战争时期的民艺运动刍议    蒋俊俊（南京晓庄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Summary：20世纪初柳宗悦所领导的日本民艺运动促成了以传统手工艺基础的新民艺的产生，影响延续至今然而，1937-1945战争期间民艺运动的真实形态仍不为人所熟知本文从战争期间民艺运动与“雪调”、“生活文化”运动之间的合作入手，拟对此进行梳理Keys：民艺运动；柳宗悦；“雪调”；“生活文化”J509.313：A：1673-2596（2014）08-0027-03上世纪20年代，在日本成功挤入西方资本主义权力圈、民族意识高涨、知识分子阶层积极去界定“日本固有文化”、实现“和魂洋才”的时代大背景下，出现了柳宗悦（1889—1961）领导的“民艺”运动（1925年至今）民艺运动提升了日本传统工艺品的价值，促成了传统手工艺基础上新民艺的发展该运动分为四个阶段：（1）20世纪初期-20世纪20年代，其时，柳宗悦正热忱地研究着宗教与美等方面的哲学，并在滨田庄司、伯纳德·里奇、富本宪一等友人的支持下最终提出了“民艺”的概念，并就如何推广民艺进行了一些尝试2）20世纪30年代，“新民艺”出现。

3）1937年—1945年，战争时期的民艺运动4）1945年至今，民艺运动以佛教美学的新形象出现，并闻名于全球国内的研究主要围绕柳宗悦思想特征展开的，如赖大仁《浸润东方文化精神的民艺美学》[1]、小田部胤久《“东方美学”的可能性》[2]、王峰《柳宗悦民艺理论中宗教思想刍议》[3]等也有一部分研究涉及了柳宗悦民艺思想形成的过程，如赵云川博士论文《日本工艺文化与现代化》第三章《日本工艺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基础》[4]中的相关论述，王芊、马晓飞的《从“庸人”到“民众”：柳宗悦民艺思想探源》[5]等，但整体而言尚缺少比较研究和历史情境化过程的研究，尤其是战争期间的民艺运动究竟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仍不明朗本文拟对此进行梳理一、“雪调”与民艺运动1937年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给民艺运动发展带来不可预期的影响日本政府不得不发动一切力量来应付这场战争在这个节点上，30年代初期“新民艺”①那种崭新的复兴地方经济的方式吸引了各政府机构的注意力　　1937年初农林省管辖下的“积雪地方农村经济调查所”（简称“雪调”）首任所长山口弘道，一位年轻的农政局官员，邀请柳宗悦、河井宽次郎等人去东北地区调查工艺品发展的可行性，看其可否作为一种副业来振兴疲敝的农村经济。

这里不能不补述一下“雪调”建立与“雪灾救济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过程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日本农业持续欠收，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加之后来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东北农村经济一片愁云惨雾由于生活艰难，不断发生售女卖淫事件，很多家庭都不再让孩子去读书，而让他们在家里干活，贴补家用雪调”于1933年成立，旨在制定合适的计划来尽可能减少雪灾所带来的损失，复兴东北农村经济该机构之所以能成立主要归功于20世纪20年代晚期山形县议员松冈俊三发动的“雪害救济运动”当松冈因肺炎住进山形市济生馆医院时，他看到不停有婴幼儿因智障、身体发育不全等原因被送到医院来而究其致病的原因竟然在于寒冷而导致的营养不良对于这种由于“雪灾”所带来的伤害，松冈觉得自己有责任从政治上来解决松冈首先就积雪地区和无雪地区进行了广泛的比较调查，结果发现，雪国地区尽管庄稼只能一年一熟，但地租（固定资产税）却与无雪地区一样农民因为雪灾多花了很多钱，但国家却没有相应的补助政策于是他提议降低雪国地区的地租，从而减少该地区农民的负担尽管他的这一提议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但中央政府却也由此认识到了“雪灾”的严重性，1933年教育部专门拨款扶持东北地区的义务教育，同年成立了农林省管辖下的“积雪地方农村经济调查所”。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37年9月柳宗悦应山口弘道之约来到最上郡，②实地调查该地区的民艺品，10月，河井、芹泽金圭介也加入进来，并于1938年2月以“雪调”为中心组织了“民艺会”第一次会议在东京学士会馆召开，出席者除了柳宗悦、河井、芹泽、滨田、柳悦孝等10名民艺运动家，还有电影公司的大村英之助、建筑业从业人员今和次郎等16人同年5月“雪调”举办了“最上郡民艺品展览会”，短短两天，参观者就达到了1000人展品中的特选、入选作品被送往日本民艺馆1939年2月“庄内联合青年团”组织了“庄内民艺品展览会”，展品大约有2000件，会期两天，有8000多人造访同年5月，“雪调”的派生机构“雪国协会”在东京日本民艺馆举办了“东北民艺展”1940年2月，“雪国协会”举办的“东北地方民艺品展览会”在东北各县召开，由柳宗悦、河井、滨田等人担当评审员同年6月，在东京三越百货商店举办了“东北六县民艺品展”，6天的时间里销售了6000多件同年6月，商工省出于获取外汇、开发出口商品的目的，开始计划招聘外国设计师商工省通过柳宗理和坂仓准三与法国建筑家、设计师查洛特?佩里安（Charlotte Perriand,1903~1999）取得联系，盛情邀请她来日担当出口工艺品装饰设计指导教师。

佩里安在纳粹德国攻占巴黎之前离开了马赛，8月21日抵达神户港该年9月在日本民艺馆，“雪国协会”主持召开了旨在建立地方工艺振兴机关的大会，农林省、商工省贸易局、铁道省观光局、外务省、东北6县副业主任官、Takumi工艺店、东北振兴株式会社等与民艺相关的各行各业46名人士参加了这场会议就在这段时间，佩里安参观了在日本民艺馆召开的“东北民艺展”，据《月刊民艺》③记载，她足足看了四五个小时同年10月，佩里安与柳宗理、翻译三神一起造访了位于新庄的“雪调”雪调”所长山口恳请她帮助开发民艺品，为提高雪国农村副业献计献策佩里安则建议，利用当地素材和农家技术，生产地毯、椅子和盖在椅子上的坐垫等，作为试点，可先让当地的农家生产睡椅和餐桌椅她就外形、尺寸、用途进行了指导，而制作则完全交与当地的农户1941年4月25日至5月1日，东北民艺品制作讲习、展览会在新庄“雪调”举行，讲师为佩里安、柳宗悦、河井、芹泽此时，佩里安已与商工省解约，所以她的头衔变为“室内装潢设计师、原商工省特约设计师”[6]柳宗悦和他周围的人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一方面复兴地方经济，另一方面将“东北地区”塑造成一个“繁荣”而又“稳定”的后方形象。

柳宗悦在1939年的一次演讲中认为，“东北其实是一令人吃惊的神奇之地”，“应利用其丰富的资源把它打造成一繁荣之地”尽管最近已有人意识到了这里语言和民间传说等方面的价值，但仍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比如正确而简单的生活方式、物质材料的好品质及其极富个性的生产实践”[7]柳宗悦的观点得到了“雪调”的认可山口在1940年的发言中就声称东北农民的生活方式“非常原始而又非常正确”，体现了一种真正的日本文化[8]参与东北地区民艺改造的人们希望通过将“文化丰富”、“日式代表”这样的标签装点于“贫穷的农村生活”之上；同时，他们希望都市人也能学习这种简朴的生活方式，抹平都市与农村之间的代沟，从而为全民总动员做准备1942年，受战局及机构改革的影响，主导东北地区民艺运动的“雪调”外围团体“雪调协会”宣布解散，东北民艺开发逐步走向沉寂二、“生活文化”与民艺运动当“雪调”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之际，政府提倡的“生活文化”运动再次帮助民艺获得了发展的新动力三木清在1941年1月发表的论文《生活文化和生活技术》中就声称“‘生活文化’这个词最近成了流行词”[9]三木清1937年后在近卫文磨智囊团“昭和研究会”文化部门担当责任人，参与制定了旨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文化政策要纲》和文化省设置案。

生活文化”概念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后来当“昭和研究会”被合并入“大政翼赞会”后，他又推荐剧作家岸田国士担任该会会长1940年他执笔写了《文化政策论》和《生活文化和生活技术》这两篇文章来具体论述政府机构应该制定怎样文化政策以及“生活文化”的内涵在《文化政策论》中，三木首先指出，日本政治中一直缺少合理的文化政策，现在有必要制定一种适应新政治制度的文化政策这种文化政策首先必须是种“综合性的政策”，文化政策的对象“不能仅仅是文学、美术之类的东西，必须是生活文化”然后进一步指出历来行政制度的弊害：上下等级分明，缺少彼此之间的合作要制定有效的文化政策，必须改革行政机关，设置文部省其次，主张“政治的文化性”再次，指出文化政策的目标在于让全体国民成为“文化的创造者”，推动国民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发展[10]而在《生活文化和生活技术》一文中，三木清详细分析了何为“生活文化”1）生活文化表达的是一种“对生活的积极态度”2）文化创造应由万众生活者所参与，而并非一部分天才和有闲阶级的特权3）生活中的“完全日常性与平凡的事物”4）生活与文化必须统一要实现这种统一，就不能“从上而下地”将“文化”带入生活，而应“从下而上”地切实提高生活的文化性。

5）生活文化以提高生活即促进生活的明朗化、健康化、效率化为目标6）生活文化并不是种消费性文化，而是种生产性文化；并不是种表面的、外面的文化，而是内在的、实质性的文化；它是建立在自主基础上的，是非欧化主义的[11]三木清的这两篇文章，前者为向领导层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文化政策建议，后者为向全体国民提出的生活建言，两者从内容上而言相辅相成生活文化”这个概念成功成为由大政翼赞会倡导的战时文化运动的主导概念民艺很快就被“新体制”政府纳入“生活文化”建设中来大政翼赞会”正副会长岸田国士和上泉秀信（1897～1951）一直强调民艺保存和健康成长对于重建地方文化的重要性，同时也多次提醒“民艺”发展过程中要注意防止“赏玩主义”倾向[12]对此，民艺协会的领导人们纷纷回应，试图在战时国家生活方式改革中为民艺争得中心地位1939年，式场隆三郎在民艺新期刊《月刊民艺》发行后不久就宣称，他们将避免将之变为一家之言或者赏玩类杂志，并预见他们所推行的一些“广阔而整体”的形式有益于“生活文化运动”[13]在随后的几年中，式场及该杂志的其他撰稿人又多次重复强调排斥“赏玩主义”[14]柳宗悦等人身体力行，将关注的对象投向琉球、中国北方和台湾等地，试图在那里寻找到符合“日本主义”“美之标准”的东西，为“大东亚新秩序”寻求一种文化上的依据。

柳宗悦在内的民艺人士在1938年至1940年期间先后四次前往琉球调查芹泽金圭介、冈村吉右卫门前往知念责秀、濑名波良持等人的工坊，学习了“型染”、“筒描”等技法；外村吉之助、柳悦孝学习了琉球“絣”的织法；田中俊雄去冲绳县立图书馆收集资料，研究冲绳染织；土门拳、坂本万七则在冲绳拍了不少照片，并拍摄了《琉球民艺》《琉球风物》等电影在柳宗悦看来，“红型”染色技术是“友禅染”④更纯粹、更高级的形式[15]，“絣”织染图样体现着最天然、最原始的日本，因为“絣”织染图样并未在西方出现过[16]阿伊努族工艺品，比如“阿塔刺”⑤礼服，在柳宗悦看来，具有中世纪哥特艺术之精神化的、新奇的美[17]他将冲绳民居屋顶狮子状的雕刻品“西撒”与法国巴黎圣母院怪兽状滴水嘴相提并论，他还格外钟情于冲绳那令人敬畏的葬俗文化，从中体味到木喰佛雕像中那神秘的宗教信仰[18]柳宗悦也关注到了台湾——被日本侵吞地区的民艺品1943年柳宗悦到台湾旅游，并调查了当地的民艺品他频繁地用“中世纪的、原创的美”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台湾的民艺品破败屋中的一张桌子让他想起了“中世纪欧洲的哥特式建筑”，当地土著人编织的粗糙纺织品被他称之为“拥有原创性的美”[19]。

在战时大背景下，柳宗悦以一种家长式的口吻，强调“东方主义”[20]他认为台湾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品质，但“日本人有义务去发现并维护它”[21]他的这一系列言论都体现了战时日本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民艺人士通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