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资本视角下德国大学之滑落.docx

学术资本视角下德国大学之滑落 在德国科学家大量逃往国外的情况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诸多组织和个人发动起轰轰烈烈的救助运动1933年5月，达根（Stephen P. Duggan）成立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旨在挽救流亡学者的知识和才能，为美国的科学和教育服务；约翰逊（Alvin S. Johnson）在曼哈顿创办新学院（The New School），接收前来逃难的社会科学学者，因此被称为“流亡大学”（University in Exile）[25]纳粹期间，德国众多学科的种子不得不在异国他乡维持命脉、生根发芽德国国内，在纳粹支持下，将科学明确划分为“德国科学”和“犹太科学”这种分类在勒纳德四卷本著作《德国物理学》（Deutsche Physik）中得到鲜明体现该著作对英国及其他国家科学家极尽嘲笑，并宣称雅利安物理学（Aryan Physics）是穿透现实和完成真理探索的物理学，那些认为科学无国界且无止境的看法是错误的与其他人类的产出一样，科学世界是具有种族性，并受制于血液的纳粹理论家克里克（Ernst Krieck）认为：无论医生医术多么精湛，如果没有认清和执行政治种族哲学（political-racial philosophy），就不是好医生。

[15]111-114在纳粹看来，“健康”意味着政治权力，意味着体质、基因和种族优生，为此，强制大学对课程做出调整，重视种族卫生学1933年，医学院被迫接受指令，彻底消灭那些影响种族优越性的遗传病基因携带者这就是所谓的种族健康安乐死计划这些行为，最终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医学院道德委员会[12]635-638当道德与学术不但分离，而且走向背道而驰，学术必然会演变为刽子手的帮凶，学术资本也必然沦为罪恶的撒旦在外部政治伦理的干预下，德国大学教授治校和教师独立的学术体制轰然倒塌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已经成为世俗神权政治的政治神学（political theology），哲学再次成为神学的婢女（ancilla theologiae）意见分歧被视为异端邪说，反对国家信仰的异端学说，就是背叛[15]153出于种族原因，纳粹驱赶大量学者，直到战争结束，党魁和一些军事将领才意识到不应再继续无视科学及天才专家，但悔之已晚德国的文化思想和学科专业在纳粹政权的反复摧残下，最终走向没落四、几点启示以上从学术资本视角梳理德国大学由盛转衰的历程，并与同期的美国大学相比较，从中可以获得一些结论和有益的启示一）国家资助并给予自由，民间社会多元介入，是现代大学学术资本的生存保障国家支持、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是19世纪初以柏林大学成立为标志的德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特点，也是德国一跃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并蜚声世界的重要动因。

但是，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在俾斯麦建立德意志帝国后便遭遇严重危机1870年之后，尽管德国大学的拨款数额不断增加，但是伴随入学人数扩张，大学经费相对数量不增反减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开始为大学发展注入资金，一批赠地学院在政府呵护下茁壮成长从此，高等教育重心的天平，逐步向美国倾斜希特勒时期，大学完全归由政府管理的弊端逐渐暴露长时间在政府温室中生存的大学，一旦遇到外部社会的狂风暴雨便花落树折因纳粹政府的种族歧视，德国不但流失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而且也丧失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科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正是吸纳了这些流失学者的多数，才能够迅速代替德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传统上，大学作为高深学问的机构，其费用要么依靠政府，要么依靠学费和捐赠，要么兼而有之当大学学术资本的交换对象只有政府，当政府不可信赖，大学必然陷入发展困境，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大学就是这样；当大学学术资本的交换对象除了政府，还有无数民间团体、公司企业，大学发展的空间就会扩展，当政府再施以巨额资助，大学就会迎来发展的春天，1862年之后的美国大学即是如此二）组织制度适当调整，学科发展交叉融合，是现代大学学术资本的生成途径19世纪上半叶，在政府财力支持下，德国大学内的学科以习明纳和研究所为依托，以讲座教授制为统领，实现了学科发展上的欣欣向荣。

然而，正是这种制度安排成为俾斯麦之后大学学科发展的桎梏声名显赫的讲座教授作为习明纳和研究所的唯一领导者，逐渐形成学术寡头这种“教授权威”高度膨胀，压制了底层学科分化的活力每个讲座教授都要配备一套人员设施，使得政府无力支持学科的无限分化与整合每个习明纳和研究所在讲座教授的带领下，逐渐形成大学内部的一个个壁垒，不利于学科交叉，也不利于学科融合19世纪到德国学习的美国人，把哲学博士、学术至上等理念带回美国，同时也带回了习明纳的研究方法，但是，他们并没有照搬讲座教授制，而是施行更加民主平等的院系制，这为学科分化及整合提供了重要平台美国人把哲学博士带入本土，但是，并未形成以哲学院为统摄的学科发展样态科学代替哲学成为美国大学高深知识发展的坐标，也正是基于此，美国大学的学科才能够突破哲学的藩篱，设立一系列以职业应用为导向的专业学位在德国大学坚持哲学博士独大之时，专业博士开始与哲学博士共同成为美国大学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三）在公平中竞争，在竞争中包容，是现代大学学术资本的生长环境大学学术的发展需要竞争，尤其是需要公平竞争只有竞争才能够使学术永葆活力，只有公平竞争才能够百花齐放，尤其是当大学成为国家的一个组织部门，大学教师成为国家公务员身份的时候，公平竞争之于学术发展更为重要。

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大学渐渐失去竞争的氛围伴随大学讲座教授权威逐渐增强，讲座教授职位的相对减少，编外讲师数量越来越多，两者的公平竞争已成过往云烟，讲座教授衣食无忧，编外讲师前途惨淡，能否晋升全靠碰运气另外，在19世纪的德国，柏林大学一家独大，没有形成诸如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和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nbridge），东京大学（University of Tokyo）和京都大学（Kuoto University），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类似的大学竞争架构这种高等教育系统在发展中，一方面会养成独大者唯我独尊，另一方面也会造成组织发展的高度不确定性18世纪末期，正是巴黎大学（Universit de Paris）长期在法国的一家独大，才使得其被强行取缔后，法国丧失高等教育的领导地位同样，希特勒战败后，伴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联邦共和国的分离，德国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体系[26]柏林大学也随之一分为二，柏林洪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再也没能创造出昔日柏林大学的辉煌19世纪后半期，德国大学入学人数不断攀升，然而与这种趋势相悖的是，大学越来越排斥穷人，更为严重的是，希特勒时期，种族成为学生进入大学不可逾越的障碍。

学生是大学教师队伍的补充，是大学学术增长的生命力，以贫富和种族将其排除在外，无异于大学自断后路与这些政策相反，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不但对贫穷子女进入大学提供资助，而且对少数族裔的子女予以倾斜两国学术发展后劲判若云泥，高等教育中心地位发生转移也就不难理解参考文献：[1]胡钦晓.何谓学术资本：一个多视角的分析[J].教育研究，2017（3）：73.[2]哈夫纳，S.从俾斯麦到希特勒[M].周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3]本-戴维，J.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M].沈力，译.台北：结构群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4]Mcclelland, C. E. State, Society, and University in Germany, 1700-1914[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5]韦伯，M.韦伯论大学[M].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6]包尔生，F.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M].张弛，郄海霞，耿益群，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7]Arnold, M.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on the Continent[M].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68: 223.[8]Conrad, J. The German universities for the Last Fifty Years[M]. Glasgow: David Bryce & Son, 1885: 17.[9]Jarausch, K. Student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Impearial Germany: The Rise of Academic Illiberalism[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400.[10]Lilge, F. The Abuse of Learning: The Failure of the German University[M]. New York: The Macamillan Company, 1949.[11]Lundgreen, P. Differentiation in German Higher Education[M]//Jarausch, K. H.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Learning, 1860-1930: Expansion, Diversification, Social Opening,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in England, Germany,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uttagrt: Klett Cotta, 1983.[12]吕埃格，W.欧洲大学史：第3卷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大学[M].张斌贤，杨克瑞，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13]Windolf, P. Expans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 Higher Education in Germany,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1870—1990[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72.[14]Mcclelland, C. E. The German Experience of Professionalization: Modern Learned Professions and Their Organizations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Hitler Er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33.[15]Hartshorne, E. Y. The German Universities and National Socialism[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16]李工真.哥廷根大学的历史考察[J].世界历史，2014（3）：75-83.[17]Konrad, H. J.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Som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M]//Jarausch, K. H.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Learning, 1860-1930: Expansion, Diversification, Social Opening,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in England, Germany,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uttagrt: K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