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逃出概念牢笼温情对待传统——与易中天先生商榷.doc

逃出概念牢笼，温情对待传统——与易中天先生商榷作者: 秋风 2011-04-06 18:18:30 来源:南方周末 1月20日，《南方周末》刊发易中天先生针对杜维明、袁伟时两先生对话《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撰写的批评：《我们从儒家那里继承什么，又该怎样继承》（以下简称 “继承”，见图一）易先生依据自己对儒家若干观念的理解，向身处于深度精神迷茫之中的当代国人，推荐了一个在现代语境中处理儒家价值、观念传统的方案：以共同价值为标准，抽象继承为方法，现代阐释为途径，以解决“继承什么”和“怎样继承”的问题这方案听起来相当耳熟，看起来相当完美但恕我直言，这个方案充满了现代人的傲慢，这样的傲慢将让中国人无法完成现代文化与精神秩序的构造工作本拟对此提出批评，因忙于研究，半途搁笔近日，易先生发表《这样的“孔子”不离奇吗》，针对拙作《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以下简称“孔子”）就孔子作出的几乎每一个判断，均提出质疑其中牵涉诸多关于古典中国历史、儒家理念源流的具体问题，如一一回答，需几大本书——这也正是笔者目前研究的主题而易先生该文与前文具有共同的思考取向，而这样的思考取向在现代中国十分盛行，严重妨碍国人以开放心态对待传统。

本文也就针对这一点略作议论历史主义的傲慢文明特殊论可以敞开胸怀拥抱现代化，而对传统采取决绝的封闭态度通观“继承”一文，或可确定，易先生立论的哲学基础大体上是历史主义比如他说：孔孟的所有思想，所有概念，都有时代的背景和历史的语境儒家的很多东西恐怕都是“馊了的饭菜”某些已经死去的，比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就让它“死在沙滩上”，用不着再去“创造性转化”这样的话，在过去大半个世纪出品的历史、哲学史、思想史著述中，随处可见，它几乎是所有知识人谈论历史人物、古代观念的口头禅因为，过去一个世纪，国人一直在接受历史主义哲学教育这种历史主义绝非新事物，法家早有阐述《商君书》开篇即提出作为法家变法理论的哲学依据：“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新时代需要新法律、新制度，为此必须毫不犹豫地抛弃、摧毁旧法律、旧制度我相信，绝大多数国人会觉得，这些话正确、精彩只不过，接下来的一段话便露出了杀机：“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制度乃是因时而变的，没有任何恒常性，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客观性。

因此，法律、制度就是工具，作为立法者的统治者则在律法之外统治者可按照自己对“时”、对“事”的理解，废除此前全部法律，全盘重订法律中国在二十世纪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无不源于此一观念这也正是易先生对待观念、对待传统的逻辑按照历史主义，人的思想不过是他们所处环境的产物所以，在先生论述中可以感觉到，思想、观念本身并不那么重要也正是这样的认知决定了易先生对传统思想、观念的轻浮态度：他们的时代早已灰飞烟灭，他们的理念能有多大价值？为了要在新时代更好地生活，我们需要全新的价值、全新的观念——历史主义一转身就是进步主义事实上，按照易先生的历史主义，不光是孔孟，所有人所提出的所有思想、概念，其实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语境，包括易先生所心仪的现代价值也因此，它们根本就没有普遍性和客观性，而都是个别的但易先生显然又坚持现代价值的普遍性和永恒性——这未尝不是一个自相矛盾或许可以说，这种看似坚持普遍主义的历史主义，不过是一种很特别的文明特殊论文明特殊论可有两种表达方式在全球化时代常见的方式，是从空间上进行区隔，宣称我们民族的文化不同于你们民族、不同于其它所有民族的文明这种文明特殊论通常会造成一种自我防卫的守旧主义。

另一种文明特殊论则从时间维度上进行切割，它断言，我们时代的价值、思想、生活方式、制度，应当与以前一刀两断这样的文明特殊论会导致激进主义这两者的共通之处是自我中心，断言我不同于且优于他者他们可以敞开胸怀拥抱现代化，而对传统采取决绝的封闭态度他们的心灵对传统的封闭程度，与民族主义对异族的封闭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相比之下，他 们有历史主义信念支撑在道德上更为骄傲这样的骄傲把他们困在概念的牢笼中，而以自己的墨镜看待传统现代概念的牢笼在西周封建制下，人们确实是自由的，尽管存在等级制秦制实现了平等，虽然人们没有自由孔子与今日中国人的距离，非常近比秦皇汉武、康熙大帝都要近孔子的时代是自由的时代，那个自由是现代自由的老祖宗，与现代自由同属一个物种，而不是另一个物种在《继承》一文中，易先生提出，在新时代，儒家需要经过现代阐释，才有存在空间进行现代阐释的原则是“引进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观念，立足于公民权利、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现代意识”这看法我完全同意我只是想追问：何谓民主，何谓自由，何谓法治？乍一看，这些概念似乎早都是常识了，根本不用讨论在旨在解决当下问题的公共问题中，运用这些常识性概念，当然也就差不多了。

但是，一旦进入历史和思想的领域，仅有这样的常识性概念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只是运用这类常识性概念，必然导致严重偏差易先生对我在“孔子”一文中诸多看法提出的批评，就生动地呈现了这样的偏差比如，我提出，封建的君臣关系具有契约性质，君臣虽然不平等，但双方都是自由的易先生质问：君臣之间根本不平等，怎么可能自由？很多朋友认同这样的质疑但坦率地说，这样的质疑不过表现了现代人的骄傲与狭隘自由和平等对于人的存在而言，是最为重要的两种价值不幸的是，自古至今，这两者之间存在紧张，甚至冲突随便举几个例子：在思想史和政治史领域中，人们通常会说，法国思想和法国大革命追求平等，而英国革命追求自由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平衡自由与平等一直到当代西方理论界，自由主义与左派争论的焦点也就在于自由多一些还是平等多一些长期以来，经济学领域争论的问题，也无非是两者之间的取舍：缪尔达尔、斯蒂格利茨等人要求平等多一些，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等人主张自由多一些凡此种种争论清楚地表明，人们固然可以追求鱼与熊掌之兼得，但其间难度是非常之大的自由与平等确实是两个具有相当不同的内涵与指向的概念。

这两个概念在现实中已然如此复杂，在分析古代思想和制度的时候，人们就有理由高度审慎这包括，人们应当意识到已故杨小凯教授提及的“后发劣势”困境在当下中国运用概念思考中国的问题，尤其是思考历史问题，国人面临严重后发劣势：我们熟悉的概念过于先进、时髦了借助西学，和西方成熟的现代社会，人们掌握了很多概念，并视之为常识孰不料，这样的概念太成熟了，而它们的基本义可能已被遮蔽比如，谈到自由，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立刻要求个性解放，乃至于性解放，据此而高调地反礼教八十年代的文人则坚持穆勒所说的“社会”与个人关系意义上的自由，据此而坚持反传统他们确实在主张自由，但这些是非常现代的自由概念它们不是自由的基本义，而是后出之义，附加了很多衍生物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衍生物模糊了自由的本来含义，人们把很多与自由无关的价值，尤其是平等，添附于其上这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当然是无法避免的那么，要理解概念，就首先需要做一番清理工作二十世纪以来诸多思想人物都在做这样的工作柏林最大的思想贡献，区分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就隐含了这一点二十世纪很多思想家，比如哈耶克、施特劳斯、阿伦特、沃格林等人，也都在质疑、反对现代的自由，而主张回归自由的基本义。

奇怪的是，不少知识分子却顽固地以为，这个不知道涂抹了多少层脂粉的概念，才是真正的自由，反而指控相对单纯的自由不是自由这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也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十九世纪之前的自由就是穆勒一带而过的自由，也即刻意的强制被减少至最低限度的自由，才是自由的基本义当我们评论十九世纪之前的事物的时候，就应当依据这样的基本义惟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中世纪英格兰的liberties和《大宪章》就是自由依据自由的这一基本义也完全可以说，在西周、春秋封建制下，人们确实是自由的，尽管那个时代存在等级制只要想象一下孔子的思想自由、办学自由，以及百家争鸣的辉煌，就足够了反过来，秦的制度让所有人实现了平等，虽然在这个制度下，人们没有自由也就是说，不平等自由和不自由的平等，都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明白了自由与平等两个概念的源流，也就不会觉得这是不可理解的，而非要否定历史的事实本身回到概念的基本义，我们或可恍然发现，孔子与今日中国人的距离，其实非常之近比秦始皇、汉武帝、康熙大帝都要近孔子的时代是自由的时代，那个自由是现代自由的老祖宗，与现代自由同属一个物种，而不是另外一个物种事实上，今日国人为准确地理解自由的含义，与其攻读穆勒、罗素、杜威、罗尔斯、德沃金、孙斯坦，不如去仔细理解孔子所处时代的自由的状况与其制度。

这些西方学者与其说是在揭示自由，不如说是在遮蔽自由之基本义当然，在西方语境中，这部分地是正当而必要的但由此所形成的关于自由的现代性常识，并不是健全的自由常识走出牢笼，唤醒温情毫无疑问，相对于现代成熟的法治，“礼俗之治”存在很多缺陷但相对于秦的“刑律之治”——那是一种严密控制的“警察国家”——礼俗之治的确可以带给人们相当程度的自由礼俗也划定人的权利－义务，确认财产权，规范交易、合作等等，这样的礼俗之治乃法治的近亲或前身事实上，不光在此概念上，在很多问题上，国人在可以享有后发优势的同时，也面临后发劣势现代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提出全盘反传统的主张，就可部分地归因于这一概念的后发劣势留洋的知识分子们在已完成现代化的西方，获知最先进的现代常识性概念他们以此衡量前现代中国的价值、制度，当然会得出结论：古典、古代的理念、制度，实在是一无是处比如，他们猛烈地批判礼教、礼俗毫无疑问，相对于现代成熟的法治，相对于现代个人解放理念，“礼俗之治”存在很多缺陷但是，回到古代社会治理的语境中就会发现，相对于秦的“刑律之治”——那是一种严密控制的“警察国家”——所预设的政府权力至上与官吏蛮横专断，礼俗之治的确可以带给人们相当程度的自由。

礼俗也划定人的权利－义务，确认财产权，规范交易、合作等等，民间社会就是据此自我治理大多数公共事务的这样的礼俗之治实乃法治的近亲或前身也就是说，礼俗确实没有带来完全平等的自由，也确实妨碍个性的解放，但它确实在界定和守护个人自由的空间传统中国处于皇权制下，社会却不乏活力，奥秘就在于，在官府的刑治之下还有一个民间的礼俗之治现代启蒙知识分子抱定僵化的法治概念，看不到礼俗之治与法治的同质性，而把礼俗一棍子打死，必欲毁之而后快其结果却是，所有人直接暴露在权力之下，社会治理悲剧性地回向了刑律之治此一例证表明，当启蒙知识分子宣称，中国历史、中国传统、中国文明一片漆黑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历史本身真那么黑暗，而是因为，知识分子自己带了一副乌黑的墨镜他们被自己的常识性概念俘虏了，不假思索地运用最时髦的概念来判断古代这样的态度绝不能说是理性的，它是一种最堕落的迷信：对自我的迷信欲判断历史，就须对现代的常识性概念进行某种剥离，还原到其基本义一旦摘掉那副墨镜，运用相关概念之基本义进行观察，历史、传统就会呈现出另外一幅形象比如，我们就不会认为，中国人是另外一个物种，两千年甚至五千年来都在思考如何出卖自己，毁灭自己相反，我们将会看到，古人与今人并非两个不同的物种。

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一直以来都在追求美好生活，他们的这一愿望一点也不比今人差他们也透过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等领域的制度变革，实现这美好生活，其成就绝非毫无可观也就是说，走出现代概念的牢笼，对古典的观念和制度，今人就不会以现代人的傲慢看待前人，而具有钱穆先生所说的“温情与敬意”这并不是虚骄地宣称，现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