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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社会性别分析的一个有用的范畴 　　贺萧 王政 　　[英文标题]Chinese History: Gender as a Useful Analytical Category 　　[中文摘要]本文探讨琼·斯科特的论文《社会性别：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的问世对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影响，着力勾勒了社会性别分析范畴在中国大陆和欧美的中国历史研究界相互关联而又截然不同的学术发展轨迹在英语学术界，斯科特的文章标志着重大的概念上的转变，推动此后的研究走出仅限于对妇女的思考，引向对社会性别的关注；走出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作更广阔的对权力关系的探究斯科特关于文化符号、规范性概念、政治社会体制和主体性身份的重要性的论述，帮助催生和组织了英美中国历史研究界大多数最有影响的新研究成果虽然“男女”在历史上作为儒家社会组织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文人学者广泛论述，而当代中国历史学界对社会性别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关注则在近年来才出现，社会性别史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尚处起步阶段 　　[关 键 词]社会性别分析范畴/社会性别史/男女　　[作者简介]贺萧（Gail Hershatter），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桑塔克鲁斯历史系教授；王政，美国密西根大学妇女学系副教授、复旦－密大社会性别研究所合作所长。

　　对中国学学者而言，琼·斯科特（Joan Scott）的文章不是一张具体的路线图，而是份关于如何廓清和读通迷径的工作指南至于该怎样具体地运用斯科特的精辟见解，则既取决于被探索的研究领域，也取决于探索者的眼光最近中国学研究中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一方面，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极有成效地催生了中英文著述中的新知识；另一方面，斯科特的指南性的论文《社会性别：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对以中文进行的学术研究的影响，要小于它在英语世界中的影响然而，对关注人文景观和观念形态形成的历史学家来说，各个区域的本土学术形态至关重要因此，作为学术实践的“社会性别”，与作为历史范畴的社会性别一样，也需要我们为之作一历史分析　　本文着眼于社会性别研究在欧美（主要是美国）和中国的学术历程在这里，中国和欧美并非密封隔离的学术区域多年来，两个区域之间，以及与日本、港台① 和其他地方的学者间的交流，始终十分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那波20世纪早期在国际间流行的女权主义理论但本文并不试图全面涵盖这两个学术区域中的社会性别研究成果，而将着力于勾勒出这两个各有特色却又互相缠绕着的当代学术形态的轮廓我们希望本文能有助于其他学者今后对这一讨论的拓展。

　　英文著述　　琼·斯科特文章发表于以英语从事研究的中国学学者们的盛世从1970年代前期开始，对中国的女权主义学术研究有三条基本探索路线第一条路线，以人类学家玛杰里·沃尔夫（Margery Wolf）为先锋，其研究对象，就如那时的大多数关于中国的人类学和历史学著述一样，是中国的亲属制度不同之处在于，女权主义学者对亲属制度的分析是以妇女为中心而展开的沃尔夫指出，妇女们一旦从自己的村庄嫁出去后，便以孤立、脆弱而且具有潜在威胁性的陌生人的身份，进入了一个因婚姻而织就的亲属网络她们的地位和精神健康，既取决于生育孩子的状况，也仰赖于那种被沃尔夫称之为“子宫家庭”②（Uterine Family，又译“阴性家庭”、“女阴家庭”）的情感网络的建立至少对女权主义学者来说，沃尔夫的洞见，不仅重新勾勒了亲属制度的形态，而且也证明了亲属制度是个深深地社会性别化了的领域　　吸引了诸多历史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学者的第二条研究路线，试图通过回答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究竟对妇女是好还是不好这么个问题，来对20世纪的这场革命作出评价学者们的答案多种多样女权主义学者们赞扬了共产党在1920到1980年代之间重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妇女对教育的需要，以及注重发挥妇女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作用。

但是，学者们也注意到，任何时候只要动员农民参加革命与解放妇女这两个目标之间出现冲突，前者总是被给予优先权与20世纪60年代左派活动家们的观点相呼应，有些学者将这一问题的本因归结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欠缺，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共产革命初期政治上求生的压力以及在农民和党员中同样普遍持久的性别歧视意识，都可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这组研究成果中，有些学者十分担心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会消除中国妇女在毛式社会主义集体化时期取得的进步仅只从下列读来颇为悲观的书名中，我们便可窥见学者们的这种判断：《中国妇女未竟的解放事业》、《中国的父权制与社会主义》、《延迟的革命》③　　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个研究趋势，充分利用中国那时新开放的图书档案资料，将研究目标锁定为“让隐形的历史主体显形”学者们开始将妇女写入主要沿海城市的劳工史，以及那些在早期版本中对女党员没有充分介绍的党史里④　　综合而言，这些研究成果将对妇女的重视引进了中国学领域，但它们并未检视学界里已有的一些关键性的假设同那些自20世纪初开始猛烈攻击“传统”的中国革命家一样，这些新的妇女史学者们将帝制中国视为妇女一成不变地处于从属位置的时期，错误地将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中对男尊女卑这一理念的阐述，当作了历史上无处不在的普遍的社会实践。

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当中国知识分子们论及积弱和半殖民主义的中国时，缠足、未受教育的、愚昧的妇女就成了其标志欧美女权主义学者们则扭转了这类描述——在她们眼里中国妇女成了强大革命潜力的具体体现——但这些学者们并没有触动更长远的历史此外，在聚焦于革命是否给妇女带来好处的同时，这些研究却没能探讨社会性别是如何塑造、成就和限制了革命的过程，以及社会性别可能怎样帮助我们超越革命故事叙述脉络获取更广阔的历史理解加入妇女然后搅和”作为一种学术实践虽然没有耗尽其活力，但在概念上却走入了死胡同　　《社会性别：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一文的问世，促使此后的研究不但走出仅限于对妇女的思考，走向对社会性别的关注，而且脱离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作更广阔的对权力关系的探索斯科特的文章使得人们能够更具有想象空间，来重新审视社会性别同家庭、劳动、国家的构建以及民族国家革命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虽然在斯科特之前这样的重新审视在欧美的中国史学家中已渐有苗头，但还没能全面清晰地表述出来中国史学家们有选择地采用了斯科特的研究方法有少部分学者开始引用福柯，有的引用了德里达，但斯科特关于文化符号、规范性概念、政治社会体制和主体性身份的重要性的论述，则帮助催生和组织了大多数最有影响的新研究成果。

斯科特的文章标志着十分重大的概念上的转变，它梳理了刚萌芽的问题，并为有效地寻找答案提供了很好的建议1992年在哈佛大学召开的，汇集了用中、英文写作的学者们的学术讨论会，代表着在拓展斯科特开启的新研究方向上的一个重要时刻该次会议提出了一个别具意味地命名为“赋中国（研究）以社会性别”的计划会议论文集序言脚注中援引了斯科特的文章，并对其观点作了如下阐述：　　社会性别身份和关系并不仅是个人或私下的事；它们是由家庭、宗教、医学、国家权威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制度和习俗所规定执行（有时也是所破坏）的与此相应，社会性别也为家庭、国家政权和其他社会制度的清楚表达和它们的正当性的确立提供了一定的语言和范畴……对社会性别的充分关注能够阐释清楚妇女的生活，但更根本的是，这样做能够使我们对社会生活的运作本身进行探索……通过倡议“赋中国（研究）以社会性别”，我们宣布对妇女和社会性别的研究不只占据中国学学术活动之一隅，而是将改写大多数我们用来解说中国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文化产物的基本范畴⑤　　斯科特的文章问世后的二十多年间，以社会性别为主轴的中国研究在英语学界中的迅速发展虽然远非一篇短文所能概括⑥，但几个成果尤其卓著的领域还是值得在此一提。

这些领域之一就是重新看待社会性别在中国更长远的历史中的状况学者们不再将20世纪前的中国描绘成一个对妇女的压迫一成不变的时期，而是开始探讨身体的实践和空间安排对构建社会性别的作用，美德在妇女主体性和国家治理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妇女的劳作如何保障了家庭的生存和文化精英阶层的长盛比如，伊沛霞（Patricia Ebrey）对宋代婚姻和妇女生活的研究工作就十分重视缠足和家内空间安排在构建和维护社会性别角色上的作用⑦Chirstian de Pee探讨了宋代婚嫁仪式是如何在给了新娘子们一个新的主体位置（媳妇、妻子）的同时，为男性们提供了其专有的“作为社会主体在更大的社区中的位置：男人”⑧高彦颐（Dorothy Ko）强调了“从儒学典籍中搜集来的对社会性别的规范性概念，亲属制度和教育制度在性别的社会建构上的关键作用，以及17世纪上层妇女们在她们的写作中表露出来的主体社会性别身份”⑨在她后来的著述中，高彦颐颠覆了中国妇女居于从属地位的最固定的象征：缠足她通过追问缠足对于构建合乎体统的妇女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而全面探讨了缠足作为一种由妇女控制的习俗，在帮助确立植根于儒教理想中的性别化的主体身份上，以及同时在创造出复杂的隐匿式性色诱惑上的重要作用⑩。

　　研究20世纪之前的中国历史的学者们也找出了社会性别和王朝政治之间的联系斯科特的一个洞见对这方面的研究帮助尤其大，即：社会性别之常见的合法化功用之一，就是被拿来比喻统治和被统治者间的关系在研究元代的社会性别和元帝国时，Beverly Bossler指出在蒙古人开始威胁并最终征服中原的过程中，尽忠的汉族官员们（男人们）常因保卫自己的辖区奋战至死而成名，妇女们则由于为保全贞操名节自杀身死而得到褒扬(11)曼素恩（Susan Mann）在元代之后另一个由征服者建立的王朝——清(12)，也发现了同样的行为模式在对那些做出了相似选择的明代守寡妇女的描述中，Katherine Carlitz探讨了德作为规范性的概念和作为主体身份认同的作用她指出，对一代又一代热切地读写这类故事的男人们来说，这样的守寡妇女已成了有德之士该如何效忠其君王的一种榜样(13)通过对18世纪的贞操政治的研究，Janet Theiss认为，对自己作为非汉族外来者的背景高度敏感的清代的统治者们，试图把道德教化官僚化、制度化在他们所创立的国家宗教中，恪守贞操的妇女被视为模范的帝国臣民(14)在帝制后期给有德女子的封赏和褒扬文字中，当时的官员和社会精英们对性别化了的德行、社会精英地位和好的政府之间所作的多重关联，都有着清楚地反映。

　　总之，妇女们既以英雄式地死去表达了自己的忠诚和贞洁，也以守贞、节俭和勤劳地活着，保障了家庭的延续和帝国的稳定白馥兰（Francesca Bray）的《技术和社会性别》则对以下三个方面作了研究：房屋的建造——妇女们虽离群索居于这样的房屋中，但她们仍被认为在道德和物质上对世界有着影响；妇女的劳动力渐渐地变得不再重要的织布业；通过社会抚育和生理抚育而展开的人的再生产在这几方面的研究中，白馥兰都充分揭示了妇女既是社会性别制度的产物，也是知识和商品的生产者(15)曼素恩则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清代妇女是如何通过多种多样的行动加入到对家庭、经济以及更广阔的文化领域的塑造中去这些行动有：写作和出版，手工劳动（精英阶层的男士通过不参加劳动来显示自己的地位，但即使是最富裕的妇女也会不知疲倦地劳作于刺绣上），延续终生的与自己的儿子们之间密切的关系，以及宗教活动曼素恩发现在18世纪的中国有一个不断扩展的，需求妇女的家内家外劳动力的市场这样的市场导致了妇女价值的增加，引起了公众对妇女角色的辩论，也导致了有身份的妇女们把自己和交际花区分开来的努力(16)在以上这组学者的笔下，19世纪之前的世纪是个充满了或隐或显的变化的时代，而不只是其后的革命中国的静止的前奏。

斯科特提出的拓宽社会性别意义的要求，对中国领域中能够如此重构中国的王朝历史至关重要　　斯科特的观点还帮助人们开始在更深入地研究19世纪西方在中国的扩张时，不再沿用那“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