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重庆考古60年 (2).doc

重庆考古60年摘要：本文将60年来重庆地区200万年前到明代的全部考古材料进行了详尽梳理，对龙骨坡遗址、兴隆洞遗址、大溪文化、小田溪墓群等逐一分类点评，初步建立了重庆地区考古文化序列，令人信服地感受到重庆历史文化的全貌关键词：重庆；考古；60年重庆考古60年，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奠基期，20世纪60、70年代的调整期，改革开放恢复期，直辖以来的发展期四个大的发展阶段在国家文物工作方针的指引下，每一个时期，我市文物部门和考古工作者都实施完成了许多重大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成果，促进了我市考古事业的持续发展伴随重庆直辖，三峡文物抢救性保护同步启动汇聚全国近百家考古科研单位跨世纪会战的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新中国重庆考古事业最重要的一个时期60年的田野工作，60年的考古收获，为重庆历史文化面貌的复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重庆三峡地区是探寻人类起源的重点区域目前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地点有6处，除铜梁张二塘遗址外，巫山龙骨坡、雷坪洞、迷宫洞、奉节兴隆洞、草堂镇5个地点均集中分布于三峡地区这些遗址时间跨度大，与早期人类起源、直立人的起源与演化、现代人的起源等世界古人类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密切相关［1］。

目前田野考古与研究工作比较深入的是龙骨坡、兴隆洞两个遗址：巫山龙骨坡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地点1984年以来，开展了多次联合发掘，发现了1段人属下颌骨和1枚上门齿，被定名为直立人巫山亚种此外，还发现了120余种哺乳动物化石、有规律埋藏的动物肢骨化石、石制品遗址地层的古地磁年代距今201—204万年［2］关于巫山人下颌骨是否属于人类、门齿是否属于早期人类、石制品性质等问题，古人类学界尚有讨论其发现，为三峡地区寻找远古人类带来新曙光的启示意义，却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近十余年三峡地区的连续发现，都是龙骨坡遗址启示的新收获2001以来，奉节兴隆洞遗址出土4枚人类牙齿化石、20件石制品、50多种哺乳动物化石等，地质年代为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距今约15-12万年三峡地区早期智人化石的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剑齿象门齿上的刻划痕迹，引发了原始艺术起源、东亚地区现代人类行为方式的深入研究［3］二1949年以来，重庆发现的旧石器地点近100处最早的发现是1976年铜梁文化遗址［4］最大规模的发现是1993-1994年配合三峡工程的旧石器专题调查，共发现了68个地点［5］最近十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在渝西长江、嘉陵江、乌江、酉水流域新发现了10多个地点。

1995年以来，三峡地区重要的28个遗址开展了十年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2万平方米，出土了万余件石制品、大量动物化石及其他科学标本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集中分布于丰都长江两岸的二、三级基座阶地，构成了规模可观的遗址群高家镇遗址发现石制品2500余件，以大型砍砸器为主，运用锤击法剥片和简单加工，具有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鲜明特点［6］冉家路口出土石制品882件，呈现较强的石片工业特点［7］枣子坪遗址石制品具有长宽等比小型化的特点，预示三峡地区南方主工业由早到晚石片石器增加,且沿长宽等比小型化发展的趋势［8］井水湾遗址出土石制品910件，发现零散分布的东方剑齿象、貘、牛、鹿类哺乳动物化石58件，推测为古人类狩猎和食用的遗物，光释光测年距今约8万年环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该时期植被繁茂，气候暖湿，适合人类的生存［9］2003年以来，嘉陵江流域的合川唐家坝遗址两次发掘，在埋藏于地表以下5-20米的黄土中，发现大型砍砸器、刮削器等石制品253件［10］2005年，秀山河湾遗址发现的石制品以石英砂岩为原料，石片石器为主，锤击法剥片，刃口向破裂面单向加工，器形主要为刮削器和砍砸器，是重庆酉水流域的首次发现［11］。

这些发现，与丰都遗址群相似，属旧石器时代中期华南旧石器主工业系统晚更新世晚期的铜梁张二塘遗址是铜梁文化的发现地，碳十四测年距今约2.5万年，是重庆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代表该发现，对于长江流域旧石器文化传统以及中国南北旧石器文化二元结构的认识具有重要启示［12］上世纪80年代以前，该类文化遗存在重庆嘉陵江及其支流涪江流域、大渡口长江沿岸及四川沱江流域有多次发现［13］三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目前发现约80处，主要的发现有以下几次：建国以后在长江沿岸开展的文物专题调查取得了初步收获［14］；1992～1996年三峡库区调查发现30处遗址［15］；1997年以来，三峡考古发掘过程中，又陆续取得了巫山人民医院、云阳大地坪遗址等重要发现；2000年以来，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在酉水、乌江、嘉陵江、渝西长江等区域新发现了39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958年巫山大溪遗址发掘，取得了长江流域最有影响的史前考古发现［16］忠县干井沟［17］、江津王爷庙［18］也开展了少量试掘但是，直到1992年，重庆本土新石器文化面貌还非常模糊，甚至难以从商周遗存中甄别出来1994年开始，“魏家梁子文化”［19］“老关庙下层文化”［20］“哨棚嘴一期类型”［21］等文化命名相继提出，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初露曙光。

1997年以后，层出不穷的新发现、连续多年的考古材料积累、测年技术、环境考古等新的技术手段和理论方法的介入，为我们建立史前文化序列、了解古代社会、探讨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创造了条件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已经揭开了神秘面纱一）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探索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与旧石器时代考古密切相关1997年以来，三峡地区旧石器遗址系统发掘情况表明，分布于河流一、二级阶地以及河漫滩的遗址，基本不属于古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区域，其时代距今1万年左右,已经跨入全新世早期属于这个阶段的遗址有十来个地点奉节三沱遗址发现了石片、断块等石制品和食肉类、豪猪、野猪、羊等动物化石种类［22］奉节横路遗址发现有利用率较高的石核、锤击法生产的石片、加工简单的刮削器，石制品以小型和中型的窄薄型石器为主［23］奉节鱼腹浦遗址发现了有规律排列的12个火塘遗迹和集中分布在烧土堆附近的大量石制品、动物骨骼标本，在遗址的下部文化层出土了陶片，C14测年代距今约8000年［24］这些发现，是重庆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探索的重要线索二） 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1999年发现的丰都玉溪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25］遗址下层遗存骨渣等生活垃圾与长江洪水交互叠压形成的坡状堆积厚5米，多达59个文化层。

其中，洪水淤积层多达27层，为本地区古代环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26］玉溪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以及动物骨骼石制品发现上万件，成型器形体比较大，多为一次成型、简单修理的石锄、砍砸器等石片石器，有少量磨制的条形石斧陶器数量较少、制法原始、简单器类，有釜、罐、钵、碗、盆等，釜的变化特征非常明显玉溪下层遗存目前仅发现一个地点，其分布范围、文化源流不明，暂命名为“玉溪下层遗存”根据19个骨胶原C14测年结果，玉溪下层遗存距今约7600~6300年，早、中、晚三期分别延续了400~500年玉溪下层遗存发现的动物骨骼数量巨大，经鉴定，有哺乳动物、鱼类、蚌类、龟鳖以及鸟类等27种这些动物骨骼多为碎骨，可能是原始居民肢解和食用后的遗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玉溪当时的生态环境，折射出玉溪下层居民渔猎、捕捞占重要地位的经济类型玉溪上层遗存堆积较薄，出土遗物有打、磨制石器，多台面小燧石石核和少量陶片主要的陶器标本有折沿釜（罐）、卷沿盆、深腹缸、敛口钵、附耳钵、敞口钵、纺轮等，陶系以泥质灰陶为大宗玉溪上层遗存动物骨胶原C14测年大约为6200年左右三）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广泛发现，有关其文化属性、空间分布、年代范围等重要共识已基本形成。

最新发表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涪陵陈家嘴遗址，丰都玉溪坪遗址群，忠县干（注：音gan，字库无）井沟遗址群，万州苏和坪、黄柏溪、涪溪口遗址，云阳丝栗包、大地坪遗址，奉节老关庙遗址，巫山大溪、锁龙、魏家梁子遗址等近20个典型遗址的独立分期、统一排序和综合分析，将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命名为三个考古学文化［27］哨棚嘴文化：以忠县哨棚嘴遗址为代表，卷沿罐器物群盛行，时代与大溪文化中晚期相当，距今约5500～5100年哨棚嘴文化与玉溪上层文化遗存一脉相承，与东边的大溪文化分界大致在瞿塘峡大溪文化晚期阶段，哨棚嘴文化日益强盛，跨过瞿塘峡到达了大溪遗址哨棚嘴文化与西边川西高原岷江流域的营盘山遗存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玉溪坪文化：以丰都玉溪坪遗址为代表，折沿罐器物群盛行，时代大致相当于屈家岭文化时期，距今约5100～4600年间玉溪坪文化遗存在东起湖北宜昌、西至渝西、东南到贵州东北、北达四川东北的广大地域皆有发现，属于重庆峡江新石器晚期文化的鼎盛时期中坝文化：以忠县中坝遗址为代表，花边缸器物群盛行，其时代大约距今4600年～3700年其中，中坝文化前期距今约4600～4300年，属新石器文化的最后阶段；后期大约距今4300～3700年，已经跨入了夏纪年范畴。

四） 重庆地区的大溪文化重庆地区大溪文化主要分布在瞿塘峡以东、酉水流域两个区域巫山大宁河流域的欧家老屋遗址，发现了大溪文化早期遗存，出土了一批重要遗物［28］大宁河与长江交汇地区的巫山县城遗址，发现了120余座大溪文化墓葬，发现了鱼骨坑等重要遗迹［29］最重要的发现依然是大溪文化命名地、上世纪50年代以来多次发掘的巫山大溪遗址［30］2000年以来，大溪遗址全面发掘，发现墓葬近200座，灰坑700多座，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收获：发现了大溪文化早期遗存；揭示了大溪文化晚期遗存与重庆本土新石器文化共存关系；发现了多种形式葬俗的演变，结合DNA结果，可以开展大溪文化社会结构的深入研究；发现了大量器物坑、动物坑、鱼骨坑，可能主要反映了大溪人的某种意识或原始宗教观念；遗址功能分区的材料，为聚落研究提供了条件；峡江地区大溪文化渔猎采集经济类型，与江汉平原地区稻作农业经济不同，对于大溪文化经济类型与环境关系的探讨，是非常典型的材料2007年，酉阳笔山坝遗址发现了丰富的大溪文化遗存，包括典型的屈肢葬墓葬7座，石器加工场1处，出土遗物丰富陶器以釜、罐、圈足盘、钵类为主；石器有打制石器，斧、凿、锛等磨制石器，多台面石核为主的小燧石石器；玦、璜等少量玉器。

遗存年代距今约7000～5500年，可分早、中、晚三期晚期出现大溪文化、哨棚嘴文化两组器物［31］重庆酉水流域大溪文化的首次发现，对于大溪文化在重庆地区的分布和传播线路研究，对于大溪文化的总体认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四重庆地区早期青铜文化遗存总计达142处发现始于上世纪50年代［32］，随即长期陷入沉寂1992～1996年，三峡调查发现近70处遗存［33］，取得突破性进展最近十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在三峡以外的区域新发现了70余处遗存，收获巨大这些遗存主要沿长江、嘉陵江、乌江、酉水的河流宽谷分布，文化面貌以巴文化为主，多种文化因素并存，客观反映了该时期重庆地区古代族群不断迁徙、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的走廊文化特征夏商至春秋时期，重庆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34］夏代至商代中期：发现地点近20处，典型遗址有忠县哨棚嘴［35］、中坝［36］，万州中坝子［37］、云阳大地坪［38］、云阳丝栗包［39］、奉节新浦遗址［40］等该时期器物群可以分为三组：侈口罐、盘口罐、敛口罐器物组，继承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峡江地区土著文化传统小平底罐、高柄豆、灯形器、鸟头勺、器盖器物组，与三星堆文化相似鬶、封口盉器物组，属于中原二里头文化因素。

总体上观察，该时期文化面貌属于三星堆文化系统，是三星堆文化与土著文化结合的地区类型根据2000年忠县中坝遗址C14测年，在公元前1900～前1050年之间，属于夏商的纪年范围万州中坝子农业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