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初丰裕社会-原文.doc

选自 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迷思（Illusions of Development）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 ，P21-39原初丰裕社会 塞林斯(Marshall Sahlins) 著 丘延亮 译摘要在"进步 "这个行上学理想的 牵制之下,西方社会思潮 ,自来即设定文化之演化主要存在于一种累积的“ 经济发 展” 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旧石器时代的狩猎社会遂命定被打扮为低条件的角色：一种以绝对贫穷为印记的“糊口经济” ，缺乏用以“建设文化 ”的闲暇，无穷尽的生产活动仅足以维持生存等等从世界范围和各地在狩猎中产生的证据,在极多关键性的方面对这种演化式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无论在食品和工具生产方面,他们每天的工作总量远低于其他社会经济构成下的人们；他们比新石器时代或其他“更高” 的生产样式有更多闲暇， 甚至长常能够在白天睡觉猎人们并不对匮乏感到恐惧或萦绕于心他们的秘密端寓于手段和目标间正常和可行的比例：人们的“经济需求” 不是无限制的，而他们的生产手段足以负担那有节制的目标同时部分地，他们游动的需要限制了贪欲的增长是故，他们生活在一种我们谈到布虚曼人时说的“ 物质的丰裕”之中因为不许超乎寻常的生产性努力，他 们的“需求”通常可轻易的获得满足。

每个人的工作量随着文化的“经济发展” 而俱增，闲暇则随之而日减——而“贫穷”则仅在所谓的“文明”的前进中才真的出现匮乏与贫穷之所以独独在现代工业世界及其边缘区域广为散布，不但是由于市场体制的扩散，在手段与目标间产生了无法跨越的鸿沟，更由于这经济中所维系的朝贡关系（也就是阶级关系）造成了广大生产者的悲惨景遇——尤其是以西方殖民地偏远地区为尤甚，在与这些地区相对照之下，狩猎者与采集者的社会无异是“ 原初的丰裕社会” 原文为中文繁体楔子如果说经济学是门忧郁的科学，研究狩猎者与采集经济，毕竟是它最先进的一个分支我们的教科书，几乎绝无例外地，竞相倡说旧石器时代生活之艰辛，描绘出一幅大难临头的画面，饥饿的幽灵成群地在连篇累牍的册页间高视阔步，使得读者关心的不只是采猎者之如何维生，而竟至于免不了疑心：他们到底能不能算真的在过活了!据此一说，采猎者的技能之落后，除了维持其生存外，使他们既无休歇且无剩余；逼使人人不停工作，甚至于连建立“文化”的“闲暇”都没有同时，在经济发展的教义里他们遂命定了充扮坏榜样的角色：所谓“糊口经济” （subsistence economy)的代表人物成见之为物，无疑是最顽强的东西；要想打败它，非有对立性的提法不可。

因而当我对采猎经济的略加考察之下，就不得不称之为“原初的丰裕社会”了这个提法，意外地引出了另一个有用却出乎意料的结论据一般性的了解：一个丰裕社会中其全体成员之物质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肯定狩猎族群之丰裕也就是否定人类的生存条件系一种命定的悲剧——人类有如服苦役的囚犯，自困在自身的欲求之无穷与自身手段之不足的永恒殊悬之中达到丰裕有两个途径，需求之“容易满足”不是生产多些，就是希求少些西方熟悉的观念——即加尔布雷思的提法（the Galbraithean way)——中的种种预设，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特别合适：它认为人们的需求大而无限，其手段虽可改善，但毕竟有限；是故手段与目标之间差距得靠工业生产力来加以缩小，最起码可臻于救急品丰富的地步可是到达丰裕还有另外一个方式，这方式与西方的方式在前提上就不一样：人类的物质需求有限而少，技术虽然不变却就整体而言足供所需；用这个禅宗的策略，人们可享有无比的富饶——以及较低的生活水平这第二套法子，我相信正是描绘着狩猎的人们；据之，有助于解释他们的一些比较奇特的经济行为好比说，他们的"挥霍"——一种立即消费所有牲口的倾向狩猎者不受市场性匮乏之纠缠，其经济的动向比起我们来说，可能更一贯地以富足为据。

"血腥的布尔乔亚空想家"德特雷西（Destutt de tracy)毕竟迫使马克思首肯他的观察：“在穷的国度里人们舒服” ，而在富强的国家里“他们一般很可怜” 本文是提供了论证之后，将在文末谈及采猎经济真正的困难；在当前关于旧石器贫穷的种种陈说中，没有一个人真正认识过那些困难1.错误观念的根源一般人类学关于采猎经济的一般意见不外乎：“仅足以糊口的经济” ， “除极特殊的场合外闲暇非常有限” ， “无尽地追求食物” ，自然资源之“贫瘠且颇不可靠” ， “缺乏一种经济剩余” ， “来自最大多数人的最大耗能”……等等如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既说：澳大利亚原住民即为经济资源最缺乏的典型例子……只有在最节约的应用上，生活才成其为可能有如斯图尔德与法龙（Steward and Faron)在谈到南美的狩猎者即写道：游牧的猎人或采集者仅足以达到最起码的生存需要，且常有不及的时候；他们的人口（每十到二十平方英里一人）即是反映不停地移动追寻食物他们显然没有任何余暇从事任何作为生存之外的其他有意义活动；就算他们闲时可能生产些东西，也缺乏运输的能力对他们来说，适当的生产意味着身体的存在，因为他们极少有时间上或物质上剩余。

这类关于狩猎困境的悲愁观点并不限于人类学;它是历史性的,且可溯源到人类学应用其中的经济理脉里.早自亚当.斯密的——或任何其他人的著作——这看法就有了说不定这正是新石器时代最先产生的偏见！可是我们当前对采猎经济颇不敢恭维的意见，却不必归罪到新石器人的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布尔乔亚的我族中心主义照样可以造就它而现存的商业经济——它的每一转折都是“民生学”[人类学的经济学（anthropological economics)]必须加意防范的陷阱——也谁推展这种对采猎生活黯然的结论辩说狩猎民族有丰裕的经济，同时又绝对的贫穷，是不是真的那么似是而非呢？我们可不要忘了，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不管有多么丰厚的资源，却将他们置身于一种短缺的主张——世界最丰裕的民族的月第一个原则就是肯定经济的种种手段的不足是故，一个经济表面的物质状况似乎不是这种经济所成就之事的有效措施，我们必须就经济组织样式有所讨论市场——工业”这一体系，以一种独特并不可比拟的方式设置了短缺；一旦生产与分配通过价格的活动而得以安排，生计全仗于收入与支出之时；物质媒介不足之虑就成了所有经济活动明显且可依据的起点了企业主面对有限资本的选择性投放,工人们则希望在雇佣的酬报上有选择,消费者亦然。

消费的本身无疑是双重性的悲剧：以不足为始，以剥夺而终把国际分工摆在一块，市场上充斥炫人眼目的种种商品：所有这些好东西都伸手可及，却不总能得而有之更糟的是，在这消费者的“自由”选择的把戏中，每一个“得”同时也是一个“失” 因为每买一物就是放弃一些别的， ，那些放弃的，一般竟是边际性地较不可欲——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可能是更为可欲的——却无法子能得到的劳碌一生”这句话似乎是特别为我们铸造的；“短缺”乃经济颁下的赦令——是故也就成了我们经济学的公理：短缺之应用意味着在一定情况下，就可能的目标达到最大的满足而我们偏偏从这么一个角度去回顾狩猎民族既然作为一个现代人的我们，具备了种种技术却仍然没法子随心所欲，手执弱弓轻弩，半裸原始的猎人有能有什么机会呢？轻易地将他们硬套上布尔乔亚的欲望和旧石器时代的工具，我们贸然地就判定了他们境况的无望然而，短缺并非技术性手段的固有性质，它是手段与目的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考虑一种经验性可能；狩猎者以维持其生身之健在以事，而就此确定的目标而言，他的弓箭是适当的工具 可惜，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的应用中习有的痼疾及种种成见，合而排除这种认识的可能人类学一直倾向于借与新石器经济泾渭分明的夸张对比来强调狩猎的低效。

洛伊（Lowie)空洞地认定：“狩猎者必定要比农耕及饲养者要辛劳工作得多，才得以维生 ”在这一点上，特别是演化派的人类学，乐于——甚至理论上有必要——用非难性的老调民族学及考古学家变成了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家，在他们热中于他们的“革命”时，对旧“石器”的时代则不遗余力地大加攻击当中包括了一些陈腐的丑闻同时这也不是第一次，哲学家们将早先阶段的人性贬出文化，而视之为自然的东西布雷德伍德（Braidwood)写到：“一个人终生追逐野兽，杀了来吃，从一丛草莓移向另外一丛，其生活实与野兽无疑 ”狩猎者由是受到贬谪，人类学家遂放声为新石器大跃进而高唱：一个最主要的技术进步，导致了“从纯粹谋食的追求中解放出来，而造成了普遍性闲暇”……另外一个特别源于人类学对旧石器时代之非议，来自于欧洲人对现存采猎者——如澳洲土著，不虚曼人（Bushmen） 、欧纳（Ona)人或鸦冈人（Yahgan)——进行观察时他们自身所处的背景这个民族志的背景正好提供了一个产生幼稚看法的场合现代采猎民族所处遥远且异样的（exotic)的环境，使欧洲人欲对之加以观察，产生了（对他们情势作判）最为不利的影响澳洲或卡拉哈里沙漠之不同于农业或欧洲人的日常经验，对一个无思想准备的观察者而言，确感惊诧：“怎么会有人可以在这样的地方生存！”同时，加上狩猎民族变异惊人的食谱，认为他们仅仅足以维生的理论再次得到了加强；他们的食物中包括了欧洲人讨厌且认为不可吃的东西，他们这种地方小吃，遂一再被当作是他们饿得快要死的证据，我们应当多注意一下格雷爵士（Sir George Grey),他在 1830年代考察了西澳最贫穷的地区，他对当地百姓异常切近的注意，迫使他去反驳他的同侪对这种经济灾厄所作的臆想。

为了暴露他们“对野外土著风习的普遍无知” ，举了一个例子：他进行考察的同侪斯特尔特船长（Captain Sturt)遇见了一大群土著在采集大量的含羞草树脂，他遂推论道：“这些不幸的家伙，已经被推到最后的困境，他们没有办法获得其他的滋养，竟被迫收集这些分泌物” 殊不知，经格雷考察后发现，这种树脂是当地人们偏好的食品当节庆来到时，采集的场合同时促成大量民众的聚集，并一同扎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社交机会他结论道：一般而言,土著过得不坏；在一些地区，可能由于某些特殊的理由食物不足，如果这情况发生，届时人们 会放弃这个区域……我只能说在他们的茅舍中，我总是找到丰富的供应在做这个乐观的评价的同时，格雷特别留心不将那些生活在欧洲人城镇中的困顿土著包含在内，这个例外是很有启示性它提示了民族学错误观念的第二根源：狩猎民族人类学，大部分是对在别的民族管理下的“前野蛮人”的时空倒错的研究，如格雷曾经说过的：对一个社会的尸体进行验尸作为一个阶级，食物的采集者是逐水草而居的人口，他们是旧石器时代的孑遗；出没在与这时代生产方式极为不类的地域——一个历史世代的避难所——远远离开了文明中心及其周缘，以至于未曾遭受全球化文明演进的影响；因为其特有的“贫困” ，独立于其他进步经济的利益和能力之外。

进一步说，两个多世纪以来，欧洲帝国主义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的干扰极为严重，其程度可以说已使得作为人类学的库存货的许多民族志评介，事实上成为搀假了的文化赝品；如果今天的狩猎民族若干地贫穷，其物质“贫瘠而不可靠” ，这是本土状况的一个指标呢，还是殖民主义破坏的结果？2.一种物质的丰盛考虑到上述臆说中所谓采猎者们的贫穷，布虚曼人住在卡拉哈里沙漠而有一种“物质的丰盛”——除食物与饮食外，最起码在日常必需品方面——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新奇：当克孔（Kung)与欧洲人接触增多——已经在发生中了——他们才尖锐地感到缺乏我们所有的东西，而想要得多些？当他们站在穿衣的陌生人中间时，他们遂感到无衣的自卑然而，就他们本身的生活及用具而言，他 们是颇免于感受物质的压力的……他们生活在一种物质的丰盛之中，因为他们使用的生活工具适应于他们四周取之不竭、且 对任何人皆属免费的资源……即令不然，也足够维持人口的需要……（他们）由于手边原料之富，而取代了对用具的依赖克孔人不曾发展出长期贮藏的手段；没有必要或需求受到剩余及重农品的负累，他们甚至不愿每样东西都带一件；他们借他们没有的东西因为怎么惬意，他们既不贮藏也不累积除了与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