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梁启超论史家“四长”史学的客观性.doc

评论梁启超论史家“四长”史学的客观性=“news_bd”> 　　梁启超，一个十九世纪末期叱咤中国政坛的政治活动家，二十世纪初期风云中国史坛的著名史学家，被誉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才学识兼长和影响最为广泛的现代史林泰斗一，中国现代史学的拓荒者，其多数著作已成为当今史学工作者的案头必备其论述史学方法的两部书《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尤其得到史家推崇八十余年来，这两部书再版多次，时至今日，依然有其重要价值其论述史学的范围，史料的鉴别运用、史家四长，人物传记及各种专史的写作方法对于今天依然有指导意义尤其是其重新排列论述了史家四长，颇有新意 　　在梁氏看来，史家只有具备了德、学、识、才四长，才能写出好史来而今天历史学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巨大冲击，史学家能否写出梁氏笔下的好史来，在后现代而前已显得底气不足本文在解释梁氏史家四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史家具备了梁氏所说的基本素质后，距纯客观的历史之梦还有多远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以往的史书中存在着许多与史实相悖的地方，如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 　　)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重新论述了史家的才学识德四长，他认为子玄虽标出三处长处，但未加以解释，如何才配称史才、史学、史识，他不曾讲到。

实斋所著《文史通义》，虽有《史德》一篇，讲到史家心术的重要，但亦说得不圆满 　　故要对刘章二人的史学思想进行重新解释但梁氏依然用了章学诚的才学识德四要素做为史家的必备之素质，只不过其将其重新排列为德、学、识、才梁氏曾说过善抄书者可以成创作’，其对史家四长的重新排列正也印证了这一点梁氏之如此排列，是因为他认为史德之于史家是第一要素，是做出良史的先决条件，只有具备了史德，才可以谈到学、识和才的方而唐代史家刘知几将史家的基本素养概括为才、学、识三长才指掌握文献的能力、运用体裁体例的能力和文宇表述的能力;学指各方而的知识，主要是文献知识，也包括社会知识以及自然知识;识指史家的器局和胆识，亦即史家分析和诊断的有新意，并且要有尊重历史的态度刘知几认为才学识三方而，史家缺一不可清代著名史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将刘氏的三长发展为四长，又加上了史德史德即史家修史的态度德者何?谓著者之心术也自古以来，史家著史的良知是一直困扰着史家的一个问题 　　(一)史德所谓史德，梁氏在论述了过去史家的标准即`}L,术端正和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外，又特别强调了忠实，也就是对于所叙述的史迹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

忠实一语说起来似易，做起来实难，因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观这种主观，蟋结意识中甚深，不知不觉便发动起来，虽打主意力求真实，但是，心之所趋，笔之所动，很容易把信仰丧失了梁氏列举了做史有悖于忠实最常犯的毛病:夸大、附会、武断过分的夸大常引起一些毫无价值的无聊的赞关;为了证实自己的某种思想，常常引古人以为重，或引过去事实以为重，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做史之人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任意取舍材料，对自己有利的就使用，无利的就删除，甚至在材料不足的J清况下不得不用推想除了排除以上三种毛病外，史家对于过去的事实，十之八九应取存疑的态度，对于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说法要做考证，或者历史事实，因为种种关系，绝对确实性很难求得的时候，要并列各说，不能根据自己喜好任意取舍 　　(二)史学只有史家具备了史德，也就是从主观上戒除了上述夸大、附会和武断三点外，才能谈到史学的问题所谓史学，指史家的学问，即治史的广博的知识大凡做史学的人，起初都有宏图大志，想穷尽天下学问，通读所有史书，殊不知，要想无所不知，必定一无所知，故做史要求专、求精，力戒大而杂，要做窄而深的学问，这样才能把问题研究透彻只有先做了专门史，再逐类搜求，下苦功夫，方能日见成效。

要想做到专精，首先要勤于抄录，看见有用的材料就抄下来，顾炎武做《日知录》，钱大听做《十驾斋养新录》，陈兰甫做《东塾读书记》均用此法;其次要练习注意，要在读书过程中善于发现问题，找出对自己有用的材料，所谓无论读到甚么书，都要得到新注意再次，搜集资料要寻根问底，即逐类搜求，因一种资料追寻一种资料，跟踪搜索下去’，这样可以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好材料当然，并不是仅有专门知识就可以做出好文章来，还必须具有点普通常识，单有常识没有专长，不能深入浅出，单有专长常识不足，不能触类旁通，但在专长与常识上所下功夫应合理，一般以十之七八做专精的功夫，十之一二做涉猎的功夫此外，梁氏还流露出了建立史学史学科的愿望，他主张在全部学问中划出史学来，又在史学中划出一部分来，用特别兴趣及相当预备，专门去研究它 　　(三)史识所谓史识即史家的观察力不会观察历史现象，就不可能有研究心得，也谈不上历史研究梁氏指出，一般的历史观察法是从全部到局部，再从局部到全部，此二法要同时并用，缺一不可另外，历史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注重的是实验的观察，自然科学家可以通过反复实验来获得结论，而历史科学追求的是事实的关联，它具有不在场的属性，我们所见到的仅仅是以往发生的少之又少的一部分，况且我们所见到的仅仅是文本、遗迹等史料。

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是不断变化的，故史家要善于从不断变化的历史现象中得出恰当结论历史在演进过程中，具有很多偶然因素，有时单个人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也很大，故要善于观察个人，估量个人对全局的影响看一件事或一个人，不要断章取义，要善于把来龙去脉搞清楚另外在观察事物时要注意摒除传统思想，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不要被前人的见解所束缚，不能迷信权威，对于前人的见解应当充分估量其价值，对则从之，不对则加以补充或换一个方而去观察;还有就是做史要尽量摒除主观倾向，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梁氏十分推崇戴震的治学精神，‘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二语，实震一生最得力处另外，做学问不怕改动，要不断向自己挑战，一个人要是今我不同昨我挑战，那只算不长进 　　(四)史才史才即做史的技术，在这一点上，梁氏着墨颇多，从文章结构到文宇修饰，论述细致梁氏提出首先要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选出有价值的史料史料往往很多，要善于剪裁和割舍，去其渣滓，留其菩华;选取了恰当的史料，接下来是排列次序，最好的方法是将前人记载联络熔铸，套入自己的话里，而且引用古书时，尽可依作文的顺序任意连串，做成活泼飞动的文章;为了能充分说明问题，最好在体例上采用纲口体，这样可以伸缩自如，改动较易，并要辅以图表;其次梁氏特别强调了文采，要把文章写得栩栩如生。

文采包括简洁和飞动二点好的文章要做到说话少，含意多，做文章要做到章无剩句，句无剩宇要把普通的事件写得宇宇活跃在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当然做一篇好文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多加训练，要谨}h}、郑重、多改、多看一般人认为养成好的史才要多读、多写、多改，梁则倡导多读、少作、多改’，一宇之差，反映了梁启超求精的写作愿望，也是对他多年创作生涯的一种体会 以上梁启超论述的史家素养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首先史家要具备做史的基本素质，心术端正，力避偏见;其次史家要下苦功，要学会审定材料、驾驭材料和组织材料;再次史家要有卓越的见识，敏锐的口光，要善于在材料中发现问题;最后史家要文笔生动，写出的东西要吸引人 　　梁氏认为史学家要想作一部好史，应具备上述三长或四长此处好史，当指的是信史之意，也就是贴近事实之史其实早在1920年《清代学术概论》中梁氏就竖起了客观史学的大旗，试图在‘整理国故’的根基上创建梁启超式的科学的史学’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梁氏以大肆笔墨讲解史料的搜集与鉴别，意在通过对基本史料的甄别把握、正误辨伪，以达实事求是之口的史料的真伪与史家的叙述直接影响到史学的真实与否，就像梁氏自己所说:吾济有志史学者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述之，使恰如其本来，就像克伦威尔所说的画我须是我，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口的而不能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

　　任何一个史家都希望做出的历史接近历史本身甚至是与历史重合，那么如果史家具备了正确的史料鉴别法、心术端正、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洞察力和作史的技术后，能否就能做出信史呢?换句话说，究竞有没有纯客观的科学的历史呢?纯客观的历史之梦早有人做过，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在西方史坛上雄居百年，他所标榜的如实直书是许多史家做史的最高追求以史学便是史料学著称的傅斯年也被誉为中国的兰克在许多持此观点的史学家看来，历史研究者们要讲述全部真实，要消除偏见，历史家须是一个不为世俗权势、功利或馅诀所动的审判官但材料本身只是材料，它不是史学，只有史家在赋予了材料生命之后它才成为史学，这无形之中给材料注入了史家的思想，思想毫无疑问是人的主观意识，再客观的历史学家也不能承诺他的历史著作是历史事件的真实回放尤其是在今天，史学受到后现代主义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后现代那里，史学的客观性成了一句空话 　　后现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于欧关一股艺术、社会文化与哲学思潮其要旨在于放弃现代胜的基本前提及其规范内容它开始于人类学、社会学，之后向教育学、政治学蔓延，最后攻击的是西方现代历史学，并且现在大有行情看涨之势后现代历史学宗旨就是否认历史文本中所谈的就是真实的历史，而是史家对过去的一种解释。

所以历史学是更紧密地与文学而不是与科学相联系着的，那么千百年来史家所追求的作史的最高口标如实直书、照着材料出货等在后现代而前成了一句空话科学的历史学受到了严峻挑战，因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客体，他有思想有意识，所以历史研究并没有客体;而且人类自从一出现，就不是单个的人，孤立的人，而是群体的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所以历史研究与生活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研究历史就是研究生活进一步讲，研究历史的也是人，历史学家永远都是他本人在其中进行思想的那个世界的囚犯，并且他的思想和感受是被他进行操作所运用的语言的各种范畴所制约的;历史研究的最终结果是形成历史话语，即历史学家对自己所掌握的关于过去任何信息和知识的阐释，因此它就蕴含着人的思想也就是主观性在里而，基于历史研究的主体和客体都不是纯客观的，所以历史研究就不可能有客观性 　　英国哲学家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指出导致历史研究非客观的因素有许多，主要有四个方而:个人的偏好;集体的偏见;各种互相冲突的有关历史解说的理论和根本的哲学冲突王学典教授在《论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一文中，结合中国史学研究现状与特点，将以上四点进一步做了展开论述。

　　第一、个人的好恶指与历史学家的个性、气质、地位相关的那些价值偏好或偏见]此说与梁氏所指的夸大相似，梁氏说:夸大心人人都有，说好说坏各人不同，史家尤其难免自问没有，最好，万一有了，应当设法去掉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连梁启超本人不也说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甚么，照出来就是甚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把自己的主观意见铲除净尽，把自己的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但这些话，说来虽易，做到真难我自己会说，自己亦办不到梁氏并且承认自己多年以前所写的《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 史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好恶和看法’，对于同样的史料，不同的史家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比如100个人看同一棵树，他们所看到的树是不一样的，但他们看到的都是真实的，正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即使是同一史家在不同的阶段和背景下，由于史料的不断出现和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其解释也可能不同另外，有的史家认为个人或单个事件在历史中占据主要，而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