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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个人成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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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白居易个人成就   白居易的个人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  白居易贞元十六年 800年 29岁时中进士,前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初的规矩,回家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她做了左赞善大夫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  对如此大事,当初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竟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  白居易十分生气,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她热心国事,反而说她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个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  王涯说她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她写赏花的诗和有关井的诗,有伤孝道,这么的人不配治郡,于是她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她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贬官江州 现九江 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她说自己是“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因为挚友崔群的帮助她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她的才华,把她召回了长安,前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初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  于是她极力请求外放  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  在杭州任职期间,她见杭州一带的农田常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愿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处理了钱塘 今杭州 、盐官 今海宁 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浇灌问题白居易还要求,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浇灌农田时,要立即封闭;发觉有漏水之处,要立即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进了居民的用水条件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她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主要的地位在《和元九书》中,她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一直之则为道,言而创造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能够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表现着她“奉而一直之”的兼济、独善之道,因此最受重视。

      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她的诗歌主张,也关键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  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 六十八《议》 诗的功效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因此她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 六十九《采诗》 她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她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能够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含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需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成了极致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  因此她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 在《和元九书》中,她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和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她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 《伤唐衢二首》其二 ,并创作了大量反应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寄唐生》 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琵琶行》和《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原因的强化和以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关键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马上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  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一直伴伴随感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适当的气氛、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难过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气氛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作品  专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  她通常只选择最经典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专题,“一吟悲一事”,专题很明确为使专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专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专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她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她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  《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尤其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全部含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  讽喻诗志在“兼济”,和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和元九书》 ,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全部曾频频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和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和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因此影响更为深远  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 、“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 《对酒五首》其二 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 。

      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 龚颐正《芥隐笔记》 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和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同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 《二老堂诗话》 凡此种种,全部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诗歌理论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她终生遵照的信条  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含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收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  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  白居易不但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她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和元九书》 的看法,她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和元九书》 ,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  所以,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需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多种事件,反应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情况她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  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效。

        她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标准《和元九书》中她提出了著名的“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标准她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进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  766?779 以来逐步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发明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友好,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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