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研究史上的索隐派-《聊斋发微》.docx

    论《聊斋志异》研究史上的索隐派《聊斋发微》    朱泽宝（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200433）Reference：问恨生的《聊斋发微》是聊斋研究史上的第一部专著，将《聊斋志异》全书的内容分为“悲种”、“愤势”、“嫉富”、“贱士”、“尚侠”五例其中“悲种”为全书之主脑，其他四例皆由此生发《聊斋发微》有着明显的“索隐派”作风，将《聊斋志异》中的狐视为胡，认为书中的鬼狐与人的恋爱传奇隐喻着蒲松龄的反清思想《聊斋发微》的主要观点是不值一驳的，其错误产生的根源在于作者的民族偏见与相关知识的欠缺，但书中的某些观点对于今天的《聊斋志异》研究也有所启发Keys：聊斋发微；索隐；反清；偏颇红学史上，索隐一派堪称一支劲旅，时至今日，势头也不在正统红学之下无独有偶，在《聊斋志异》研究史上，也曾有过“索隐派”的影子，只是因倡导者声名不显，加之后继无人，现在已不为人熟知《聊斋志异》研究的索隐风潮产生于清末民初，其大意认为书中之狐即为“胡”之代称，蒲松龄的谈狐说魅，实际上表达着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最早提到这种说法的是吴沃尧，梁启超编著的《小说丛话》转述了吴的话：“今日忽有人创说蒲留仙实一排外家，专讲民族主义者，谓《聊斋》一书所记之狐，均指满人而言，以‘狐’‘胡’同音也。

故所载淫乱之事出于狐，无非其寓言云云［1］其时方为清末，这一说的出现实有为反满革命作舆论准备之意味进入民国后，此说仍为[来自Www.lw5u.coM]人所乐道如《古今小说评林》即说“《聊斋志异》一书，喜言狐，狐即胡也，是或以讥满清耳”［2］24以上诸人虽提及诸说，但都是只言片语，充其量只是主观的论断，并没有对《聊斋志异》的文本做深入的分析问恨生的《聊斋发微》却不大相同，其书在大力挖掘《聊斋志异》中反清思想的同时，对全书大量的单篇故事做以细密的考察，经其解读后的聊斋小说都与其预设的思想主题契合，俨然有集《聊斋志异》研究“索隐派”大成的姿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聊斋发微》在《聊斋志异》研究史上的意义可方之与红学史上的《红楼梦索隐》《聊斋发微》无论其立论是否合理，论证是否科学，无疑都是《聊斋志异》研究史上的力作，而今天已几乎湮没在世人的视野之外本文意在全面介绍《聊斋发微》内容的基础上，评其得失一《聊斋发微》于1915 年由中华图书馆出版，是《聊斋志异》研究史上的第一部专著作者问恨生，当系笔名，生平不详全书大旨即认为《聊斋志异》为富含种族革命思想的反清之作在谈及本书的写作缘起时，作者认为《聊斋志异》是在严酷的清初文字狱下历尽艰难流传至今的奇书，其中必然隐藏着种种不为人所知的秘辛，他的职责就是要把深藏在《聊斋志异》文字后面的秘密重新挖掘出来。

如他所说：《石头记》一小说，与先生《志异》一书，类能裒集遗闻，而加以渲染，一经针神熨帖，便成无缝天衣……民国以来，逸闻间出，乃耕肆力于此，乃知两书无一闲语，无一赘笔，每与友朋谈宴，用佐飞觞今因《红楼索隐》已有成书，故不敢复自秘惜，撮书要旨，以贻后人［3］13《聊斋发微》出版于1915 年，这里提到的《红楼索隐》，当为王梦阮于1914 年在《中华小说界》上发表的《红楼梦索隐提要》，亦可知《聊斋发微》的写作时间在1914-1915年间在问恨生看来，《聊斋志异》与《红楼梦》同是暗寓清初秘史的苦心之作，既然王梦阮等人已经完成了对《红楼梦》的索隐工作，那么《聊斋志异》中隐藏的秘密也应大白于天下了，《聊斋发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了《聊斋发微》的独特之处在于构造了一个完整的论述体系，使《聊斋志异》中的几乎每篇小说都与反满思想息息相关问恨生认定《聊斋志异》一书包含五例，“举此五例十变，执以读先生之书，于其大旨思过半矣［3］9所谓五例为：悲种、愤势、嫉富、贱士、尚侠在这五例中，尤以悲种最为重要，其他的四例在问恨生的论述中实际上是由悲种引申而出悲种一例，诸例之首，亦全书之纲所谓的悲种，问恨生的解释是：悲种云者，盖当满清入关之初，风教未同，权势炙手，捕奴圈地，搜色括财，佐协领之贪横，守尉兵之淫悍，王府家人之肆虐，屯驻旗丁之假威，怪怪奇奇，人情难忍……世界至此，人人丧其乐生之心，可谓不平之甚者矣。

先生于此，痛种族之凌夷，恨强横之难御，无可为计，乃于空中着想，作物极必反之观，演天道好还之例［3］3简而言之，蒲松龄是在目睹清王朝肆无忌惮地欺凌汉族人民而汉人又无反手之力的现实情境后，悲叹种族沦亡之痛，就以笔为枪，在书中尽写汉族高于满族之姿态因而，《聊斋志异》中处处可见满人臣服于汉人之象这一观点看似天方夜谭，问恨生却在《聊斋发微》能自圆其说，并有一定的迷惑力他使用的方法无非就是三类，即假托、推类、会意其中的“假托”手法在书中运用的最多，而且其他手法也多由“假托”推衍而出假托云者，其第一大旨，在托狐以言胡也［3］10至于“假托”手法是如何体现在《聊斋志异》这部大讲情爱的文言小说中的，又如何与民族感情相关联，《聊斋发微》中也有奇妙的论证：满人欺汉族实甚，故先生欲反其事而行止，非徒为快心之文，亦天人必至之理，故书中但有狐女嫁人之事，必无人嫁狐夫之事且或一人据其二，通其三，左有右宜，靡不如愿，女既执箕而荐枕，男或食肉而寝皮，怨毒之于人，亦云甚矣且书中狐妇，大抵皆克贤克孝，宜室宜家，能富贵其夫，能昌盛其子观狐妇之所以为报，无不逾乎其人之本望，一若天故生是，以福斯人也者而且貌必绝妍，足必纤小，快人快事，信乎其为倍蓰而偿也。

［3］14 -15质言之，问恨生认为汉人坐拥贤良貌美的狐女就是对清军入关之处欺男霸女的报复其更直白的说法：“彼族离人之妇，而亦离其妇夺人之女，而亦夺其女报施相等廓然，足以快国人之心［3 ］ 18此说的理由就是狐指胡，狐女也就是胡女，而书中的书生即是汉族男人的代表经过这样的偷梁换柱，蒲松龄精思妙笔塑造出的作为书生知己的柔美温婉、大义分明的狐女们，竟成了偿还民族孽债的工具；《聊斋志异》中歌颂爱情、赞颂女性的篇章也就变成了宣扬民族报复的狭隘的宣传品这无疑直接降低了《聊斋志异》的思想主题与审美艺术问恨生在书中对十余个人狐爱恋的故事都做了这样“别致”的阐述，最明显的是《娇娜》《娇娜》本讲述了孔生与娇娜之间奇妙的情感变化在《聊斋发微》的阐释中，孔生成了炎黄子孙的代表，其与娇娜、松娘等人的密切来往，不是对友情、爱情的赞颂，而是为了证明“惟有炎黄之胄，方能消此艳福”的谬说娇娜曾经的丈夫则被斥为“蠢尔吴郎”，其死是罪有应得的经过如此的解读，《娇娜》篇中呈现出来的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仇恨，原作之美消散殆尽悲种”例中运用的另外两种手法———推类与会意，也是沿袭了类似的思路推类云者，盖因狐拟胡，遂因狐之类，上而推之，为神为仙，下而推之，为怪为鬼。

神仙两类［3］27具体而言，就是将书中的神仙鬼怪都赋予民族属性会意”大致与“假托”类似，都是从书中人物的身份揣测其民族背景，如《鲁公女》一篇，因鲁公为三韩人，以三韩远在东北，就认定其为满族人由于“悲种一例，为全书之脑”，其思想也就成了《聊斋志异》的主体情感基调，于是另外的四例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悲种”的引申与推衍，也即其别样的表达形式愤势”是怒于满洲亲贵及其汉人奴仆横行一方的恶行而作，“或隐写以见其事，或直书而讳其名，此或身入囹圄，彼或报在妻女，天道不爽，真文笔可补造化之穷［3］5“嫉富”是不满于富人的为富不仁、嫌贫爱富甚至为非作歹，“不禁辞而辟之或具有性根，则丧家必复；或尚知任恤，则报称有人惟其泯顽不一结善缘者，不有夜奔当垆之女，以辱王孙；即有不辨菽麦之儿，以倾郭穴［3 ］6“贱士”在问恨生的阐述中，是由钱谦益、洪承畴等贰臣而起，因他们之所以能跃居高官地位最终卖国求荣，根子即在于他们当年参加考试时的主考不明，“故书中反复致意，于科名道中人，褒扬绝少，而转为怀才不遇者，启不平鸣先生之用心，殆谓无此诸主司，即无此诸亡国臣；无此亡国臣，亦即无此灭种之惨祸［3］7至于“尚侠”，则“为著书之本意，为诸例之结穴”［3］8，《聊斋发微》认为蒲松龄见官吏公事无人情事理可言，即期待有侠士的出现，“乃援子长之例，宏奖而鼓励之”。

[来自Www.lw5U.com] 诚如问恨生所言，这五例所涉及的篇章几乎囊括了《聊斋志异》的全部内容依照《聊斋发微》的阐释，蒲松龄在书中处处寄寓着反满复仇的民族思想，与今天通行的对聊斋的理解大相径庭在今天看来借狐鬼花魅歌颂爱情、赞颂女性的小说被解释为借此来“演天道好还之理”，充满着狭隘民族主义的浅薄与对女性的轻视；抨击科举制度的小说被认为是因降清贰臣而作；刺贪刺虐揭露封建统治黑暗的力作也被蒙上了民族仇恨的意味《聊斋发微》甚至认为蒲松龄除了寄托民族优思外，再无其他的创作动机比如说一贯被学界公认的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的牢骚心态，问恨生也认为根本不存在他说：“惟是人生泡幻，通啬靡常，达如先生，何介介于蜉蝣子之功名，至著书数万言，岂必专以一第为贵？……当时名在公卿间，岂专以一第为贵？是又先生不待科第，非科第不待先生，安有巢许，其躬而怨尤其志者？”［3］1终生对科考失利不能释怀的蒲松龄，在他笔下成了超脱功名的旷达之士至于表彰爱恋的短篇，问恨生直接否定创作时有任何情爱的动机，“先生聿著贤声，《志》称文章与道义并重，其不出此，有可断言［3］9 如是看来，《聊斋发微》所发之“微”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这到底是作者有功于柳泉居士的独得之秘，还是牵强附会的无根游说，识者自然知之。

二《聊斋发微》中充斥着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与轻视妇女的偏见，在今天看来无疑是荒唐的它与《红楼梦索隐》等索隐派著作一样出现在现代学术研究规范出现之前，在论述时深受儒家传统的“微言大义”思想的影响，沿袭着传统经学中习见的比附影射的思维模式，并迎合着辛亥革命后民族主义思潮这种种现象导致了索隐著作的过求甚解以致谬见迭出具体到《聊斋发微》，它的出现还有着特殊的学术史背景《聊斋志异》不同与《红楼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作者生平、交游、履历、思想等都非常清楚，若对蒲松龄有较深入的了解，自然不可能出现如此的“发微”之作这也是今天索隐派在《聊斋志异》研究界早已偃旗息鼓而在红学界还风头不减的原因在《聊斋发微》写作的年代，学界对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研究除了零星的评点外，还根本没有展开当时对《聊斋发微》的作者来说，几乎没有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供吸纳可以设想：如果他对蒲松龄的生平履迹稍有了解，就不会得出蒲松龄敝屣功名的结论；如果他知道后来学界对蒲松龄民族身份的讨论，就不会轻易得出《聊斋志异》反满的结论；如果他对《聊斋志异》的创作时间有大致的了解，也许就不会认为《聊斋志异》是有慨于清初时局而作最根本的是，由于作者相关知识的欠缺，才出现了以上所述的奇谈怪论。

问恨生认为《聊斋志异》中寄寓民族思想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狐指胡将狐与胡划等号不仅仅是因为二者发音相似，更重要的是顺治六年允许满汉通婚的政策让问恨生认为二者可以等同在分析《胡氏》时他说：“此则言直隶巨室，不言姓氏，而秀才则具其姓曰胡是明指胡，最为显确清初满汉通婚，以近畿一代最多［3］29更为巧合的是《聊斋志异》中的狐故事大多出现在北方，有学者后来统计，“《聊斋志异》写狐七十余篇，事在山东者最多，占了一半……涉及济南、泰安、武定、青州、兖州、曹州、沂州七府范围，包括了大半个山东其余北方之地，有山西太原、汾州，京师，直隶遵化、广平、永平、大名，河南鹿城、洛阳、南阳，辽宁盖州，陕西长安等［4］225今天的河北、山东等地在清朝也算得上近畿之地狐故事的分布地域几乎与清初满汉通婚的重点区域重合，更使问恨生认为蒲松龄写狐实际上是在精神上对满清贵族掠夺汉女的报复事实上，蒲松龄笔下的狐故事多发生在北方，恰恰是如实反应了狐狸的生活习性，并不含有任何政治意味蒲松龄之前的人们已认识到狐狸多活动于北方如《七修类稿》直言“山东多狐狸”［5］509，《万历野获编》更是专门谈到狐狸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