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简论.docx

    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简论    魏永贵1，赵富荣2（1.内蒙古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内蒙古文联作家协会，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Summary：本文分析了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的起因、发展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并说明了借助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天然优势，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具有前沿性价值，对我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Keys：内蒙古；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I206.7 ：A ：1673-2596（2013）12-0129-03一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他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及其外部世界关系的科学”1962年，美国女作家雷切尔·卡逊的生态文学作品《寂静的春天》，为生态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搭起了一座桥梁，标志着生态文学的正式诞生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发表《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提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概念，并以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探索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生态哲学思想催生了作家的生态意识，一批典型的生态文学作品诞生美国亨利·大卫·索罗的《瓦尔登湖》、前苏联作家维·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鱼王》、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可以吃的女人》、中国作家的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贾平凹《怀念狼》、张炜《九月的寓言》等，这些作品虽然基调不一，感情各异，但关注的都是生态问题。

随着生态文学的发展兴盛，内蒙古生态小说创作开始崛起内蒙古生态文学的创作与国内生态文学的创作同步，甚至早于全国乌热尔图、郭雪波、满都麦、阿云嘎等作家以小说、散文、随笔的形式展示民族风情，关注草原生态环境的变迁，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品中表现出的种种生态思想对于我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内蒙古生态文学作品的产生并非偶然首先，民族宗教文化的濡染造就了作家的创作灵性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接触较多的是萨满教和喇嘛教，萨满教崇尚万物有灵，平等相待；喇嘛教提倡众生平等，宣扬普度众生这些宗教教义与生态文学所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相一致其次，自然的珍贵启示滋养了作家的心灵与工业发达的中东部相比，地处边疆的内蒙古更好地保存着原生态的大自然一大批作家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在灵魂深处仍保有一份与自然水乳交融的亲密少数民族作家表现出更为鲜明的对于生态意识的追求以及对草原上的生灵的理解和亲和，笔下万物皆有灵，草木皆有情再次，现实的冲击更多的触动了作家敏锐的思维近几百年来，人类违背草原生态规律大肆垦殖，导致草原的沙化50年代的大跃进，向草原、沙漠要粮，导致生态危机加剧；“文化大革命”时期，知青以改天换地的斗志，以“人定胜天”的呓语，制造了更多的荒漠；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为了发家致富，草场、牲畜包产到户，一望无际的草原被分割成一个个网状的格子，每个单元格承载了载畜过量的牲畜。

草原沙化，草原生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以上三个原因，更为直接地催动了内蒙古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当然，中国古典文学、西方当代生态文学思潮以及国内外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兴起，也进一步推动了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二鄂温克作家乌热尔图是内蒙古乃至全国生态文学创作的先锋，其作品《琥珀色的篝火》、《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乌热尔图以森林为背景，描写了鄂温克人狩猎和驯鹿生活他从萨满教的万物有灵出发，展示了鄂温克人与森林互养互惠的生态整体观，森林养育了鄂温克人，而鄂温克人也与自然呼吸、共命运这是悠久的宗教文化传统和长期的生活积淀铸就的生态文学作品乌热尔图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作品在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对话中诠释人与生态的关系《七岔犄角的公鹿》里，“我”放走了美丽、骄傲、强壮的七岔犄角公鹿，而换回了继父特吉扭曲人性的舒展在征服与被征服之间，人与自然生灵和解了，人与人和解了,人在与自然的和谐中找到了人类自身的和谐《灰色驯鹿皮的夜晚》中芭莎老奶奶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奔向虚幻的驯鹿奔跑的世界，在灰暗的丛林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将最后的温暖留在了那里她死后被放在“给徒具四壁的木房添了几分暖意”的驯鹿皮上，人与驯鹿真正地融为一体，肉体与周围环境完美地融合而实现灵魂的再生。

老奶奶的死隐喻个体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在宗教精神的感召下，真正的鄂温克人告别世界的同时亦融入大自然，他们并没有与自然真正分离80年代兴起了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揭露批判人对于自然地破坏的生态文学，而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中更多的是描绘曾经存在的美丽和温馨，在回忆中唤醒迷失的精神价值，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表现族人的道德品质和人性之美乌热尔图后期的作品则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用震撼心灵的场面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化其美学意义《胎》里猎人舒日克捕获一只怀孕的母鹿，他想到了自己正怀孕的妻子他一直在跟这只母鹿喃喃而语，好像自己也变成了它，体会着它的烦恼和恐惧舒日克最后射死了母鹿，但他的眼睛里却是妻子的幻影，他觉得杀的是自己的妻子，心灵不断颤抖疑虑、麻木、懊悔、悲哀诸种情感交织在一起，冥冥中害怕自然报复的恐惧像影子一样挥之不去乌热尔图以人的情感去体味动物，亦以动物反观人性，人不能善待自然生灵，亦不能安抚自己的灵魂，揭示了生态危机导致了精神危机，预示着人类内在生命系统的崩溃蒙古族作家郭雪波以《大漠狼孩》、《大漠魂》、《沙狐》、《银狐》等生态小说而声名远播他的小说围绕科尔沁沙地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对日益荒漠化的故乡土地的哀叹，对现代人性的反思，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寻，反映了作者对生态危机的深层关注。

郭雪波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被流沙掩盖的古城遗址，像一首首哀婉的歌，重复着沙漠吞噬草原的悲剧：沙漠步步紧逼，人类步步后退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揭露了违背生态规律给人类带来的恶果《沙狐》中那只具有灵性的老沙狐，《大漠狼孩》中的那只蔑视人类的公狼，《苍鹰》中的母鹰，它们与人一样，体验着自然大化赋予它们的盎然生机；同时，也显现着它们自然自在，天真无邪的野性以动物未泯的真纯反观人性的卑微，呼唤具有真正生态人格的人人不是存在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护”[1]，具有生态人格的人都是自然和大地的看护者《沙葬》中的云灯喇嘛，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以众生一体的生态境界看护着自然生命，这是郭雪波生态理想的实践者面对生态危机的直接后果——沙地，面对精神危机的直接后果——道德沦丧，作者呼唤的是对自然地敬畏与感恩之心，呼唤回归传统的宗教文化，追随萨满教的教义——信奉长生天为父，信奉长生地为母，信奉闪电雷火，信奉山川森林土地，信奉万物有灵只有信奉这些，尊崇这些，人类才能控制自身的欲望，以感恩和敬畏之心，与自然达成和谐，从而追求更高层级的精神生活，回到人的终极生命的意义上来，这是郭雪波生态小说的起点和终点蒙古族作家满都麦、阿云嘎是用母语创作的生态文学作家。

语言的隔阂，使得他们在中国生态作家的名单里缺失，但并不影响作家以更传统、更诗意的笔触关注草原生态、地球环境以及现代人类生态文化满都麦以神话世界的古朴和苍凉叙写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失落、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人性的沉沦，透视着沉郁的救赎意识满都麦以诗意的笔触揭示诗意的破碎，在破碎中以悲剧的审美，探寻生态危机的内涵，寻找重建人与自然的诗意和神性的和谐之路满都麦的小说多以“仁爱”为主题，《瑞兆之源》写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善，《马嘶·狗吠·人泣》描写了人对自然之爱，《四耳狼与猎人》中的“狼”在嗅出了“恩人”的味道后知恩图报，揭示了“狼性”之善《人与狼》中，他揭示了“人类那种极端自私、无比贪婪、肆无忌惮、绝无仅有的卑鄙秉性”，充满母爱的年轻的灰色母狼惨死，年幼的两只小狼崽只为了人要做皮帽子、大衣领子就被活活剥皮朝克始终替两只小狼在难过，感到非常愧疚”[2]，而慈悲为怀、悲天悯人的东日布老汉最后因无法承受活剥狼皮的罪恶自杀身亡人类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就轻易地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内在道德准则，造成人的主体结构的内在性缺失，精神危机随之产生满都麦小说在描写人性之善恶和“狼性”之善恶中，是对诗意的过去的追念和当前人类走出文明困境的反思。

爱的撒播与人性向善的回归是人类救赎的唯一出路善是“一种神性领悟，一种诗意情怀，一种人性的博大和完美”[3]满都麦以诗意的笔触表现诗意的破碎，更是在追求更高意义上的诗意重建即在尊重自然生态的同时，建构生态自我，从而达到生态境界所谓“生态境界”即指“人体验到与自然万物的大生命融为一体、主客不分、大化流行、生机盎然的境界，这是生命意义的最终圆满的境界”[4]其小说所思考的不再是民族生存的现实问题，而是人类普遍意义的终极关怀阿云嘎的生态小说《燃烧的水》、《有声的戈壁》以戈壁为背景，围绕生态与权力、生态与伦理，在平实生动的描绘中表现深刻的人文内涵浓烟和烈焰像数不清的巨大怪物，不断地变换着形状在那里相互缠绕着，扭动着，膨胀着，疯狂着，整个大院变成了魔鬼的舞场”[5]这是对油田大火的描写，更是象征、隐喻人与自然、人与人裂变之后的恶果作者在对恶的揭示中重新思索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科学与愚昧的辩证关系人类在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能不能在更高意义上回归生态文明？作品在质疑中探寻人类的救赎之路三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根植于民族长久的信仰和大自然的质朴，这一天然优势使得内蒙古生态文学的创作走在全国的前列。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即开始了生态文学创作，关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少数民族“特有的人与世界、人与万物之间的同一性、亲缘性的情感关系”[6]以诗意的笔触描写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人与自然共兴共衰，体现了生命整体意识这有别于80年代以揭露批判为主的主旋律生态文学创作，表现出强烈的生态意识，即“生态中心主义”作品中对人与自然朴质、真纯，充满诗意的描写，具有较高的审美艺术性，从而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革命，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7]内蒙古独特的地域性和独特的文化气质给作家带来的优势，历史和传统因素提供的丰富素材，民间文化的独特视角，更接近于原生态的叙述，使边缘的内蒙古文学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前沿性价值内蒙古作家应从更高意义上重塑自我，树立“生态中心主义”的意识，从生态整体主义的立场看待现实问题，大力弘扬生态文化和生态人文观Reference：〔1〕马丁·海德格尔.路标[M].商务印书馆,2000.403.〔2〕满都麦.满都麦小说选[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340,343.〔3〕〔6〕马明奎.生态：从诗意传统到绿色生存．满都麦小说选[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4〕汪树东.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1.〔5〕阿云嘎.有声的戈壁[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56.〔7〕胡志红.生态文学的跨文明阐发与全球化生态文化构建[J]．求索，1996，（3）.〔8〕乌热尔图.你让我顺水漂流[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9〕郭雪波.郭雪波小说自选集[M]．北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王文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