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比较研究.docx

新历史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比较研究 王喆 马新摘要：作为当代西方文论的两大重要流派，新历史主义与女性主义同为边缘话语而存在新历史主义关注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把文学文本置于权利结构中审视，力求描述权利冲突的动态过程;女性主义则强调对父权中心的历史文化的颠覆，寻找女性在历史中的真实发声，致力于发掘女性写作的传统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互有借鉴，两者具有较明显的亲缘关系从历史和性别的维度出发，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共同颠覆了社会权威和政治权威关键词：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历史;女性;颠覆权威：I207：A：16721101（2018）06007306一、新历史主义中的女性主义20世纪80年代，新历史主义（又称文化诗学）走向了文学理论的前台，构成了当时西方社会文化历史批评的主流形态然而，“和其他现当代西方批评理论一样，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渊源很难确定”[1]381较之于传统意义层面上的历史主义、或旧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的首要目标即在于修正1980年，“新历史主义”这个理论标签首先被加拿大批评家迈克尔马肯力使用，而赋予“新历史主义”这一文学批评术语真正内涵的当属当代美国批评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1982年，格林布拉特在《文类》杂志专刊的前言勇扛起了“新历史主义”的旗帜四年后，他应邀在西澳大利亚大学发表讲演，其讲稿《通向一种文学诗学》一经发表即被奉为新历史主义的奠基性篇章新历史主义，或是历史、文化诗学的问世掀起了当时美国文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批评界的巨浪，改变了20世纪晚期美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航向之后，以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乔纳森多利莫尔、路易斯蒙托斯、维勒等为代表的诸多新历史主义学家聚焦于重新探讨艺术与人生、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突显了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批评新历史主义的萌芽及其成长壮大无法摆脱后结构主义及福柯学术思想体系的广袤土壤如福柯指出，对于文学文本的分析“必须考虑到文本从中产生的更大语境和文化惯例”[2]701，而绝非是受制于传统的文本本身与作者的四个功能福柯关注于“权利”在社会中的流通和运作，判定权利即等同于压抑模式，这与新历史主义的某些思想主张、批评实践不谋而合新历史主义追随福柯，对权利的分配问题很感兴趣这个思想学派进行的历史研究部分目的在于揭示权利系统”[3]275此外，福柯借鉴了考古学的术语及模式，宣称正如考古学家一样，历史学家应研究特定历史时代中话语与非话语实践间的联系，以此表述其中潜在的知识型（episteme）。

新历史主义对文学文本的分析成功地为传统的文学批评、文本分析披上了一层带有历史厚重感的理论面纱，从而开创了文学研究的历史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新历史主义被视为一门庞杂含混的理论派别，它是一种跨学科的新型研究方法，或是一个带有争议性的理论标签新历史主义颠覆了常态下僵死的学科分界线，它“大胆跨越了历史学、人类学、艺术学、政治学、文学、经济等各学科的界限”[4]2新历史主义萌芽的茁壮成长得益于汲取西方马克思批评理论、福柯思想、女性主义的精髓再者，新历史主义学家的日常学术训练又与其它领域有所交叉，如作为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家的简汤普金斯、后结构主义者希利斯米勒等;更有“作为女权主义者的凯瑟戴维森，作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魏曼等”[5]35新历史主义学家的个人成长背景也映射着这种对异质文化的杂糅与包容：“许多新历史主义的学者是在激进学生运动、黑人人权斗争、妇女解放运动、反对越南战争的环境和气氛中受到教育而成长起来的”[4]420世纪后半期，作为一种跨学科、多维度的先锋理论思潮，新历史主义挑战西方社会文化所圈定的种种精神控制，颠覆精英学界所设定的传统学术规范新历史主义学家们更是倾其所有，努力挽救逐步消逝、隐匿的主体;或重新书写被淡化、被虚构的历史。

他们尝试揭示这样一个存在永恒争议性的问题：文学和历史这二者间有何种联系？答案只有一种可能：历史意识是解读透析文学文本意义不可缺少的因子 “新历史主义处在当代多种理论共同交织而成的复杂的话语网络之中，后者充当了新历史主义的思想前驱和对话语境”[5]3而在这个复杂的话语网络中，女性主义的位置不容撼动作为边缘批评，像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新历史主义直面权力、控制、社会压迫，强调性别、种族、阶级、心理方面存在的对立和冲突，从历史的对抗中把握文化精神[6]397 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共同关注于权利、压迫等议题，正是这种同属于边缘话语的特征统一起了两者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女性主义孕育于西方女性解放的政治斗争实践中，具有较强的社会政治色彩，其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即是“妇女如何面对在历史上由男性概念与价值观所支配的、强加于语言运动的任务？”[2]612女性主义主张对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进行批判，注重女性在家庭、社会、政治、经济等多个层面的平等、自由地位它指明男女两性间的性别差异并非单纯受制于个体的生理特征（sex），而是由父權制社会中的文化建构，即代表社会性别的“性属”（gender）一物所决定。

例如，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蒙德波伏娃就清晰界定女性是次于男性的“第二性”女性主义理论的较完善发展根植于西方女性解放运动史上的三次汹涌浪潮尽管这三次浪潮的着力点及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然而，在西方社会现实及文化发展历程中，这三次浪潮均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特别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批评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西方学界，是“从当时欧美风起云涌的妇女解放运动发展起来的一种极富活力、具有较强政治性的批评理论”[7]1和女权运动一样，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也是在争论、矛盾中展开的”[1]342，其目标致力于对被堙没的女性作家作品的发掘，重构女性文学的传统女性主义批评“专注于男性权利结构是如何被铭写（或编码）进我们的文学遗产中的，以及这种编码给作为人物、读者和作者的女性带来了怎样的后果”[8]175女性主义批评家质疑西方文学界所制定的“经典”范畴，尝试重新界定文学史的书写与编排从地域出发，女性主义批评又被划分为不同的地理家族，例如英、美、法三个不同的女性主义地理家族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英国女性主义的开拓者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就探讨了19世纪女性作家及其文学创作状态，剖析了其在写作过程中所要面对的诸多物质、体制及心理障碍。

70年代后期，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代表伊莱恩肖瓦尔特从历史等多个角度入手，首度指出女性文学本身应是一种亚文化按时间先后顺序，她把女性写作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女人、女权、女性阶段同时，以埃莱娜西苏为首的相关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则借鉴了多元的理论背景，例如精神分析法、解构主义等，使得法国女性主义蒙上了一层较为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虽然这三种女性主义批评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它们有着共同的目标：考察女性的真实地位，实现女性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平等地位，最终批判、变革整个社会这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号召女性作家通过文本书写能动地反抗父权社会中二元对立的性别压迫，倡导一种独具特色的女性主义的写作方式自其诞生之日起，女性主义批评向来就善于吸纳各理论流派的精华滋养，锻造出专属于女性性属的思想批判武器女权主义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广泛改造和吸收了在当代西方影响很大的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的思路与方法，体现了它的开放性，增强了它对父权中心文化的颠覆性[6]342新历史主义学家与女性主义批评家有着部分重叠的政治诉求，他∕她们同样寻求对文学理论的重新定义，是对文学理论的某种积极修正新历史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内在联系不可抹杀。

无论是其基础或目的指向，新历史主义都无法褪去它对女性主义影响的印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将自身与新历史主义学家相关联，探究女性的历史本质与文化构成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皆是以话语权力、意识形态为基点而向外围发散的文化批评，两者的研究领域存有较显著的交集地带通常情况下，这两种文学思潮都是以由重读经典开始，并随后在自身立场，例如历史、性别的层面上剥离出曾经被湮没的意义例如，新历史主义的先驱格林布拉特的研究兴趣多集中于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文学现象、莎士比亚研究等在其学术论文《权利的即兴运作》中，格林布拉特专门对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的女性人物苔丝狄蒙娜进行了新历史主义式的文本细读对于“第二性”，处于弱势地位的苔丝狄蒙娜而言，她所受的压制来自于以布拉班修为代表的父权文化和以奥赛罗为代表的夫权势力的双重运作在传统父权社会的桎梏中，苔丝狄蒙娜必须尽力使自己贴近男性主流文化所企盼的所谓的女性角色，例如成为一名孝敬父权的女儿和一位顺从夫权的妻子然而，通过适当的“权力的即兴运作”，表面顺从的苔丝狄蒙娜凭借着“自我塑形”、或是“协商”等另类反叛策略逃离了这种父/夫权的全景式敞视式监狱，颠覆了男性对其女性性属角色的理想期望。

正如格林布拉特所言：苔絲狄蒙娜的顺从“并非简单地认可男性权威，而是把它所回应的一切对象都情欲化了”[1]408同样，女性新历史主义学家汤普金斯在其《情感的力量：〈汤姆叔叔的小屋〉和文学史的策略》中从新历史主义视角出发，揭示了美国女性作家哈利叶特比切斯托小说中的历史真实汤普金斯坚信《汤姆叔叔的小屋》在根本上是一部激进的革命女性主义作品，原因在于“斯托将她描述的故事完全建立在基督之爱的救赎力量之上，建立在神圣的母性和家庭之上，并据此把美国生活中的权利中心进行了重新地位……这意味着新的社会不是由男人来控制，而是由妇女来主持”[1]415在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斯托夫人以其笔下所塑造的母亲形象，如典型母亲角色代表基督徒雷切尔哈礼德等，或是母系社会回击了当时美国南方残酷的蓄奴制度而之后，正是“这个母系社会构成了斯托小说政治颠覆性最强的一面，比发动一场战争或解放一群奴隶产生的效果更加深远，更具有摧毁性[1]413在《再现暴力，或“西方是如何取胜的”》中， 南希阿姆斯特朗和伦纳德特林豪斯两位作者重读了19世纪英国女性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他们两人对这部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文本进行了里程碑式的新历史主义解读，考察了其中文化规范的权力运作。

文中的女主人公简爱和多种暴力形式抗衡，或者说进行“自我形塑”和“协和”，多次胜出以致她最终蜕变为了“一个新的性别、阶级和自我族类的先驱”[1]422阿姆斯特朗与特林豪斯由此断定：以新历史主义为精准的切入点，原本渗透着强烈女性主义特征的《简爱》即被转换升华为一部历史文献，文中是“通过‘暴力来揭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其新历史主义倾向不言而喻”[1]418二、女性主义中的新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借助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各种洞见;反过来，它的洞见已经得到了具有各种不同观点的批评家们的支持[2]701新历史主义阐明了历史文本从深层结构上不可避免带有文学的想象和虚构这一事实，即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 and the textuality of the histories）这一有机的关联系统历史的存在与书写并非是作为一种绝对的真实，其中充满着无限的隐喻、不确定性和遮蔽性新历史主义学家更是认定一切既定的所谓的正史、大人物、大事件皆是由权力话语所规定的，无人能够修复完整的过去，历史的维度并非单纯的线性连续发展单个宏大的历史被重新叙述成为一个关于权力关系和权利斗争的故事，或被肢解为多个矛盾的、异类的、琐碎的故事。

但是，必须注意到，在这些交织的权利网和层层的声音维度中，女性性属的发声注定过于单薄，她们被永恒放逐于历史文明的边缘而与之相反，强权的男性声音则肆意充斥着历史长河发展的各个阶段新历史主义的洞见早已得到了女性主义的强力支持，它们共同认为：“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不可能与政治和历史相。